施耐庵《水浒传》小说主要内容及赏析

　　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代表作品·明清小说·施耐庵与《水浒传》

　　《水浒传》(亦称《忠义水浒全传》或《水浒全传》)，是我国小说史上首部以纯白话写作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它塑造了一系列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群像，蕴含着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几百年久传不衰，不仅在国内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而且早已越出国门，列入世界文学名作之林。

　　作者与版本

　　一、本书作者

　　这一名著，其作者是谁?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或者施、罗合作?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已，由于缺乏作者生平的确凿历史资料，一时难以定论。

　　其实，《水浒传》同《三国演义》一样，不是一人一代之作，也是经过多少代的酝酿，然后由民众、艺人和文士的集体创作而成书的。不过对它进行最后的艺术加工成为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虽然当今有些排印本，署名为施耐庵、罗贯中，但是最具代表性人物，则是施耐庵。

　　《水浒传》成书的演化过程是这样的：水浒故事在南宋时就已流行，并逐步进入话本与戏曲。据元代《大宋宣和遗事》关于“梁山泺(泊)聚义本末”的叙述中，“水浒”人物已有三十六人，文字虽短，但纪事已具规模，自劫取生辰纲、杨志买刀、宋江私放晁盖、刘唐下书和宋江杀闫婆惜以及征方腊等等情节，俱有记载。南宋罗烨《醉翁谈录》，缕列话本名目上，就有“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等篇目。在宋末更有画家龚开为三十六人作像赞，李嵩之流，也为他们画起像来。待到元代，在舞台上已搬演过若干“水浒戏”，李逵、杨雄、武松、燕青和张顺等都成了杂剧的主角。从南宋至元代末叶，就是《水浒传》成书前的孕育时期。及至明初各种条件逐步成熟，一部崭新面目水浒故事小说，就应运而生了。这是因为元末农民大起义风起云涌，群众反抗运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歌可泣事迹之多，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样，就产生了用长篇小说再现这个农民大革命面貌的客观要求。于是，思想敏锐的作家施耐庵即毅然挺身而出，承担了这个历史使命，终于花了多年心血，向社会献出了这部伟大艺术品《水浒全传》。

　　施耐庵的生平，自从一九五二年《文艺报》发表了一系列新发现资料以来，近些年又有一批新材料，是属于以前资料的续证与补充。经有关研究者的证伪和证实的艰苦探索，截至目前为止，大体可以探明其生平状况如下(参用刘冬之说)——

　　施耐庵，元末明初人。具体生活年代，据其宗族神牌及族谱记载：生于元成宗贞元二年(1296)，卒于明洪武三年(1370)，在世七十五岁。相传，他为舟人之子，十三岁入浒墅关私塾读书，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或三十岁中举人，三十五岁举进士。三十五岁至四十岁之间，曾官钱塘二载，以与当道权贵不合，一任未满，即悬印而去。后归苏州著书。至正十六年张士诚据吴，先征不应，后曾入幕。至正二十三年(1363)离去，至常塾河阳山(今属江苏沙洲县)，在江阴祝塘一带教书。洪武初自江南北去，归兴化，定居白驹镇(今属大丰)。洪武元年至三年间，刘基曾至白驹访问，欲荐为官，辞不就，卒于淮安，著有《水浒传》。生平曾与刘基、鲁渊、刘亮和顾祖逖等相友善。罗贯中为施耐庵之门人。

　　二、《水浒传》之版本

　　《水浒传》的版本很多，情况比较复杂。大体分类，有简本、繁本两大系统。简本特点是：文简事繁，包括全部故事，但文字粗糙，甚少描写。繁本特点，则是文繁事简。现今流传下来的主要版本有三类：

　　百回本 明嘉靖年间的郭勋刻本(存残本)，明万历十七年(1589)翻刻郭本的天都外臣(汪太涵)序本和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容与堂翻刻的李卓吾批本。这些版本的内容，包括梁山聚义，受招安，征辽、征方腊，而无征田虎、王庆的情节。一般认为郭本比较接近祖本原作，现有中华书局影印本和人民出版社的排印本。

　　百二十回本 明万历末袁无涯刊刻的杨定见序本。此本在百回本基础上，增加了征田虎、王庆的故事。现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

　　七十回本 这是金圣叹的删改本。他伪托“华贵堂所藏古本”，删去了原本七十一回以后的部分，伪造了卢俊义的一个“噩梦”(梁山英雄一网打尽)作为结束，又把第一回改成为“楔子”，对书中的文字，也作了一些修改与润色。这是明末以来最流行的版本。现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七十一回本《水浒》，就是以金本为底本，删去他的序文和批评，把“楔子”按原来面目，略加剪裁，改为第一回。而把最后一回“惊噩梦”，恢复为“排坐次”，全书成七十一回本，并进行了校勘，加上了注释。中华书局还影印了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

　　题旨与文学价值

　　一、《水浒》题材与故事单元

　　《水浒传》是一部反映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杰出小说。它通过梁山起义军的成长、发展和失败的过程，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了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活动的真实。虽然它长期以“小说”流传于社会，但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却非完全虚拟。宋代正史里有三处记载着宋江农民起义军的活动。以《张叔夜传》记载得最为详细，照录于下——

　　叔夜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张叔夜使间者觇共问，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馀，载卤获。于是幕死士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令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翻阅史书记载，是简单事件，而在《水浒》小说中，却演成了波澜壮阔斗争的精彩画图。这是作者将《水浒》成书前流行于民间的许许多多水浒故事，加以串连与综合，而最后演成一部拥字近百万的长篇小说，故事众多，头绪纷繁。近人文学史家郑振铎有鉴于此，特进行了疏理，分列成二十几个单元。特照录原文如下——

　　(1)3-7回：王进、史进、鲁智深; (13)52-54回：柴进;

　　(2)7-12回：林冲; (14)55-60回：高俅;

　　(3)12、13、又17回：杨志; (15)61 -63回：卢俊义;

　　(4)13-16回：生辰纲; (16)64-71回：关胜等(打曾头市);

　　(5)8-20回：小夺泊 (17)72-75回：李逵;

　　(6)20-23回：宋江; (18)76-80回：童贯、高俅;

　　(7)23-32回：武松; (19)81-82回：受招安;

　　(8)32-42回：宋江; (20)83-89回：征辽;

　　(9)43回：李逵; (21)90-100回：田虎;

　　(10)44-46回：杨雄、石秀; (22)101-110回：王庆;

　　(11)47-50回：三打祝家庄; (23)111-118回：方腊;

　　(12)51回：雷横、朱仝; (24)119-120回：大结束。

　　附注：

　　郑振铎在一九五九年《光明日报》 发表 《中国小说八讲》 一文。其中将《水浒》 同 《三国演义》 合为第四讲。他把水浒故事归为二十四个单元，如删去宋江、李逵重复计数，则为二十二个单元。

　　二、《水浒传》题旨何在?思想价值是什么?

　　对于这部小说的题旨，即对它的思想意义的理解与评说，要注意这样两个前提;一是据以评说的是什么版本? 因为《水浒传》版本众多，一百回本与一百二十回本，以及七十回本，内容有简有繁，思想也有参差，对其价值的论评，当不可同日而语;二是，以故事结局来论定思想价值。以农民起义失败的悲局为结局，同以农民起义成功为结局，当然，其评价就不一样了。这两条是互相联系的.七十回本，没有“招安”的情节，评说就不那么繁杂了。

　　现在，本书介绍的是岳麓书社出版的排印本《水浒全传》，评说当以此版为依据。

　　那么，应当怎样评价呢?

　　从文学批评史上看，对《水浒》的看法，曾经历了五次大变化：①明代评价此书的主流论调是“忠义论”;②清代主流论调为“非忠义论”(由于歧说较多，姑以此名之);③晚清至五四运动时期，则以“民主、自由、平等，反封建专制”为主流;④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以“农民革命教科书”为主流;⑤“文革”期间，曾一度以“宣扬投降(主义)”为主流;⑥“文革”后、改革开放期间，进入第六个变化时期，究竟以什么为主流?正在重新探讨、疏理中。

　　面对上述种种说法，究竟应取何种评价呢?

　　对于一部《水浒传》这样的小说，各代各时期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异说呢?我想，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是：由于《水浒传》有多种版本，针对不同版本，作不同评说，是理所当然之事。比如对于载有“招安”内容的一百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其说就不能同没有“招安”情节的七十回本与七十一回本一样。明代的批评是以一百回以上版本为主体的，而清代以后至五四时代，则据以评说是金圣叹削删后的七十回本。当今，各种版本都在社会上流传，其评说当依不同版本而定。

　　因此，我认为要对《水浒》作出正确评价，首先要区分版本而进行。这是正确的，是评论的前提条件。但在具体进行中，还得注意以下一些情况，加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一，首先确立四个区别：①将全书总倾向与个别或部分情节区别开来;②将起义军首领观点与从众之言行区别开来;③还要把作者指导思想与全书客观效应区别开来;④最后还有一点，即使是一个人物，也要将前后变化，乃至其言与其行，加以区别。

　　第二，正确理解“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和“梁山泊生活方式(也即社会模式)”的真意。以下分别加以诠释——

　　官逼民反——这里有个站在谁边的立场问题。作者以农民为立足点，因此，认为农民奋起造反，朝廷若干“命官”也被“逼上梁山”，其根本在统治者，而不在他人。正是统治者的“自我作孽”、“乱自上作”;造反者是“正义的化身”，聚众造反，是历史的必然，而举兵镇压造反，则为不义之举。这是从“以民为本”的立场出发所作出的正确判断。如果站在统治者一边来看“水浒现象”，就会将“盗贼”、“作乱”、“离经叛道”等等帽子横加在起义者身上，其书也会被诬之为“妖言惑众”的“诲盗”之书。并祭起“报应”黑旗(“子孙三代皆哑”等)，禁止流传，直至焚毁。

　　替天行道——这是我国历史上长期流行的先进意识——“民本主义”历史观的反映。先哲所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见《尚书》)。这是说，人民的意志与呼声，就是天的意志与呼声。作者理解这个哲学观念，因此，取“民本思想”作为《水浒传》的指导思想。否则，怎能把“民”当头的红线自开篇至书末，贯串始终呢?那么“天道”是什么?在这里就是“人道”、“民道”，也是俗语所说的“天理良心”。至于谁来行使这个“天道”呢?作者给出的答案，也很明确：当然是被压迫的广大民众，也就是梁山泊好汉及其领袖们。

　　梁山泊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以现代语说，即“梁山泊型的社会模式”。这在书中“梁山泊英雄排坐次”后边有篇言语，说明这里(梁山泊)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而且“识性同居”，“随才器使”，等等。看来，俨然是一个“大同世界”(见《礼记》所述)。即使将来实现人类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其人与人之关系，也不外乎是“异姓兄弟关系”而已。其时，梁山泊武装集体实行的平均主义，似乎已透露了某些曙光。当然，严格说来，它只是个体农民的朴素政治理想，是一种原始的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心理观念，自然是不能实现真正的科学共产主义的。施耐庵在书中设计的这个理想社会蓝图，虽然还只是一个中国式的“乌托邦”，但也有人认为，仍不失为迈向真正社会主义一个理想阶梯。

　　梁启超认为《水浒传》是民主、民权思想的萌芽。在《小说丛说》中，他给此书说了很多好话，在此，略摘一段与大家共鉴——

　　“忠” 有其二： “有忠君者，有忠民者。忠君者据乱之时代也，忠民者，大同之时代也。忠其君而不忠其民，又岂得谓之忠乎? 吾观《水浒》 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使后世倡其说者，可援《水浒》 以为证，岂不谓之智乎? 吾特悲世之不明斯义，污为大逆不道。

　　综上所述，可知《水浒传》之题旨是：反压迫、反奴役，有福同享，有祸共当;实行的是梁山泊型的社会模式。虽然，他们未能提出今后的理想社会蓝图，但他们却对天盟誓：“但愿共存忠义之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三、《水浒传》的文学价值

　　《水浒传》描写了北宋末年一次农民起义从成长到失败的全过程。它写的不是少数人的生活史，更不是那些才子佳人的爱情史。它涉及的描写面最广阔，所纳的内容最丰富，人民性、思想性也最为深厚。它的文学价值，自然也是最高的。这里，只举荦荦大者述说几点。

　　(一)它是从演绎史传人物到描绘传奇英雄的开路先锋

　　从讲史的《三国》到传奇的《水浒》，正好跨越了一个阶段——一个由历史人物的演绎到传奇英雄的升华。因此，两部书的性质和风格各异。《水浒》故事，是以历史的某一片断加以剖析，不是历史的全貌;其人物，也是“从人民里走出来的英雄人物”(郑振铎语)。

　　现在，看看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人物?据有些研究者分析，水浒人物的出身，约有六大类：

　　①平民——李逵、白胜、石秀、武松、刘唐、时迁、燕青和“三阮”;

　　②官吏——晁盖、宋江、朱仝、雷横、杨雄、戴宗;

　　③地主——史进、柴进、卢俊义、李应;

　　④武将——林冲、杨志、鲁达、关胜、索超、董平、花荣、徐宁、秦明、黄信、孙立、呼延灼;

　　⑤技艺者——吴用、公孙胜、安道全、皇甫端、汤隆、萧让、蒋敬、金大坚等;

　　⑥地方势力及强盗等——王英、孔明、孙二娘、李俊、张横、张顺、穆春、陈达、杨春、燕顺、周通等。

　　这些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游离分子”，都因为一个原由，即“官逼民反”而被迫会聚于梁山泊，干起了惊天动地的反压迫、反盘剥、反贪官的起义大事来。这些人的思想境界，大大有别于历史上许多小说人物：他们心中装着自己，也装着民众;他们为自己雪恨复仇，也为广大民众正义而抱不平。于是，他们高举的旗帜上写着：“官逼民反”、“劫富济贫”和“替天行道”!他们自上而下的整个起义队伍，镇日价地用流汗、流血和牺牲去实现自己这些口号。这也是他们大举起义的目标。

　　(二)艺术地再现“官逼民反”和“逼上梁山”的封建社会现实

　　在书首让反面人物之魁首高俅先上场，目的是让他带出同类人物、北宋亡国皇帝徽宗赵佶，从而勾划出当时最高统治集团的丑恶面目，表明“乱自上作”。同时，揭露了高俅横踞殿帅府太尉的朝廷高位，仗势欺人，阴谋陷害，排斥异己;并以王进“私走延安府”、林冲逼上梁山的事实，暴露了高俅之流的阴险狠毒心肠。这就很自然地引出英雄聚义，反抗官府的题旨。

　　高俅是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他拉拢京城内的蔡京、童贯一伙权奸和地方上一大批贪官污吏(如高唐知州高廉、江州知府蔡得章和大名府留守梁中书，以及华州贺太守等)上下串联一起，构成一只害人虐民的大黑网;同时，又勾结各地恶势力，比如土豪恶霸郑屠、毒死武大郎、勾引其妻的暴发户西门庆、暗取猎户“双解”猎物老虎，反以掳财罪名法办的地主毛太公和拥有地主武装同梁山为敌的祝朝奉父子，等等。他们结交官府，独霸一方，恃财仗势，鱼肉乡里;还网罗一些鹰犬爪牙，为虎作伥。

　　就是这样的黑暗统治，使得一群群底层民众奋起反抗，啸聚梁山结义;也逼得一批批统治集团内部的某些人士，在走投无路后，投入了农民起义行列。《水浒》就是这样地用活生生的情节，广泛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与罪恶，尽情地热烈歌赞了勇于反抗的各类英雄的业绩，从而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末年的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

　　梁山英雄在聚集水泊之前，许多都在社会上有过报仇雪恨、打击土豪、惩治贪官、劫富济贫和反抗官府等等仗义行为。不过，这些活动，都是一种“单干行为”，虽然也使统治者胆寒心惊，但威力还不大。自从聚义梁山，起义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一支强大武装力量，不时地攻打州府，打击官军，消灭地主武装，真正成为势声浩大的农民战争。三打祝家庄和智取大名府等许多大小战争实例，都说明农民起义军能够正确运用战略战术，而且纪律严明，克敌制胜，震撼了封建王朝。这也是朝廷调配力量，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地要消灭这支农民起义军的原因。

　　第三，体现了农民战争的规律，利于后世从正反两面吸取教训

　　我国曾经有过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其前途，往往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具体途径有四：一是全军覆没，销声匿迹;二是被招安，变成封建王朝镇压人民的工具;三是打下了山江，自己做皇帝，成了统治贵族，但仍是封建王朝，换汤不换药;四是自己打下江山，而成果为别人所攫取。总之，没有一次农民革命是真正成功的。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历史的真实。

　　正是着眼于此，我们认为施耐庵一百回本《忠义水浒全传》(包括一百二十回本)，以悲剧作为全部故事的结束，更能再现历史的真实，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果，对人们的认识作用会更大、更深刻。当然，这不反对以正剧来作小说的结束。

　　不妨看看作者在后半部写了“受招安”后的结果是什么?原来的起义英雄，不但没有飞黄腾达，安享荣华富贵，反而是：不是阵亡，就是残废，或者出家，或者吊死坟前，梁山的一百零八将，最后只剩了二十七人;最终，连起义领袖、招安竭力提倡者宋江，也逃脱不了死于毒酒的悲惨下场，以大惨局结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试想，对于招安后，遭遇如此悲惨前途，还有谁会去企求它呢!基于这一认识，那些把《水浒传》给予“宣扬投降”的定调，并不符合全书的总倾向。不过梁山英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现象，却是真正存在的。连最坚定的反抗者，李逵与鲁达，也只是反对坏皇帝，而拥戴好皇帝。说明“皇权”思想普遍存在，影响深远。因此，对写于几百年前的农民起义故事，今日的读者是不应苛求的。

　　卓越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是巨大的，古今均受到极高的赞赏。清人金圣叹，虽然不喜欢它的农民起义题材，但是，对此书的艺术技巧推崇备至，无以复加。他认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又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还说：“《水浒》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的性格，都写出来。”他还为《水浒》的写作方法，列出了十五条“文法”。是的，它的写作技艺实在高超，成就也是多方面的。这里，着重讲三点：

　　一、运用多样手法，塑造一系列典型人物

　　塑造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施耐庵的巨大功绩。正如刘大杰所说——

　　《水浒》 的写人物，不同于 《西游记》 的写神魔，不同于 《儒林外史》 的写士子，更不同于《红楼梦》 的写名门闺秀。它所写的大都出身贫贱的好汉，生龙活虎的英雄。它用的是粗线条笔法，……描绘出各种不同阶级，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

　　(见《中国文学发展史》)

　　前人说“梁山一百零八将，个个面目各异”，自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不过其中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不下二、三十人之多。特别受人喜爱的就有：鲁智深、李逵、武松、石秀和阮氏三雄，以及双解兄弟、李俊等人民英雄;至于林冲、杨志和宋江一类人物，也是可圈可点的，即使属于奸佞群像的高俅、童贯、王婆和黄文炳之类，也给人们留下了印象，有的还很生动。

　　这里，将其厘为四类，分别选录几例如下：

　　第一类：从人民中走出的梁山英雄：

　　李逵——出身贫寒，因打死人而逃至江州当了一名狱卒。他一身正气，造反意志最坚定，是革命性最强的劳动者典型形象。他蔑视权威，反对“正统”，大嚷“造反”，“要去东京，夺了鸟位”!后来反招安也最坚决，至死还在反抗。他为人忠直，急公好义，为事业不徇私情，为受难之人，则可抛头颅，洒热血。由于秉性纯朴天真，有时简单、鲁莽，有时好心办坏事。

　　鲁智深——他出身行伍，但既无产业，又无家庭，孤身只影，了无牵挂。为了搭救金氏父女，见义勇为，打死了地霸镇关西(郑屠)而成为逃亡者。在颠沛中，当了五台山和尚，后又去相国寺管菜园;为了救林冲，大闹野猪林，不得不去二龙山落草。这些经历镕铸了一个特别性格：慷慨爽朗，粗犷豪迈，心地朴直，常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义气满身。他的单纯、鲁直特性，常会“闯事”，但粗中有细，并不粗鲁到底。

　　武松——他是在出身下层的英雄中，最具特色的一员。他性情刚烈，武艺高超，对一切恶势力与不义行为，深恶痛绝，抑强扶弱，言出必果，俨若大丈夫气概。在处理事件中，表现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沉着冷静，分寸有度，是一个有思想、有才干的勇士型典范。

　　第二类：由统治阵营分比而来的梁山英雄：

　　林冲——出身军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他有地位，有家庭，还有娇妻，生活美满。他秉性耿直，但安于现状，怯于反抗，总是逆来顺受。他走上梁山泊道路并不简单：开初受到高衙内戏妻之辱，希望息事宁人，自灭心中怒火;但事与愿违，反遭到阴谋陷阱，因误入白虎节堂而被发配沧州;在途中受到解差凌辱，也不作反抗;待至火烧草料场，要取他生命，不反抗就死亡之关键时刻，才在幻梦破灭后，手刃帮凶而决心上了梁山。上山后一反过去的厚道、温情和优柔寡断的脾气，成为一员出色的反抗官府的战将。他正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典型代表。

　　宋江——梁山起义军的首领，究其出身也属统治阵营中分化而来的一员。此人的性格与功过均呈两重性：他既是梁山起义军兴旺发达的重要促进因素，又是导致农民起义事业走向质变，最后归于失败的重要因素。他的性格，始终是反抗性与妥协性并存。两种性格，虽也呈变化状态，可惜朝向负面变了过去，前期反抗性上升，妥协性下降;而在后期，却让妥协性不断上长，最后反抗性消失。于是，北宋末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经过“招安”而归于彻底败亡。

　　为什么宋江会成为这样的“两面人物”呢?

　　其实，在宋江思想上，聚义前后，始终由封建道德观念和“皇权主义”支配着自己的一切行动：人称“孝义黑三郎”，一封老父病丧的假信就改变上山的初衷;他有一定正义感，仗义疏财，时称“及时雨”，但闻知晁盖杀退官军时，又认为“法度上饶不得”;杀了闫婆惜，是宋江反抗的开端，但又不反抗，甘受官府的发配，还拒绝晁盖的援救;当受到统治者进一步迫害，判处死刑时，在梁山好汉于法场劫救下，他才下了反抗决心，打了“无为军”，杀了黄文炳，然后真正上了梁山，加入了农民起义队伍，同官军“大干了起来”。但他的妥协性，并未消失，当梁山取得决定性胜利，并“排了坐次”之后，体现妥协性的“招安”活动大大加强了，最后发展为一场大悲剧。

　　从宋江性格演变的最后结果，证明毛泽东在数十年前的论断是正确的——

　　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归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第三类：从社会“游离分子”变来的人物：

　　何九叔——他饱经风霜，通世故，晓人情，精明能干。他有从生活中来的机灵、圆滑、苟安的性格，从“送丧偷骨殖”的事件中，透露他的既老练又怯懦的两面性格。

　　王婆——她是封建制度下滋生的畸形人物。她的媒婆职业，使其善于观言察色，办事得心应手。其性格特征只两个字：贪与狠。

　　第四类：统治集团人物：

　　高俅——他原是一个“帮头浮浪”之徒，后得到皇帝宠信而成为统治集团的主要权奸人物，是统治者丑恶腐朽本质的集中体现者。同时，也是梁山起义军的主要对立面，既残酷又狡猾的“死对头”。他与朝中蔡京、童贯勾结一起，把持朝政，恃势压人，任意陷害忠良，造成王进亡命延安府、林冲刺配沧州道，杨志流落汴京城等非法大案。他还是一条黑线，将朝中的朋党、上下的贪官污吏和地霸恶棍，以至山寨贼人，统统串连一起，对人民实行压榨与迫害，并同梁山义军势不两立，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最得力干将。

　　毛太公——他是封建地主的代表，他生性老奸巨滑，贪得无厌。他将猎户中箭老虎暗藏起来，反诬解氏兄弟“抢掳财物”而送官究办。他还贿赂狱吏企图偷偷结果双解之生命，最后自己反遭灭门之灾。

　　二、《水浒传》是纯白话长篇小说的开拓者

　　《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北方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锤炼，首次以纯粹白话来撰写长篇小说，是我国白话小说史上的早期开拓者。它继承了宋元人的话本小说优良传统，超越了“三国”故事讲史多叙述历史人物、多写各集团之间斗争事件的范围，而改变为大写平民大众，面向广大社会生活，融合了讲史与话本小说的长处;扩展了小说题材领域，既写战争，也写日常生活，还大写平民英雄。在小说语言上，也摒弃唐宋传奇的古文用语，推开《三国》的半文半白的语言，而大量地使用经过提炼、比较规范的接近口语的纯白话语言。

　　施耐庵驾驭语言的才能，突出表现在语言高度个性化上。正如清人金圣叹所说，“《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并还他一样的说话。真是奇绝本事。”的确，书中的英雄人物的语言，往往因各人的身分、地位和性格不同而有区别。写人物对话，常在交待情节的同时，刻划其性格。作者在武松、李逵和鲁智深三人反对招安的语言中，就显示了他们间的性格特征。武松正直诚恳，李逵急烈粗鲁，而鲁智深则粗中带细。这样的实例，俯拾即是。

　　小说语言，不只指人物的语言，还应包括叙述与描写的语言(即文辞)。就整个文学语言来说，《水浒》语言的运用，是更丰富、更多彩，描摹人物惟妙惟肖。前人曾经称赞它，作者苦心孤诣地用一手之所画，一口之所运，使梁山一百零八将，各入妙境。你如能细细体悟作者的文辞经营和人物语言，你就会说，所言不谬。

　　三、此外，从它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来看《水浒》的艺术成就确实令人咋舌

　　这部充满反抗意识的小说，简直是封建统治者的报死丧钟和灭顶的洪水。因此被诬称为“诲盗”之书，勒令禁绝，并诅咒流传此书者“没得好报”。

　　这部洋溢民本思想和关爱热情的小说，却代表着社会良心，人民道德准绳，是社会正义的化身，故而人人争读，老少共赏，家喻户晓，代代相传。

　　这部被誉为“纪言纪事之大观”的小说，构成我国小说史的优良传统，成为后世作家的范本。只要你注意后世的若干小说人物，如唐程咬金、尉迟恭，宋之牛皋、焦赞、孟良等形象中，就会发现李逵的影子。

　　这部集中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内容与经验的小说，使后世的人民群众反抗运动的一些领袖从此书中得到启示，并作为学习资料而广加传播。清人著书说，草泽英雄的“奇谋密策”，“全以《水浒传》为师资”。李自成、宋景诗和洪秀全等人，还以《水浒》中的政治口号，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或动员大会的说辞。

　　这部丛集各种斗争故事和戏剧性情节的小说，往往成为后世的戏曲、小说和民间文艺，撷取题材的源泉或仿作的样本。如小说的《说唐》、《杨家将》和《水浒后传》，以及戏曲上的《宝剑记》和《义侠记》等，都可瞧见《水浒》的影子。

　　这部小说的影响，早已播及海外，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综上所述，作者抓住农民起义军思想上复杂的悲剧矛盾，通过真实绚丽的艺术形象，站到封建社会农民反抗斗争必然失败的历史高度，将其有头有尾地完整地再现了出来，不仅是艺术上的巨大成就，且具有更伟大的历史价值，完全可以称它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战争的恢宏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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