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一)》人物形象及性格特点分析

　　崔莺莺是元稹《莺莺传》中的女主人公。这篇传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九月，与它同时写成的还有元稹友人杨巨源的《崔娘诗》和李绅的《莺莺歌》。莺莺是我国古典文学人物长廊中典型的女性形象之一。

　　关于崔莺莺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因而传播甚广，流传久远，尽人皆知：莺莺随同母亲郑氏返归长安，在蒲州的普救寺内暂作停留。恰值蒲州军乱，面临即将被侮辱的困境，崔氏母女“不知所托”。同寓在寺中的张生与蒲军中的将领有旧，因张生的帮助，她们才避免了遭抢劫、受躏辱的厄运。事后，郑氏设宴答谢张生的救护之恩。在张生与崔氏初次见面的宴会上，张生为崔氏“颜色艳异，光彩照人”的美貌所动，通过崔氏的婢女红娘，赠送《春词二首》，以挑逗莺莺。崔氏为断绝张生的“非礼之动”，伪以《明月三五夜》诗召请张生。张生梯树逾墙而至，崔氏则“端服严容”，向对方说明自己的苦衷，劝说张生放弃非份之想。但过了几天，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崔氏面对“性温茂、美风容”的救命恩人，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思，又主动将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了意中人张生。此后崔氏张生在西厢私会将近一月。其后张生离莺莺而去，数月之后又复归蒲州与莺莺再次相会。张生喜新厌旧的心态最终促使他借故前往长安应试，弃莺莺而去。一去不返的张生还假惺惺地写信寄物，安慰被他自己抛弃的莺莺。这时的莺莺虽已看清张生“始乱终弃”的真实意图，但仍对他抱着回心转意的幻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既有哀怨的哭诉，也有深情的劝说。但张生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将这封情真意切的来信告示他的朋友，企求对自己的支持，并以“尤物”、“妖孽”为由，表明了自己的“忍情”态度。莺莺重修旧好的希望终成泡影，不得不“委身于人”。半年之后，张生路经崔氏所居，以外兄的身份求见莺莺。这时的崔氏已不再对张生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决然地拒绝了张生的一再求见，并用两首诗向张生、也是向世人揭露了张生的伪善欺诈，倾诉了自己的不幸与不平。

　　在元稹的笔下，莺莺是一个“贞慎自保”、 “不可以非语犯之”的女性。当郑氏为答谢张生而命莺莺出拜时，崔氏推三阻四， “辞疾”，不肯从命。最后迫于母命，才勉强出见： “久之，乃至。”又“常服睟容，不加新饰”。说明崔氏久而不至，不是在打扮自己，而是在推诿，希望躲过这一次见面;或者说在拖延，尽量缩短会面的时间。及见张生，又“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完全是一副被迫应命的样子。张生“问其年纪”，不见回答。酒席之间， “张生稍以词导之”，而莺莺再次“不对”。可见崔氏性格稳重，绝非张生所诬蔑的“尤物”和“妖孽”。

　　莺莺又是一位巧于应变的女性。崔氏面对张生“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的“非礼之动”，出于青年女子的本能，自然要保护自己的贞操。但崔氏也意识到，这位张生是她全家的救命恩人，母亲明示不必“远嫌”的兄长，非同一般向自己求爱的男子。莺莺既要保护自己，又不能伤害张生的感情;她既不能张扬其事，但又不能听任事态的发展。但她在这样复杂而难于处理的矛盾面前，善于应对，巧于处理：她以含而不露的《明月三五夜》诗召请张生，又以明确无疑的言辞，指出张生“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的不道德行为。继以坦诚的胸怀，向张生表明自己的为难之处： “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必至。”张生听了这一番义正词严的劝说， “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

　　莺莺也是多情善感的女性。她虽然大数张生之过，但其内心还是不平静的。既感到自己向张生表明了态度，卸去了心头的重压而高兴;同时也感到：如此对待恩人张生，是否有点过分?张生能否经受得住这个挫折?这种矛盾、后悔的心情，是促成其“自荐枕席”的原因之一。同时，莺莺时年十七，正是情窦初开的年华，而又内秉“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的品性。她面对扶危济困而又年轻貌美的张生，产生了寄托终身之想。男欢女爱，本是人们，尤其是青年男女的正当情欲。如果不是张生后来背信弃义的作为——而这崔氏当时是无法预料的——眼下的张生确是值得莺莺寄托终身的男性。崔氏正是在这样复杂情感的支配下，主动向张生奉献爱情，既为治愈张生的相思之疾，以报答他的救护之恩，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寻求自己的爱情归宿。

　　莺莺是才气横溢的女性。她的《明月三五夜》诗连题目在内，仅二十五字，但却给人一种清新、柔情的美感。 “自从”诗娓娓道出被弃的凄惨之况。“弃置”诗将张生——唐代社会里的“氓”的嘴脸揭露无遗。而更令人钦佩的是崔氏写给张生的回信：她以饱含真情的文字，回忆她与他那终身难忘的西厢幽会，倾诉那抱恨终生的分离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悠悠情思。字里行间，悲与喜并存，爱与怨相间。对张生既有委婉的责备，但仍痴心地寄托着重修旧好的希望。这封情文并茂、沁人心脾、动人心弦的长信，把她永远难忘但又不堪回首的往事像涓涓细流般地汩汩而出，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向读者诉说自己的苦闷与惆怅。这封在唐代传奇中极为罕见的长信，充分展示了莺莺的聪明才智。

　　张生不仅抛弃了无辜的莺莺，而且还把“妖孽”、 “尤物”之类的罪名强加到她的头上。对此，她不平、企求，她怨愤、抗争。这在她与张生最后分别时的赠言里，在写给张生的回信上，特别是最后那两首“自从消瘦减容光”、“弃置今何道”诗中，都明显地表露了这种情绪。尤其在张生“求以外兄见”之时，崔氏的反应十分强烈： “终不为出。”一个“终”字，说明张生的求见肯定是再三再四的，而莺莺的拒不出见，肯定也是坚持到最后的。但企求与不平，怨愤与抗争，都无法改变她的命运。在唐代的社会条件下，她只能被迫接受被遗弃的结局，成为生活悲剧的主角，带着不尽的屈辱与无限的悔恨，向人生的终点走去。

　　莺莺有她的美德，也有她的弱点。她的弱点就是对信誓旦旦的张生缺乏应有的警觉，太善良也太重感情，以至误入爱河而不能自拔，陷进张生的圈套而无法自救。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性人物画廊里，崔莺莺与霍小玉、杜十娘、林黛玉、窦娥、王昭君、李慧娘、李香君、白娘子……一样，以其特有的色彩，塑造了中国古代妇女的群像，赢得了千年以来读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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