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书东皋子传后》原文及鉴赏

　　〔北宋〕苏轼

　　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余上者。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余前，则余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当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余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

　　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日给酒三升，其弟静问曰：“待诏乐乎?”曰：“待诏何所乐，但美酝三升，殊可恋耳!”今岭南法不禁酒，余既得自酿，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复以酒遗余，余略计其所获，殆过于东皋子矣。然东皋子自谓“五斗先生”，则日给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余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

　　东皋子与仲长子先游，好养性服食，预刻死日自为墓志，余盖友其人于千载，则庶几焉。

　　——《东坡题跋》

　　〔注释〕　东皋子：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人。仕隋为秘书省正字，唐初以原官待诏门下省。性嗜酒，其诗多以酒为题材，赞美嵇康、阮籍和陶潜，嘲讽周孔礼教，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 待诏：唐初，以文辞经学之士及医、卜、棋、术等技艺人员置翰林院中，以待皇帝诏问驱使。门下省：唐官署名。 南雄、广、惠、循、梅：均宋代广东州名。救口不暇：应付自己喝都不够。 仲长子先：《旧唐书·王绩传》：“绩河渚中先有田数顷，邻渚有隐士仲长子先，服食养性。绩重其真素，愿与相近，乃结庐河渚，以琴酒自乐。” 服食：道家养生法，指服食丹药。

　　〔赏析〕苏轼撰写本文的时候，正是他历尽波折、贬居广东惠州之日。长期的贬谪生涯，南北奔走不定的困苦，使他身心都蒙受极大的损害。此际，他已60高龄，万死投荒之余，不得不承认“身无病而心无忧”这两种人生乐事是与自己无缘的了。他屡遭贬谪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早年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卷入党争的漩涡中，但惹祸的却往往是所作的诗文。政敌们挑出他诗中的个别语句，加以歪曲诬捏，罗织成罪。所以，当他贬到惠州之时，弟弟苏辙以及朋好相识者都纷纷来信，要他痛戒作诗，以免被人抓住把柄，再起风波。他也自知危机常在，诗文不敢多作了，惟有饮酒以排遣这痛苦的日子。可是自己虽好饮而没有酒量，无法从中获得最大的乐趣，于是惟有常常施药与人和请别人饮酒，这样便可在别人无病和得到“至乐”时，他自己就感到开怀酣适，仿佛得到与己无缘的“至乐”了。

　　东皋子王绩是位纵酒不羁的人。他本不愿做官，但为了能得到公家每日配给的三升美酒，才勉强干下去。苏轼倒会宽慰自己，他认为王绩的酒连自用都不够，而他自酿的酒，数量远过王绩，可以随意用来招待宾客，宾客常乐而自己又得以酣适其中。这种自寻佳趣的作法，稍稍冲淡他贬居的痛苦心情。

　　苏轼常常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现实生活中的不幸。这篇题跋行文委曲有致，通篇没有怨叹悲哀之词，尤为难得。苏轼的旷达洒脱的襟怀，与人同乐的人生态度，在这短文里充分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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