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系兴亡桃花扇》人物形象及性格特点分析

　　一

　　明朝末年，南京秦淮河一带，繁华靡丽，车水马龙。这儿有热闹的商业区——三山街，著名的佛寺——报恩寺，庄严的应天府学和科举的考场——贡院。然而最令人瞩目的，还是那妓院林立的两岸河房。据余怀《板桥杂记》记载：“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外表非常华丽。而名妓最集中、最令人消魂荡魄的，又是那长板桥东的旧院：

　　旧院人称“曲中”，前门对武定桥，后门在钞库街。妓家鳞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到门则铜环半启，珠箔低垂。升阶则猧儿吠客，鹦哥唤茶。登堂则假母肃迎，分宾杭礼。进轩则丫环毕妆，捧艳而出。坐久则水陆备至，丝肉竟陈。定情则目挑心招，绸缪宛转。纨袴少年，绣肠才子，无不魂迷色阵，气尽雌风矣。(《板桥杂记》)

　　这里所描写的妓女们的居所，是那样的优雅精洁，充满富贵气象;她们接待客人的礼节场面，是那样的细致周到，冶媚迷人。怪不得那些少年才子，都倾倒在石榴裙下了。

　　这些少年才子都是些什么人呢?《板桥杂记》又写道：

　　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接阳河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闲抛玉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

　　原来都是些饱读诗书而又风流自命的秋闱应试秀才。这些才子佳人们在一起，歌舞佐欢，诗酒行乐，充满了香艳的色彩。其中自然大部分属于追欢买笑，纸醉金迷，一旦裘弊金尽，“遂寡欢而愁殷。”但在明末特殊的文化政治条件下，也出现了一些新型的遇合。

　　原来，明朝自嘉靖、万历年间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后，东南兼营工商业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东林党，与大地主集团进行斗争。他们经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当权派，反对王公贵戚对土地的掠夺，反对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出现，他们代表统治阶段中的反动势力，擅政专权，强化厂卫组织，排斥异已，荼妻人民，对东林党人进行了疯狂的迫害，著名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都被捕下狱，受酷刑而死。但即使在缇骑四出、密探遍布的恐怖气氛中，东林党人们能坚持自己的政见，视死如归，同阉党进行不懈的斗争，因此他们也就更加赢得了人民(特别是江南地区人民)的尊敬和同情。天启六年(1626)在苏州逮捕周顺昌时，数万市民聚众抗议，最能说明人民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影响到青楼中的妓女。

　　明末江南地区随着经济繁荣而引起了文化的高涨，苏州、杨州、南京等城市中的妓女，为了适应高层次文化人士的需要，不少人接受了高度的文化训练。她们不但会品竹调丝，轻歌曼舞，而且会吟诗作赋，善画工书。这些聪明美丽而富有文化修养的风尘女子，自然也有着一双明辨是非的眼，一颗爱重才人的心。在一片敬重东林人士声中，她们也仰慕起东林人士来了。“笙歌画舫月初沉，邂逅才人订赏音。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秦伯虞这首《题板桥杂记》诗，生动地说明了秦淮歌妓的这种心态。东林后身的复社人士，自然也享有同样的殊宠。这些新的才子佳人的遇合，不一定都具有多大的政治内涵，但往往为人们所羡说乐道。当然，东林以外的名士，只要是郎才女貌，鹣蝶鸳鸯，也会传为佳话的。

　　在晚明新的才子佳人结合的牒谱中，最著名的有顾眉与龚鼎孳(孝升)，董白(小宛)与冒襄(辟疆)，马娇与杨文骢(龙友)，李贞丽与陈贞慧(定生)，柳如是与钱谦益(牧斋)。

　　明末江南妓女与东林、复社名士的结合，是两相倾慕的，富于浪漫情调和文化色彩。尽管这些出身低微的妓女，并不能取得正妻的地位，但夫婿对她们却能平等相待，钱谦益且因此遭到云间缙绅的攻击。这同一般官绅的好色纳妾，玩弄妇女，是有区别的。这是有一定爱情基础的结合，是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阶级偏见的结合。他们婚后一般在生活上互相照顾，在学术上(有时也在政治上)互相促进，女方对于男方的襄助尤多。这种新的才子佳人的遇合，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

　　在江南名妓与东林、复社文士的遇合中，簇拥出《桃花扇》中李香君和侯方域(朝宗)的爱情故事。同上述董小宛与冒辟疆、柳如是与钱谦益等人的故事不同，这是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写在传奇剧本上的，不完全是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真人真事。当然，这个故事也有它的原型，但远非剧本上写的那样富于传奇色彩，也没有那样的哀感顽艳，可歌可泣。

　　现实生活中的侯方域和李香君(原名李香，香君是爱称)，在明代末年曾经一度相好，这见于侯方域的《李姬传》和余怀的《板桥杂记》，情节都很简单。大致是这样的：李香为秦淮旧院——就是我们开头说过的那个风流旖旎的环境——名妓，娇中玲珑，侠而慧，善歌。崇祯己卯(1639)，雪苑侯方域来金陵应试，与之相识。当时因阿附魏忠贤被废的阮大铖也住在金陵，为陈贞慧、吴应箕等复社人士所排斥，想通过侯方域调解，遂托王将军与方域结交。李香见王将军家道贫寒，却每天以酒肉宴请侯生，顿起疑窦，劝侯生向其询问原由。王将军不得已，把阮大铖的意思告诉了他。李香劝他千万不要答应阮大铖的要求，以免为朋友所不齿。侯生听从了她的话，使王将军达不到目的，怏快而去。不久，侯生下第离开金陵。官僚田仰以三百两银子，邀李香一见，由于他是阮大铖一类的阉党人物，李香坚决不肯。据说，李香后来是依卞玉京终老的。

　　这一段侯李姻缘远不如上面说过的那几段来得浪漫而富于诗意，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也短得很。但因为它牵涉到复社与阉党的斗争，牵涉到明末忠奸、邪正的分别，所以被清初一位大戏剧家孔尚任看中了，拿来作为他的伟大剧作《桃花扇》的素材。

　　孔尚任(1648—1718)是山东曲阜孔子的第六十四世孙，出生在金戈铁马、烽烟未息的清朝初年。青年时代，从长辈那里听到了一些南明遗事，有憾于弘光小朝廷的迅速败亡，一心要为这段惨淡的历史，总结出一些值得吸收的教训，褒忠贬佞，“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在酝酿情节的过程中，他看中了侯李姻缘与忠奸斗争的关系，对于香君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染成桃花的传说，尤其感到兴趣，于是以侯李爱情作为中心线索，串演南明一代兴亡大事，写出了煊耀百代的传奇剧本《桃花扇》。

　　《桃花扇》的情节是这样的：崇祯十六年(1643)，复社名士侯方域(朝宗)侨寓南京莫愁湖畔，想找一位佳人作伴。秦淮旧院歌妓李贞丽有养女李香君，年方十六，色艺无双。罢职县官杨龙友就把她介绍给方域。当时魏阄党人阮大铖也住在南京，常为复社人士排斥，感到苦恼，杨龙友教他出资为方域娶香君，以便通过方域向复社人士说项，缓和双方矛盾。大铖遂拿出三百金托龙友备办妆奁酒席。定情之夕，侯生题诗宫扇，赠给香君。翌日杨龙友来，香君问起妆奁来历，龙友如实告之，香君立即脱衣却奁，因此得罪了阮大铖。

　　那时武昌总兵左良玉因兵粮缺乏，想就食南京。兵部侍郎熊明遇以良玉为方域父亲的门生，请其修书阻止良玉东下。说书艺人柳敬亭自告奋勇，前往投书，良玉得书乃止。但大铖却乘机在凤阳督抚马士英等人面前进谗，诬陷方域与良玉勾结取南京。士英决定逮捕方域，杨龙友急遣人报信，方域递到史可法处避难。

　　不久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消息传到南京，马、阮等人遂迎立福王，因此得到重用，把揽朝政。

　　侯生去后，香君独守妆楼。官僚田仰想用三百两银买香君为妾，香君不从，士英派人去强抢，龙友随行。香君持方域赠她的诗扇乱打，并撞地伤额，龙友只好设计令贞丽代嫁。几天后，龙友与教曲师父苏昆生共访香君，香君正在妆楼午睡，面前的诗扇血痕斑斑，龙友乃提笔画成折枝桃花。香君惊醒，见而叹息，苏昆生遂携此桃花扇为信物，代访侯生。

　　侯方域投史可法后，受命与高杰到河南防守，因与高意见不合，归家。后高杰为人所杀，河南一片混乱，苏昆生适于此时来到，在黄河上巧遇李贞丽与侯方域，遂同方域一起回南京。

　　另一方面，苏昆生去后，香君被马、阮征去侍宴，她乘机骂筵，几被处死，幸得龙友相救，遂入福王宫中。侯生回到南京，寻香君不见。适逢马、阮大捕东林、复社党人，被捕入狱。苏昆生向左良玉求救，良玉发兵东下，马、阮调驻守江北的黄、刘三镇迎敌，清兵乘机南下。史可法扬州殉国，南明君臣纷纷逃跑。侯方域和李香君也分别逃出，在白云庵张道士的斋坛上相遇，拿出桃花扇互叙旧情，被张道士把扇裂碎，喝令割断情根，两人遂双双入道。

　　这是一个宏伟而凄艳的悲剧。剧本的情节紧紧围绕着侯、李的爱情展开，通过这段爱情的悲欢离合，写出了南明一代兴亡的大事，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抒发了深沉的民族感情，就像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剧本的内容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剧本通过艺术形象所展示的历史教训是：由于阮大铖和马士英等权奸把持朝政，打击东林、复社进步人士，不惜抽调抗清兵力去打内战，以致清兵乘虚而入，南明迅速败亡。这一教训是颇为深刻的。作者通过情节和场面所流露的倾向性也十分鲜明。对于阮大铖、马士英这一类误国的权奸，极尽讽刺、贬斥之能事;而对于李香君、侯方域、史可法、柳敬亭、苏昆生等深明大义的爱国人士，则备致歌颂、赞扬。作者善于把爱情和政治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侯、李这一对情侣结褵半载，便告仳离，中间受尽折磨，而终于不得不割断情根，双双入道;与马、阮倒行逆施、打击正人、祸国殃民的种种行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埋葬侯李爱情的力量与倾覆南明政权的力量的一致，爱情的悲剧发展始终围绕着政治斗争展开：这在中国戏曲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成就。

　　历史悠久的中国戏曲，从元杂剧到明传奇，不乏描写爱情和描写政治的作品，但往往互不相属。像《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牡丹亭》、《玉簪记》、《娇红记》等优秀的爱情剧，大都限于反对封建礼教的范围;写妓女、书生恋爱的，像《金线池》、《曲红池》、《玉环记》、《西楼记》、《投梭记》等，也不过在争取自由婚姻之外，多了一点挣脱人身束缚的斗争，并不牵涉国家政治大事。写当代政治斗争的，如《鸣凤记》、《冰山记》、《磨忠记》、《一捧雪》、《清忠谱》等，却又不描写爱情。最初把离合之情和兴亡之感联系起来写的，是白朴的《梧桐雨》。但这个剧本和后来洪升的《长生殿》一样，都不过借安史之乱为背景，写唐明皇、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而梁辰鱼的《浣纱记》，则侧重写越国君臣的忍辱负重，终报大仇，范蠡和西施的爱情，不过是个虚写的外壳：都比不上《桃花扇》两者结合的圆融无间。《桃花扇》描写的侯李爱情，是建筑在共同反对阉党权奸的政治基础上的;他们为捍卫爱情而进行的斗争，与为政治清明而进行的斗争，是一致的。侯李两人爱情的命运，与南明王朝兴亡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这是爱情主题的重大发展。

　　《桃花扇》以侯李爱情悲剧贯串南明一代政治斗争，又以一把桃花扇贯串侯李爱情，人物生动，情节新奇，结构精巧，语言优美，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相当好，因此成为中国戏剧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三

　　《桃花扇》塑造了很多生动的艺术形象，侯方域、李香君、阮大铖、杨龙友、柳敬亭、苏昆生、李贞丽、史可法、马士英、左良玉等都刻划得栩栩如生，达到了“啼则真啼，笑则真笑”的地步。然而最突出的，当然是侯方域和李香君这一对爱情悲剧的主角。

　　侯方域(朝宗)是明末地主阶级少年名士的典型。他富有文才，爱惜名节，也有伤时忧国之心;但意志比较薄弱，政治才干比较空疏，一心想在爱情生活中求得安慰，最后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放弃个人幸福，走上“入道”的消极反抗道路。

　　作者给这个人物以大量的篇幅。全剧四十出，他出场的就有二十出。帷幕拉开，他在春光明媚的莫愁湖畔，抒发着客愁乡梦和离乱的感伤，表现出他的多愁善感。同时，作者通过他的自报家门和其他人物的口，向观众介绍了他的出身和教养：他的父亲侯恂官至司徒(户部尚书)，曾参加东林党;他本人是复社文士，才名早著：是个“家道才名，皆称第一”的翩翩佳公子。随着剧情的发展，作者又通过一系列动作、语言，通过他和其他人物的矛盾纠葛，揭示了他的独特的个性。

　　在剧情刚刚开始时，他和社友陈贞慧(定生)、吴应箕(次属)约好到冶城道院看梅花，不料家僮回报：道院已被魏府徐公子请客占去了。他忙说道：“既是这等，且到秦淮水榭，一访佳丽，倒也有趣。”这就透露了他有着浓厚的追求美色的要求。吴次属说：不如去听柳敬亭说书更好。他听了忽然发怒道：“那柳麻子新做了阉儿阮胡子的门客，这样人说书，不听也罢了!”这又显示了他和魏阉余孽势不两立的立场。寻求爱情安慰和反对阉党，这是他生活中两点执着的意向，此后他所经历的矛盾纠葛，大都同这两点意向有关。

　　在《访翠》、《眠香》两出里，侯方域的名士风流性格得到了大力的渲染。他听到杨龙友盛夸李香君“妙龄绝色，平康第一”，就往旧院寻访，一见钟情，又是恭维，又是奉酒，忙得不亦乐乎。梳栊之夕，更是如醉如痴，深情缱绻，同香君的结合，是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意义，他开始时还不理解，只是一心想安享才子佳人式的艳福。但是生活立刻使他为此而付出重大的代价。

　　《却奁》一出，写侯方域和李香君因性格差异而进发了一场冲突。作者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危机性事件，使侯、李两人性格经受了考验，闪耀出不同的色彩。成婚的次日，李香君发现妆奁酒席过于贵重，来路不明，询问那位出面帮衬的杨龙友，知道原来是阮大铖出的钱，目的是想请侯方域为他向复社人士斡旋。如何处理这笔妆奁，成为人物性格的试金石。侯方域听了杨龙友的话，就说：“原来如此，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这几句话，除了表明侯方域耳朵软，站不稳立场，看不出阮大铖的口是心非之外，后面还隐藏着另一个动机，就是想维系住李香君的欢心，怕退奁会拆散姻缘。一个人在遇到某种诱惑的时候，很容易显出他的意志和品格;看来，侯方域是经不住钱财和美色的诱惑，不惜牺牲他反对阉党的政治原则来迁就他追求美色的生活目标了，这显出了他性格中的动摇性。不过，出乎他意外的是：李香君却义正辞严地责备他不应该救阮大铖，并揭穿了他的隐秘意图：“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原来以为退奁会失去香君的欢心，现在一下子变成受奁会失去香君的欢心了，这是促使他态度转变的契机。加上香君的忠告，使他考虑到若是依附奸邪，那时社友群起来攻，就自救不暇了;这才幡然改图，对杨龙友说道：“这些箱笼，原是阮家之物，香君不用，留之无益，还求取去吧!”毕竟还是在香君的帮助下站稳了立场。这场由性格差异引起的冲突，由于人物行为的动机交代得清楚，侯方域起初的答应收奁和后来的退奁都合乎情理，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侯方域性格的发展。

　　经过却奁的风波以后，侯李爱情在共同反对阉党权奸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起点，发生了不同于一般才子佳人式的质的变化。但是，也正因为这样，这段爱情从此就受着政治风浪的左右，一步步走向毁灭。

　　作为却奁事件的反响，就是阮大铖的诬陷侯方域勾引左良玉大兵“明取金陵”。当杨龙友来向他报信时，采取什么态度应付，又是揭示侯方域性格的一个机会。且看这样的一个场面：李贞丽劝他高飞远遁，他先是回答：“说得有理。”继而发愁：“只是燕尔新婚，如何舍得?”受到了香君的批评，才六神无主地说：“是，是，但不知那里去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儿女情长的弱点。

　　侯方域这次出走，是投靠爱国将领史可法去了。他参加南都立主，向史可法指出不能立福王为君。他帮助史可法安抚四镇内哄，眼见调停无效，急得呆立叹息;“恨山河半倾，怎能重构!”他奉命作高杰的监军，到开洛防河，不能阻止高杰的骄横跋扈，后来高杰为许定国所杀。这些都说明他有爱国之志，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什么实际建树。

　　高杰被杀后，侯方域又回到南京去寻找李香君，不料媚香楼上，人去楼空，他只好伤心落泪。这说明他与李香君共同生活的愿望，始终不渝，然而阻挠他们结合的恶势力又一次起作用，他被阮大铖逮捕入狱了。就这样，政治理想，爱情生活，都因为同一反动力量的破坏而归于毁灭。

　　在最后一场戏中，作者又安排了一次危机性事件，使侯方域的性格在尖锐的冲突中来一次突变，放弃原来与香君团聚的愿望。这时金陵瓦解，天地崩覆，侯方域和李香君却在南京栖霞山意外地重逢了，这勾起了他再续前缘的希望。他不顾经坛严肃，上前拉着香君的手，情话绵绵，引起了因心灰意冷而入道的张薇的干预：

　　张：你们絮絮叨叨，说的俱是那里话?当此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

　　侯：此言差矣!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钟，先生如何管得?

　　张(发怒)：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这一番话说得他“冷汗淋漓，如梦忽醒”，终于大彻大悟，入道归山。这是明白了国家兴亡比儿女私情更重要的结果。虽然带一点消极色彩，但比起那种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还要迷恋个人幸福的人物，却强得多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冒襄和钱谦益，也不能和他相比，尽管他们都曾经打算响应反清复明。这是艺术形象高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的结果。

　　本世纪六十年代，有人认为侯方域曾中顺治八年(1651)乡试副车，写他入道，是为投降变节辩护。这是既无视历史、也无视艺术的说法。就历史事实而言，侯方域在明末是个复社少年，清流人士，于国家虽无多大贡献，但总不能说他对明朝怀有二心。一个人的立身行事是会有发展变化的，不能以入清多年后才应试的事移其评价于南明覆亡之时，何况他应试后又没有为清朝效过力!就艺术创作而言，人物的结局是根据主题思想的需要，从性格发展中自然导引出来的。《桃花扇》是通过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恨，剧中的侯方域不是“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的人，那么他于国破家亡之际一经点醒，便割断情根，幡然入道，自是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相反，像有些改编本那样，最后让侯方域穿着清装上场来见香君，则既糟踏了男女主角的人物形象，也破坏了剧本主题的统一。

　　孔尚任笔下的侯方域，由于扣紧了他的出身、教养、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写得合情合理，真实可信。作为一个悲剧人物，他能够唤起观众的同情和悲悯，原因是作者写出了他性格中的美。他能够克服阶级的偏见，对青楼妓女李香君产生始终不渝的深挚的爱情;他始终反对权奸，具有欲挽狂澜的爱国思想。由于恶势力的迫害和时代悲剧的重压，以及他由阶级出身带来的种种弱点，他只能以悲剧命运告终，给观众留下了深深的惆怅。

　　四

　　《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是明末秦淮名妓的典型。她聪明美丽，明是非，识大体，性格既温柔又刚烈，能够为自己的理想和尊严而坚决斗争，最后在亡国的重压下走向爱情被毁灭的悲剧结局。

　　她出场的次数没有侯方域多，全剧只有十四出;但是形象的鲜明性和完美性却远胜于侯方域。她的社会身份是妓女，作者在传奇惯例由正旦登场的第二出《传歌》中，充分描写了她的外貌、性情和才能。首先由假母李贞丽的口，说她“温柔纤小”，“宛转娇羞”，先给观众介绍一个概括的印象;然后让她艳装上场，轻唱一曲〔秋夜月〕，道出了自己的生活、穿扮和此时此地的思想感情：“香梦回，才褪红鸳被。重点檀唇胭脂腻，匆匆挽个抛家髻。这春愁怎替，那新词且记。”再通过杨龙友阅读四壁上名公题赠的诗篇，以渲染她的名气、声价;又让她在客人面前学唱《牡丹亭》中的“惊梦”曲词，以显示她的聪明和歌唱才能。可以说，在人物的一般特征方面，作者仅用了一出戏，就完成了介绍的任务。

　　在紧接下来的《访翠》、《眠香》两出里，作者充分描写了李香君的“娇羞宛转”。暖香楼初会侯方域，柳敬亭、苏昆士、杨龙友都在座，行酒会时，轮到她唱曲，她含羞不唱，柳敬亭说：“才子佳人，难得聚会”，拉着她和侯方域合饮“交心酒”，她羞得遮袖而下。成亲之日，她一方面为“闲花添艳，野草生香，消得夫人做”，即为可以脱离妓女的屈辱生涯、身子有所归宿而高兴;一方面又感到“今宵灯影纱红透，见惯司空也应羞，破题儿真难就”，含羞脉脉。这是切合她这个初涉人世的青楼少女的身份的，迥别于李贞丽、郑妥娘等老于风尘的妓女的放荡泼辣。

　　如果说，以上的场面都还不过一般的写出了一个妙龄妓女的外貌、性情的话，那么《却奁》一出，就接触到李香君的灵魂深处。她在贵重妆奁与政治操守的抉择面前表现得如此的清醒，不但令未脱尽庸俗观念、立场动摇的侯生大吃一惊，也令观众与读者大吃一惊。当她问知妆奁来历是阮大铖所送，而侯生因此答应为阮向陈定生、吴次尾缓颊时，她发怒道：

　　“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

　　她一面拔簪脱衣，一面又唱道：

　　“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这是何等的气慨，何等的品质!一切为了钱财而不顾名节的人，一切庸俗自私的人，都要在她的面前愧死!侯生见状也就立刻肃然动容，惊呼“香君气性，忒也刚烈”;并且连声赞叹：“好，好，好!这等见识，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经过了这一场风波，香君的识大体之名也就传到复社文人的耳中，吴次属就许她为复社朋友，并且说：“却奁一事，只怕复社朋友还让一筹呢!”

　　却奁带来阮大铖的报复，给侯生扣上了个勾引左良玉大兵造反的罪名。当侯生舍不得走时，她严肃地说：“官人素以豪杰自命，为何学儿女子态?”明知生离死别，态度却如此的坚决，又一次显出她高于侯生一筹的见识与魄力。通过这两次性格对比，李香君明辨是非、处事果断的性格特征，了然如见。

　　随着剧情的发展，作者对李香君性格的刻划，又引向一个新的境界。侯郎去后，她“立志守节，不肯下楼”;听说新漕抚田仰要出三百金娶她作妾，立刻表示拒绝：“这题目错认，这题目错认!可知定情诗红丝拴紧，抵过他万两雪花银。”“卖笑哂，有勾栏艳品。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她不图富贵，只愿忠于侯生的爱情。接着，马士英传她到万玉园唱曲，她推托有病不来：于是，一场尖锐的冲突爆发了：马士英派人去硬抢，想将她送到田仰船上，杨龙友、李贞丽帮着劝说，替她梳头、穿衣，她拿起诗扇就打。杨龙友想抱她下楼，她一面哭着说：“奴家就死不下此楼”，一面以头撞地，血溅诗扇，竟然晕了过去，拚死捍卫了自己的清白。这场冲突，深刻地展示了她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光辉性格。

　　李香君的碎首淋漓，不嫁田仰，是出于什么动机呢?表面上看，是为侯生守节。这在《寄扇》一出，通过细致的心理描写，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得保往这无瑕白玉身，免不得揉碎如花貌。”就是最好的概括。但这是否仅仅出于封建贞操观念呢?不，她还有更深一层的动机，就是保持政治上的清白操守。因为田仰和阮大铖一样，同是魏阉余孽。“阮家妆奁尚且不受，倒去跟着田仰么?”这就揭示了她抗婚中的崇高意识。当然，就算是捍卫她和侯方域的爱情不受损害，也足以令人敬佩，因为爱情的专一本来是一种美德，而她所拒绝、反抗的又是罪恶的横暴势力，不能因为其中杂有节操观念而加以贬低。

　　香群性格发展至此，也算是神完气足了。但是作者不愿意到此止步，他进一步调紧弦柱，又弹奏出香君性格的最高音。剧本写马士英、阮大铖在赏心亭饮酒看雪，传冒名李贞丽的香君去侍酒，她暗下决心，要“做个女祢衡，挝渔阳，声声骂”。来到筵前，便果然放声骂道：

　　“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觞咏”。

　　“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重新用，绝不了魏家种!”

　　面对着炙手可热的权臣，她毫无惧色，义正词严，冷嘲热讽;被推倒在雪地，又被踢上几脚，还是不屈服，仍然坚持斗争，大声说道：“奴家已拚一死，吐不尽鹃血满胸!”至此，她的反抗性格，达到了最高峰。

　　骂筵以后，香君是被送入福王宫中演戏去了，直到清兵南下，南京君逃相走，一片混乱的时倏，她才从宫中逃出，到了栖霞山。同侯方域一样，斋坛相见时，她起初也有重谐旧梦的愿望;但当张道士棒喝后，立即醒悟，跟着卞玉京入道去了。这也是明白了没有国就没有家这一道理的结果。

　　孔尚任通过一系列戏剧情节塑造的李香君的形象，是《桃花扇》中刻划得最成功的、最富于思想意义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既比现实生活中的秦淮名妓高出一筹，也比戏曲史上的女性形象更为突出。上面提到过的董小宛和柳如是，已经是秦淮、江南名妓中的拔萃人物，她们的才华和文化修养也许胜于《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但却缺乏那种嫉恶如仇、宁折不弯的斗争个性。而舞台上那些富于斗争性的女性形象，像窦娥、赵盼儿、谭记儿、红娘、李千金、秋胡、李慧娘等，她们的斗争多是为了捍卫个人的幸福;即使是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大抵也只是为了反对封建的婚姻，反对封建的人身迫害，而且多是被动的。像李香君这样自觉参加政治斗争、主动向反动势力进攻的女性形象，却是第一次见到。这是现实主义人物塑造的一个新成就。

　　《桃花扇》问世以后，立刻轰动了北京城。一些故老遗臣，看到这“桃花扇底送南朝”的当年南明的悲剧重现于舞台，都不免唏嘘啜泣，当时和后世对它的评价也很高。梁启超且认改它“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是“冠绝前古”的。这个剧本也有过不少改编本。最早的是和孔尚任合作过《小忽雷》的顾彩，他的《南桃花扇》把悲剧结局改为生旦当场团圆，为孔尚任所不满，也受到了梁廷楠的讥议。建国前后，京剧、桂剧、越剧、扬剧、评剧、粤剧、话剧、电影等也有改编演出，但与原著的结局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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