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阳货·第十七·共二十六章》原文及解读

　　阳货第十七　共二十六章

　　17.1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

　　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

　　遇诸途。

　　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译】阳货想会见孔子，孔子没见。他便送一只蒸小猪给孔子。

　　孔子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

　　结果在路上碰上了。

　　阳货对孔子说：“来，我和你说话。”接着说：“有一身本领却让国家处于迷惑状态，叫作仁心吗?”孔子说：“不可以。”“想做事又屡次放过机会，这叫作聪明吗?”孔子说：“不可以。”“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年岁不饶人呀。”

　　孔子说：“对，我就要出来做官了。”

　　【注】《朱注》：阳货之欲见孔子。……欲使助己为乱耳。故孔子不见，义也;其往拜者，礼也。

　　《集释》《集解》马曰：言孔子不仕，是怀宝也。知国不治而不为政，是迷邦也。日月逝，年老，岁月已往，当急仕也。

　　《杨注》：“归”同“馈”，赠送也。《孟子·滕文公下》对这事有一段说明。他说，当时，“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便利用这一礼俗，趁孔子不在家，送一只蒸熟了的小猪去。孔子也就趁阳货不在家才去登门拜谢。

　　【记】阳货是把持季氏家族实权的人。“不见”是躲避。但按照礼制，必须回拜，大概此人很不好惹，于是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不巧在路上又碰上了，只好忍受奚落，唯唯诺诺，勉强应对，相当狼狈。孔子这样低声下气，忍气吞声，是为了保身全生，免遭伤害吗?不可知也。也许这就是孔老夫子的“权”(灵活性)?也不可知。在子路，大概就不干。有人硬要为“圣人”辩护，说“愈雍容不迫，而愈刚直不诎，此其所以为时中之妙也”(胡炳文《四书通》)，牵强得很。

　　17.2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译】孔子说：“人性本相接近，习俗使之遥远。”

　　【注】《康注》：后人言性甚多，世硕以为性有善有恶，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皆言性有善有恶，孟子则言性善，荀子则言性恶，告子则言性无善无不善，杨子则言善恶混，皆泥于善恶而言之。孔子则不言善恶，但言远近。

　　《集释》《皇疏》：性者，人所禀以生也。习者，谓生后有百仪常所行习之事也。人俱禀天地之气以生，虽复厚薄有殊，而同是禀气，故曰相近也。及至识，若值善友则相效为善，若逢恶友则相效为恶，恶善既殊，故云相远也。

　　【记】《论语》一书，只两次谈到“性”。其一是“性与天道”，一处是这里。这两个“性”到底是否同一含义?从古至今，注家大有论争。在我看来，至少“性”在这里还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不像孟子大讲“人性善”。孔子只讲“仁”，并以“礼”归“仁”。孟子则将“仁”归于“四端”，成为先验的性善。而后，《易传》、《中庸》再归于宇宙观(外)本体论(内)，即“天行健”和“天命之谓性”，进一步体系化了“性”“命”，组成儒学框架骨干。汉之阴阳五行，宋明之理学心学，更进而发展之。孟子的学生告子认为“食、色，性也”。焦循也说，“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女，人与物同之”，这可以发展为近代自然人性论，如康有为。康当然是受西方影响，但自晚明王学以来，依其理论逻辑，也会生发出“欲即理”的自然人性论来(见拙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自然人性论必须与近代社会生活(繁荣发达的物质生活)有内在关联才能充分发展。中国千百年来直到现代，主流仍是各种“天理人欲论”，甚至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装束重新出现，泛滥在“文革”之中。“人性善”与“六亿神州尽舜尧”，未尝没有联系。

　　“习”字颇值讨论，此“习”主要应指“习礼”。“礼”必须“时习之”。此“习”并非记诵、思考，乃行为、活动。伊若泊(Robert Eno)因之认为儒学乃技艺之系统(system of skills)、实践之规则，而儒家乃“舞蹈大师”(master of dance，见其The Confucian Creation of Heaven，Suny，1990)，虽颇夸张，却有道理。“巫”、“舞”本同字同源，均远古礼仪实践。中国实用理性乃通过礼乐活动而建立，与西方思辨理性通由争辩、逻辑建立固不相同也。

　　17.3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译】孔子说：“只有最聪明的和最愚蠢的，才不改变。”

　　【注】《集释》王阳明《传习录》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记】“上知”是“生而知之”，即超人或天才，孔子说自己不是，前章已有。“下愚”大概是白痴吧?其实“唯”字最重要，就是说，除了超人和白痴，其他人都可以也应该受教育，如此而已。不必穿凿解说，也不必以辞害意。阳明的解释则着重于自觉学习。

　　此与上章同一意思，亦可解释上章之“性”。

　　17.4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译】孔子去到武城，听到一片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微笑着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

　　子游回答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君子学礼乐就会爱人，老百姓学礼乐就容易听从指挥。”

　　孔子说：“同学们，子游的话对呀。我刚才所讲不过是和他开玩笑罢了。”

　　【注】《康注》：孔子礼乐并制，而归本于乐。盖人道以乐为主，无论如何立法，皆归于使人乐而已。故小康之制尚礼，大同之世尚乐，令普天下人人皆教和无怨，合爱尚同，百物皆化，礼运以为大道之行也。子游尝闻大同，其治武城先以为治。

　　【记】其实孔子并非开玩笑，割鸡本不必用牛刀，小官又何须大做。但孔子又不好认真如此说，当时神态似可见。“道”此处译为“礼乐”，也可以译为“教化”、“道德”等等。

　　17.5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

　　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译】公山弗扰盘踞费城造反，要孔子去，孔子打算去。

　　子路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到公山那里?”

　　孔子说：“之所以叫我去，难道我会白去吗?如果有人用我，我不就将在东方复兴周王朝吗?”

　　【注】《朱注》：为东周，言兴周道于东方。……程子曰：圣人以天下无不可有为之人，亦无不可改过之人，故欲往。

　　【记】本章及17.7章又一次展开“经”(原则性)与“权”(灵活性)的矛盾。孔子教人以“经”，自己却行“权”不已。难怪子路不高兴。到底如何掌握“经”与“权”，大有文章。结合上下几章，孔子讲去的理由是：(一)可以入淤泥而不染，不怕脏乱;(二)一生不能白过，总希望找机会干大事。这几章描述具体，相当真实，足见孔子亦常人：说了真话，经不住问，只好说开玩笑。想做官干事，经不住问，只好勉强说些道理。

　　17.6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译】子张问孔子如何是仁?孔子说：“能够在天下实行五种德行，就可以说是仁了。”

　　“请问哪五种?”孔子说：“恭敬、宽厚、信实、勤敏、恩惠。恭敬就不会侮辱人，宽厚就得到大家的拥护，信实就会得到人们信任，勤敏就会使工作有效果，有恩惠就能够指挥动人们。”

　　【注】《朱注》：行是五者，则心存而理得矣。

　　【记】或曰，“此章书法与前后文不类，夫子答语一似答问政，与平时答问仁亦不类”(《集释》引《论语述要》)，疑有错简。我认为，从《论语》全书看，子张是最热衷于政治的门徒之一，于是孔子答复他以“仁”的外王方面，与回答颜回、曾参者颇不相同，因材施教也。又：《论语》全书各章之真伪、先后等等，历来大有争论，本读一概未录。而朱注则硬把“外王”移成“内圣”，是之谓理学。

　　17.7　佛肸召，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译】佛肸叫孔子去，孔子打算去。

　　子路说：“过去我听老师说亲身干坏事的人，君子是不到那里去的。佛肸在中牟地方造反，你要去，这怎么说?”

　　孔子说：“对，我是说过这话。不是说坚固的东西，磨也磨不薄吗?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那苦味的匏瓜?怎能老挂着不吃?”

　　【注】《朱注》：磷，薄也。饶鲁《双峰讲义》：匏瓜之苦者人不食，但当蓄之为壶。

　　【记】同17.5章。

　　17.8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

　　“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译】孔子说：“子路呀，你听说过有六种美德和六种毛病吗?”子路回答说：“没有。”

　　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喜欢仁爱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愚蠢。喜欢聪明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放纵。喜欢信实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狭隘。喜欢直爽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急躁。喜欢勇敢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闯祸。喜欢刚强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狂妄。”

　　【注】《朱注》：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学以明其理，则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类。荡，谓穷高极广而无所止。贼，谓伤害于物。勇者，刚之发。刚者，勇之体。狂，躁率也。

　　《集释》《集解》：六言六蔽者，谓下六事仁、智、信、直、勇、刚也。……子路起对，故使还坐。管同《四书纪闻》：大人之所以言不必信者，惟其为学而知义所在也。苟好信不好学，则惟知重然诺，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谨厚者则硁硁为小人，苟又挟以刚勇之气，必如周汉刺客游侠，轻身殉人，扞文纲而犯公义。

　　【记】六种都是好品德，但如果不加强学习，善于运用，仍然有重大弊病。只仁爱可以成为愚蠢，逞聪明可以随意放荡，讲信任反而坏事，等等，诚经验之谈，非常实用，是现实地处理人际关系和培育人性状态的实用教导。这才是儒学精神。此亦可释“学”的重要，此“学”即在如何掌握合适的“度”，即本读再三申说的A≠A±也。苟非其度，一切好品德也将是大毛病，亦见此“学”非思辨，乃实践。

　　17.9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译】孔子说：“年轻人为什么不学习《诗经》?《诗经》可以启发思想，可以观察事物，可以会合群体，可以表达哀怨。近用来事奉父亲，远用来事奉国君，还可以认识和记忆许多动物植物的名称。”

　　【注】《朱注》：学诗之法，此章尽之。

　　【记】“兴、观、群、怨”一直成为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大原则。其中，“兴”是指艺术的联想感发。“怨”则为后世各种哀伤怨恨之情找到了表达发泄的理论依据。但“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儒家理论又严重约束了“怨”的真正发展，仍然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节制，而绝不可能朝酒神精神方向展开。中国文艺少狂欢、少浪漫、少激情，一以平和中正为指归，是优点，也是缺点。详见拙着《华夏美学》。

　　为什么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求自然知识还是另有用意?也许，此“鸟兽草木之名”乃或巫术或图腾之象征符号?其“名”均有历史之“实”在?故“述而不作”之孔子如是说?不可知也。

　　17.10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译】孔子对孔鲤说：“你研读了《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了吗?人如果不研读《周南》、《召南》，就好像面对墙壁站着一样呀。”

　　【注】《正义》：二南之诗，用于乡人，用于邦国，当时乡学未废，故夫子令伯鱼习之。依其义说，以循行之，故称为也。窃又意二南皆言夫妇之道为王化之始，故君子反身必先修诸己。

　　《康注》：为，犹学也。《周南》、《召南》，诗首篇名，所言皆男女之事最多。盖人道相处，道至切近莫如男女也。修身齐家，起化夫妇，终化天下。

　　【记】所谓“正墙面而立”是说不能前行一步。如前所说，《诗经》在古代的功能作用远远不只是表达抒发情感，而有着广泛的实用价值和用途。其中，特别是学习礼制和办外交时必须援引以作为依据。因为《诗经》乃当时经典，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不学则寸步难行，不能办公应事也。上古礼制，“夫妇”为首，其次才“父子”、“君臣”。“二南”乃《诗经》首篇。

　　17.11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译】孔子说：“礼呀，礼呀，就是供玉献帛吗?乐呀，乐呀，就是敲钟打鼓吗?”

　　【注】《朱注》：遗其本而专事其末，则岂礼乐之谓哉?

　　【记】这章当然特别重要，指出“礼乐”不在外表，非外在仪文、容色、声音，而在整套制度，特别是在内心情感。即归“礼”于“仁”。这是《论语》一书反复强调的。

　　17.12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译】孔子说：“表面严厉，心中怯懦，用老百姓的譬喻，也许就像挖墙洞的小偷吧?”

　　【注】《集释》《皇疏》：言其譬如小人为偷盗之时也。小人为盗，或穿人屋壁，或逾人垣墙，当此之时，外形恒欲进为取物，而心恒畏人，常怀退走之路，是形进心退，内外相乖，如色外矜正而心内柔佞者也。

　　【记】很好的比喻。外表写皇皇大文，煞有介事地批判别人，内心却惊惶恐惧如小偷者，今日不大有人在吗?“小人”，今译未从上注。

　　17.13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译】孔子说：“好好先生，是道德的祸害。”

　　【注】《集释》《论语后案》：乡原能伸其是非之不忤于世者。……随众依违，模棱而持两端，乡之人以其合君子而贤之。

　　【记】“乡原”，即好好先生也。唯唯否否，含含糊糊;左右既逢源，摇摆又不倒;名誉归，人缘好;大家都喜欢，自己也“完满”。好些不仍然是今日“一流学者”吗?!“吾见其人矣，吾闻其声矣。”

　　17.14　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译】孔子说：“路上听到便随即传说，是对道德的丢弃。”

　　【注】《正义》《皇疏》云：温故而知新，研精习久，然后乃可为人传说耳。若听之于道路，即为人传说，必多谬妄。

　　《康注》：若东涂西抹，但以哗众，则虽有所闻，亦非己有。在才为弃才，在德为弃德矣。

　　【记】所谓“对道德的丢弃”，谓无责任感也。今日道听西学之皮毛而大倡途说于国内，以各种“后”或“主义”相标榜者，不亦多乎?

　　17.15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译】孔子说：“粗鄙的人能够与之共同事奉国君吗?当没有得到的时候，生怕得不到;当得到的时候，又生怕失掉;如果生怕失掉，那什么事情就都做得出来了。”

　　【注】《杨注》：宋人沈作喆《寓简》云：“东坡解云，‘患得之’当作‘患不得之’。”可见宋人所见的本子已脱此“不”字。

　　【记】“患得患失”，非常形象、准确，已成成语。今日贪名恋利而“无所不至”者，不亦多乎?

　　17.16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译】孔子说：“古人有三种毛病，今天呢，或许连这些都没有了。古时的‘狂’是率性，今天的‘狂’是放荡。古时的‘矜持’是有棱角，今天的‘矜持’是盛气骄横。古时的‘愚笨’是直爽，今天的‘愚笨’不过是装出来骗人罢了。”

　　【注】《朱注》：狂者，志愿太高。肆，谓不拘小节。荡则逾大闲矣。矜者，持守太严。廉，谓棱角峭厉。忿戾则至于争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谓径行自遂。诈则挟私妄作矣。

　　【记】总之，A≠A±，具体细微，不许有毫发之差。行为不重规矩节度，大讲心性理气而独享美食或自认古今无两者，于儒学“真传”岂止貌合神离?

　　17.17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注】《康注》：重出。古本、足刊本无此章。

　　17.18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译】孔子说：“憎恶紫色占夺红色的地位;憎恶郑国曲调破坏了正统的音乐;憎恶强嘴利舌颠覆国家的人。”

　　【注】《朱注》：雅，正也。……范氏曰：……利口之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君苟悦而信之，则国家之覆也不难矣。

　　【记】当时和后世，紫色都是国君用的高贵色彩，可能与远古传统不符，所以孔子说憎恶。但习俗已变，“不复天宝旧时妆”，复古终竟不行，虽服饰，亦然。雅、郑之乐，同然。

　　17.19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译】孔子说：“我不想讲话了。”子贡说：“您不讲话，那我们年轻人怎么传达呢?”孔子说：“天说话吗?四季运行，万物生长，天说话吗?”

　　【注】《朱注》：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不待言而可见。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已，岂待言而显哉?

　　【记】这又是很重要的一章。哲学史家由此而推论孔子乃无神论云云，实不足据。重要的是，此章似可再次说明，中国之“太初有为”或“太初有道”(行走)，不同于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的“太初有言”。正因为超越语言，万物及人并非被创造者，于是才可能天人同体，人事与天道才同一：它们同质(“气”)同德(“生生不已”)，不过异形而已。我强调“天行健”与“人性善”乃同一渊源而相承续，从而情感(“诚”)乃最高境地。“天”非道德命令，“天”只是运行不息、生生不已之生命本身，由此“为”此“道”而有此“情”此“境”。朱熹说“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禀赋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恻隐之心在人亦为生也”(《全集》卷四十四);熊十力说应于生活中体会宇宙，天在人，不遗人而重天(《原儒·绪言》);钱穆批评佛家“有体而无用”，等等，均同一思路，均天人合体而不隔。而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者，即人为天之延续，人事与天道为一体也。唯朱子硬将“仁”提升为天理，于是人反被囚拘于“义理之性”中，失去其活泼泼与天地相联续之人间生命情趣，本读强调应以情代性、理，以审美代宗教来讲天人合一，均以此故。

　　由天行运转，中国并无人生寂灭感或原始罪恶感，而多人生无常感，因之而重感伤、感叹和感慨，不希冀来世或超绝，而追求永恒于七情之正(人世情感)、天人之乐(天人交际之神秘经验)以及子孙世代绵延之不朽中。总之，“天行健”，继之者善也，即人性。此种乐感意识来自假设，无超越的外力支持，所以更为悲苦，是以才有忧患意识、敬德修业、战战兢兢、内省不已，此即“依自不依他”(章太炎)，与神人二分之基督教原罪传统不相同。

　　17.20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译】孺悲想见孔子，孔子推说有病。传话的人出门后，孔子却弹琴唱歌，让孺悲听见。

　　【注】《康注》：此孟子所谓不屑之教诲，所以深教之也。

　　【记】好些注解如上康注都说，这是告诉孺悲并没生病，只是不愿意接见他，也是一种“教育方式”。真是这样吗?岂不是故意说谎?我想恐另有具体的情况和原因，不可知也矣。

　　17.21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译】宰我问道：“三年的居丧守孝，未免太久了吧。君子三年不参加礼仪活动，礼一定会生疏;三年不练音乐，音乐一定会忘记。陈粮吃尽，新谷登场，一季一换的打火木已轮了一圈，一年也就可以了。”

　　孔子说：“吃好粮食，穿好衣服，你安心吗?”

　　宰我说：“安心。”

　　“你安心，就这么做好了。君子守孝时，吃饭没味道，听音乐不快乐，起卧不安心，所以才不做。如今你安心，做就是。”

　　宰我走了出来，孔子说：“宰我真没有仁爱呀。儿女生下三年后才脱离父母亲的怀抱。这个三年的丧制，是大家都遵行的一般规则。宰我难道就没有得到父母亲三年的护爱吗?”

　　【注】《集释》《皇疏》：改火者，年有四时，四时所钻之木不同。若一年，则钻之一周，变改已遍也。宰我断之也。谷没又升，火钻已通，故有丧者一期，亦为可矣。

　　【记】我以为这是全书最关键的一章，已多次说及，此处不再赘。总之，孔子将“礼”(“三年之丧”)建立在心理情感原则(“心安”)上。于是儒学第一原则乃人性情感。“三年”或“一年”并不重要。“三年”大概是沿袭远古氏族传统“礼制”，却无理性的依据、解释。正是孔子给了它一个解释，即以心理情感作为最终依据。其实“三年”当然是太久了，早就行不通了。

　　孔子的贡献在于将外在礼制(规范)变为内在心理(情感)，此核心情感却非宗教性的“畏”、“敬”、“庄”等等，而是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孝—慈”。汉代将此思想制度化甚至法律化，便逐渐积淀而成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儒法互用和儒道互补却总以儒为主，即因以“孝—慈”为核心的情感心理始终为主之故。它得到了农业家庭小生产的社会根基的长久支持。在《今读》初稿已毕之际，始得读葛瑞汉(A. C. Graham)、郝大维(David Hall)、安乐哲(Roger Ames)、伊若泊(Robert Eno)以及陈汉生(Chad Hansen)诸人近着，发现大有与自己思路接近之处，即均注意中西传统之巨大差异。郝大维、安乐哲且提出超越(西)与内在(中)，逻辑理性(西)与审美秩序(中)等作为区分，而“一个世界”(中)、“两个世界”(西)之分，则所用词语亦不约而同(前此我并不知道安乐哲的英译《孙子兵法》一书)，故《今读》中尽量补提这些着作。其不同则大概在于：我更强调中国传统的社会来源及历史根基(氏族血缘的宗法纽带)和兴起来由∙∙∙∙[巫术∙∙理性化(shamanism ration-alized)]，从而视“情感心理”为一中心环节，并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来概括之。同时，我特别重视伦理(与宗教性私德相关)与历史(与社会性公德相关)这一二律背反如何展现在传统与现代的思维中，这也似乎是在他们视野之外的。我感觉R. Ames等人强调中西之异过于极端，亦不符合中国求同存异之传统精神。《今读》无法详尽展开这些，先略赘数语于此，亦记势将进一步开展于二十一世纪的学术新思。

　　17.22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译】孔子说：“整天吃饱了，什么心思也不用，这就难办了。不是有下棋的吗?干干这些，那还好一些吧。”

　　【注】《集释》《焦氏笔乘》：夫子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又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一置心于无用，一用其心于不善，同归于难而矣。

　　【记】人总得用智力，动脑筋，否则白活，此大不同于“绝圣弃智”的道家。

　　17.23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译】子路问：“君子尊贵勇敢吗?”孔子说：“君子最尊贵礼义。君子勇敢而不讲礼义就会作乱，小人勇敢而不讲礼义就会做强盗。”

　　【注】《正义》：尚，上，义同，故二文并用。义以为上者，言以义勇为上也。《礼·聘义》云：……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于礼义战胜，而用之于争战，则谓之乱人。

　　【记】子路总是逞勇敢，所以孔子屡次告诫他。

　　17.24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译】子贡说：“君子也有憎恶吗?”孔子说：“有。憎恶讲别人坏话的人，憎恶自己下流却毁谤向上的人，憎恶勇敢却不懂礼制的人，憎恶果断却执拗的人。”

　　又说：“子贡，你也有憎恶吗?”“我憎恶抄袭别人而冒称聪明的人，憎恶不谦逊而冒称勇敢的人，憎恶揭人隐私而冒称直爽的人。”

　　【注】《康注》：圣人博爱，故子贡疑而问有恶否。

　　【记】孔子并非好好先生或博爱大家。他有爱有恶，并非“爱一切人”，这才像活人而不是假装出来的圣贤和乡愿。师生亲切问答，交换思想。二人所恶，大多为A≠A±也。

　　17.25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译】孔子说：“只有妻妾和仆从难以对付：亲近了，不谦逊;疏远了，又埋怨。”

　　【注】《朱注》：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

　　【记】这章最为现代妇女所诟病。好些人写文章来批评，好些人写文章来辩说，其实都不必要。相反，我以为这句话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妇女性格的某些特征。对她们亲密，她们有时就过分随便，任意笑骂打闹。而稍一疏远，便埋怨不已。这种心理性格特征本身并无所谓好坏，只是由性别差异产生的不同而已;应说它是心理学的某种事实。至于把“小人”与妇女连在一起，这很难说有什么道理。但此“小人”作一般人解，或作修养较差的知识分子(见13.20章)解，亦可说通。对妇女不公具有世界普遍性，中国传统对妇女当然也很不公平很不合理，孔学尤然。近代康有为《大同书》、宋恕《六斋卑议》等均有深刻、具体的揭露。但比欧洲中世纪基督教认为妇女没灵魂，以及大烧“女巫”之严重迫害等等，仍略胜一筹。或曰此乃对人君而言，指人君身边的侍妾仆从。

　　17.26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译】孔子说：“到四十岁还被人厌恶，这也就完了。”

　　【注】《朱注》：勉人及时迁善改过也。苏氏曰：此亦有为而言，不知其为谁也。

　　【记】大概具体有所指，如苏氏所说。其普遍意义则在：时不待人，及时努力，而免老大悲伤。治学做人，均莫不然。当然也不必以四十为准，不过，“四十而不惑”，俗谓四十为“成德之年”，盖人生成熟并定型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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