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涉江》篇的题旨,王逸《楚辞章句》说:此章言己佩服殊异,抗志高远,国无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叹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汪瑗《楚辞集解》说:此篇言己行义之高洁,哀浊世
清代长篇章回体小说
长篇章回体小说是清代创作最繁荣、取得成就最高的小说类型,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其中,《儒林外史》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上开始
2024-09-29
关于《涉江》篇的题旨,王逸《楚辞章句》说:此章言己佩服殊异,抗志高远,国无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叹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汪瑗《楚辞集解》说:此篇言己行义之高洁,哀浊世
关于《涉江》篇的题旨,王逸《楚辞章句》说:“此章言己佩服殊异,抗志高远,国无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叹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汪瑗《楚辞集解》说:“此篇言己行义之高洁,哀浊世而莫我知也。欲将渡湘沅,入林之密,入山之深,宁甘愁苦以终身,而终不能变心以从俗,故以‘涉江’名之,盖谓将涉江而远去耳。”这两种意见都比较准确地概括出了本文的主题思想,以后学人对此文主题的解释大多与之相同。关于本篇的写作时间,则有许多分歧,大概有以下四种意见:一说是作于楚怀王时期,这种意见以汪瑗为代表,汪瑗《楚辞集解》认为本篇“末又援引古人以自慰,其词和,其气平,其文简而洁,无一语及壅君谗人之怨恨,其作于遭谗人之始,未放之先欤!与《惜诵》相表里,皆一时之作”。第二种说法是作于顷襄王初年,如林云铭《楚辞灯》说作于顷襄王二年(前297)。戴震《屈原赋注》也说:“至此重遭谗谤,济江而南,往斥逐之所。盖顷襄王复迁之江南时也。”第三种意见认为作于被放逐期间,时约顷襄王九年左右,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说“《涉江》、《哀郢》,皆顷襄时放于江南所作,然《哀郢》发郢而至陵阳,皆自西往东。《涉江》从鄂渚入溆浦,乃自东北往西南,当在既放陵阳之后”,又说:“顷襄即位,自郢放陵阳。……居陵阳九年,作《哀郢》,已而自陵阳入辰溆,作《涉江》。”第四种意见认为是临死前的作品,如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破郢后,屈原被赶到江南,“接连着做了《涉江》、《怀沙》、《惜往日》诸篇,终于自沉了”。以上诸说中,汪瑗作于怀王时代说不可取,因其词实际上并不平和,其作于放逐后之情景甚为明显。在作于顷襄王时代之说中,蒋骥说较为可取,因从整篇文章的思想来看,此时的屈原对楚王已完全失望,与《离骚》等中年之作不同,虽具体年代有待商榷,但大致可定为是流放江南多年之后,是屈原晚年的作品。
全篇一般分为五段。
从开头至“旦余济乎江湘”为第一段,述说自己高尚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阐明这次涉江远走的基本原因,“奇服”、“长铗”、“切云”之“冠”、“明月”、“宝璐”等都用以象征自己高尚的品德与才能,蒋骥说:“与世殊异之服,喻志行之不群也。”自流放以来,屈原的年龄一天天大起来,身体也一天天衰老下去,可他为楚国的进步的努力绝没有放弃过,朱熹说:“登昆仑,言所致之高;食玉英,言所养之洁。”(《楚辞集注》)他坚持改革,希望楚国强盛的想法始终没有减弱,决不因为遭受打击,遇到流放而灰心。但他心中感到莫名的孤独。“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哀南夷之莫吾知兮”,自己的高行洁志却不为世人所理解,这真使人太伤感了。因此,决定渡江而去。
从“乘鄂渚而反顾兮”至“虽僻远之何伤”为第二段,叙述一路走来,途中的经历和自己的感慨。“乘鄂渚”四句,言自己登上今湖北武昌西面的鄂渚,不禁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途,又放马在山皋上小跑,直到方林(亦在今长江北岸)才把车子停住。“乘舲船”四句言自己沿沅江上溯行舟,船在逆水与漩涡中艰难行进,尽管船工齐心协力,用桨击水,但船却停滞不动,很难前进,此情此景不是正如诗人自己的处境吗?“朝发枉陼”四句,接写自己的行程,早上从枉陼出发,晚上到了辰阳,足有一日行程,行程愈西,作者思想愈加坚定。他坚信自己的志向是正确的,是忠诚的,是无私的。同时,坚信无论如何的艰难困苦,自己都不感到悲伤。
从“入溆浦余儃佪兮”至“固将愁苦而终穷”为第三段,写进入溆浦以后,独处深山的情景。“入溆浦”四句言已进入溆浦。溆浦在辰阳的万山之中。这里深林杳冥,榛莽丛生,是猿狖所居,而不是人所宜去的地方。“山峻高”四句写深山之中,云气弥漫,天地相连,更进一步描绘沅西之地山高林深,极少人烟的景象。这是对流放地的环境的形容夸张,也是对自己所处政治环境的隐喻,为下文四句作好铺垫。“哀吾生之无乐兮”四句言自己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当中,是无乐可言了。然而就是这样,也绝不改变自己原先的政治理想与生活习惯,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妥协变节。
从“接舆髡首兮”至“固将重昬而终身”是第四段,从自己本身经历联系历史上的一些忠诚义士的遭遇,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接舆是春秋时楚国的隐士,即《论语》所说的“楚狂接舆”,与孔子同时。《论语·微子》说:“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战国策·秦三》说:“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髡首,剃发,是古时一种刑罚,接舆被发佯狂,是坚决不与统治者合作的表示。桑扈,也是古隐士,即《论语》所说的子桑伯子,《庄子》所说的子桑户。《孔子家语》说他“不衣冠而处”,也是一种玩世不恭,不与统治者合作的行为。伍子即伍子胥,春秋时吴国的贤臣,吴王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逼迫伍员自杀。比干,殷纣王的叔伯父(一说是纣王的庶兄)。传说纣王淫乱,不理朝政,比干强谏,被纣王剖心而死。诗中“菹醢”二字极云其被刑之惨酷。“接舆”六句是通过两种不同类型的四个事例来说明一个观点:接舆、桑扈是消极不合作,结果为时代所遗弃;伍员、比干是想拯救国家改变现实的,但又不免杀身之祸,所以结论是“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与前世而皆然兮”四句说自己知道,所有贤士均是如此,我又何怨于今天之人!表明自己仍将正道直行,毫不犹豫,而这样势必遭遇重重黑暗,必须准备在黑暗中奋斗终生。
“乱曰”以下为第五段。批判楚国政治黑暗,邪佞之人执掌权柄,而贤能之人却遭到迫害。“鸾鸟凤皇”四句,比喻贤士远离,小人窃位。凤凰是古传说中的神鸟,这里比喻贤士。“燕雀乌鹊”用以比喻小人。“露申辛夷”四句言露申辛夷等香草香木竟死于丛林之中,“腥臊”比喻奸邪之人陆续进用,而忠诚义士却被拒之门外。“阴阳易位”四句更点出了社会上阴阳变更位置的情况,事物的是非一切都颠倒了,他竟不得其时。不言而喻,他一方面胸怀坚定的信念,另一方面又感到失意徬徨。既然龌龊的环境难以久留,他将要离开这里远去。
本篇是屈原晚年之作,写作时间当在《哀郢》之后,这首诗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诗中有一大段记行文字。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说:“此章言自陵阳渡江而入洞庭,过枉陼、辰阳入溆浦而上焉,盖纪其行也。发轫为济江,故题曰《涉江》也,……文义皆极明白,路径尤为明晰。”这段文字描绘了沅水流域的景物,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首卓越的纪行诗歌,对后世同类诗歌的创作发生了影响。诗中景物描写和情感抒发的有机结合,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程度。在诗歌的第二段,通过行程、景物、季节、气候的描写和诗人心灵思想的抒发,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饱经沧桑,孤立无助,登上鄂渚回顾走过的道路的老年诗人的形象,又仿佛看到了一叶扁舟在急流漩涡中艰难前进,舟中的逐臣的心绪正与这小船的遭遇一样,有着抒发不完的千丝万缕的感情。而诗歌第三段进入溆浦之后的深山老林的描写,衬托出了诗人寂寞、悲愤的心情,也令读者不禁扼腕叹绝。本篇比喻象征手法的运用也十分纯熟。诗歌一开始,诗人便采用了象征手法,用好奇服、带长铗、冠切云、被明月、珮宝璐来表现自己的志行,以驾青虬骖白螭、游瑶圃、食玉英来象征自己高远的志向。最后一段,又以鸾鸟、凤凰、香草来象征正直、高洁;以燕雀、乌鹊、腥臊来比喻邪恶势力,充分抒发了诗人内心对当前社会的深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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