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红高粱》的写作背景是什么介绍

　　《红高粱》的写作背景是什么介绍

　　1928年，中共山东省委派人到南郭庄一带建立贫民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南郭庄大部分村民都加入了贫民会，成员达200余人。后来，曹克明(“余占鳌”)等人又相继在潍河东岸的一些村庄建立了贫民会组织，随着会员的日益增多，高密县委决定组织南郭庄农民暴动。农历8月21日晚，暴动开始。曹克明率领暴动农民烧毁了南郭庄的四门和几家地主的房子，分了地主家的粮食财产。并且在大街上摆了桌子，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政权组织。南郭庄农民暴动的消息一传开，县政府马上组织联庄会反击，贫民会抵挡不住，坚持不到一月就宣告失败，曹克明也逃离高密。

　　暴动流产后，曹克明叛变了革命

　　关于这段历史，《高密党史资料》中有一篇名为《关于高密斗争的点滴回忆》的文章，介绍得非常详细。该文作者耿梅村，原来曾在潍县、高密一带从事地下工作，他在文章中说：“1929年5月至1930年上半年，曹克明来潍县任县委书记。……事后(指“潍县桥西山会暴动”一事)曹克明要回家看看，说家里还有几棵梧桐，想卖掉弄点经费。一回家，即被家里人看起来，由动摇而叛变。这是1930年春天的事。曹克明叛变后，潍县党组织又遭到一次破坏，于清书同志(曾任省委秘书)被捕了。1931年4月5日，清书同邓恩铭等二十一位同志，都惨遭杀害。”

　　曹克明变节后，回乡参加了当地的联庄会。并利用联庄会拉起了一支队伍，又收编了附近一些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手下有了一千多号人马，成了高密一带呼风唤雨的人物。

　　当时驻潍县的国民政府山东省第八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是厉文礼，抗战爆发后，他将所属各县自卫团、联庄会及各地抗日游击队重新组合，把规模较大的几支改编为直属部队，曹克明部编为第六游击总队，后更名为山东省第八专区保安六团，曹克明先后担任总队长和团长。

　　1938年4月16日，曹克明率领队伍在胶莱河古渡孙家口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烧毁敌人汽车8辆，歼灭日军30多人，轰动了整个胶东，曹克明也被誉为“抗日英雄”——这就是《红高粱》中所描述的“我爷爷”在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

　　《红高粱》的作品赏析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被诠释为弘扬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个性解放精神，重建创造精神等，其意图是借助高密东北乡民间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来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唤强有力的生命形态，呼吁中华民族要自尊自强，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质。

　　《红高粱》小说的主题思想既张扬活得豪爽、个性解放、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所谓“个性解放”，指“人”的个性的解放。“人”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精神”与“物质”，“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统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鲁迅提出人所必需的“生存、温饱、发展”又予以限定——呼唤感性形态的“生”的自由与欢乐;又注重“限制纵欲”，明确提出要用“理性”对自然本能进行适当的抑制与调节：“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既要求自由发展自我，又讲究自我控制与自我负责，理性和非理性的互相联系、渗透与制约。《红高粱》既描写与肯定了“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旺盛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充盈的感性生命的自由与欢乐;同时，又描写与肯定了他们的另一侧面，即“社会的人”的“理性生命”。余占鳌面对劫贼的劫财劫色，目睹戴凤莲这一弱女子向自己求助的“亢奋的眼睛”，实难苟安，只得冲上去铲除劫贼。他遵循的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准则。有些论者将“高粱地野合”说成是余占鳌占有戴凤莲，实在冤枉。

　　小说的描写很清楚：“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不仅是“感性生命”的两情相悦，而且更是“理性生命”的两颗反叛封建强迫婚姻之心的相通。再者，就在这个高粱地里，戴凤莲“六神无主，泪水流到腮边”，向余占鳌求救地诉说：“他真是麻风。”而单家父子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置戴凤莲的誓死反抗与全体村民的沉默反对于不顾，实际上即将强行用麻风病菌慢性屠戮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你死我活，别无选择。余占鳌清醒地看透了事态的严峻与紧迫，毅然先下手铲除了这两个企图杀人于无声的凶手。这不仅于情，而且于理，甚至于民间的不成文法，他的选择都是对的。此外，余占鳌与戴凤莲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伏击日军车队，显然既是出于对日寇的痛恨与愤慨之情，也是为了卫国保家乡的崇高目的。《红高粱》所描写与歌颂的是“灵”“肉”结合、“情”“理”统一的爷爷、奶奶们的敢想、敢做、敢爱、敢恨的气概。除了“张扬个性解放”的主题以外，也有些评论实际上认为，《红高粱》表现的是抗日爱国的主题。例如《游魂的复活》一文写道：作家“只是要复活那些游荡在他的故乡红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于是，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人民化为刘罗汉、余占鳌、奶奶、豆官等个性奇异的人物;而这些高于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汇到特殊氛围——那无边无际散发着甜腥气息的红高粱地，成为悲壮、神圣、永恒的象征。”这显然即“誓死反抗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英雄人民永垂不朽”的形象表述。“个性解放”与“抗日爱国”这两种主题都是颇为接近小说文本的。

　　《红高粱》作品讲述了余占鳌领导的游击队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组织、经过训练的民间抗日武装。在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进高密东北乡之际，“余司令树起抗日旗”，拉起抗日的队伍，目的明确，剑指鬼子。他请任副官担任教官，既开展政治教育，又进行军事训练。“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唱出了他们卫国保家的心声。大刀、土炮、鸟枪、老汉阳、两支手枪与三支大盖子枪，是他们训练与杀敌的武器。游击队纪律严明，对余占鳌有养育之恩的叔父余大牙强奸民女，司令抑制私情，最终按照任副官的意见，将他就地正法。游击队坚持联合御侮，当余司令和冷支队长发生争执，戴凤莲说：“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余司令甚至忍辱负重地说：“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他还教育儿子豆官要把“枪子儿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游击队“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40人，摆在大路上，30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就是这么一支队伍，却在一场伏击中消灭了包括一名少将在内的日军车队40多个鬼子官兵。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宁愿战死也要保家卫国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作品还通过叙述者“我”对爷爷奶奶们的抗日业绩，或寓论于叙，或直接赞美。“我”称赞爷爷为“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我”记叙道：爷爷1958年从日本归来时，村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县长尊爷爷为老英雄，给他敬酒，说他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光荣。“我”称赞爷爷辈的父老乡亲们“精忠报国，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我”认为：“用铁耙挡住鬼子汽车退路的计谋竟是我奶奶这个女流想出来的。我奶奶也应该是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我”还写道：“奶奶，这一担沉重的拤饼，把她柔嫰的肩膀压出了一道深深紫印，这紫印伴随着她离开了人世，升到了天国。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的标志。”作家莫言说：《红高粱》的叙述者“我”采取的“全知全能”“这种视角同时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评判态度。”这种“评判态度”既然是“历史的”，无疑是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

　　小说《红高粱》不仅张扬了个性解放，而且还颂扬了抗日爱国的顽强意志与牺牲精神。文学作品这种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都是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民族危机感和民族自强、自立以及救亡的历史要求日益紧迫的时候。也正为此，五四那一代，在强调个性解放时，同时强调了自我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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