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封锁》读书笔记：一场真正的艳遇

　　张爱玲《封锁》读书笔记一

　　张爱玲之善用比喻和拟物拟人，在之前她的其它小说中已经见识过了。譬如这篇《封锁》，将电车轨喻作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光看字面就感觉让人发疯，然而开电车的人却“不发疯”。又说，“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生命像圣经”，因为翻译来翻译去的缘故，所以使人“隔膜”。至少我无法想出这样夸张却又无比贴切的句子。

　　小说的前半部分象是描写世态的，在寂静中突然唱起歌来的乞丐，百无聊耐的电车司机，公事房里一同回来的几个人，一对长得颇像兄妹的夫妇(妻子总担心那条薰鱼会弄脏丈夫的西裤)，手里搓核桃的老头子，孜孜修改骨骼图的医科学生……电车的外部是死静的，电车内却有些嘈杂，就在这既死静又嘈杂的背景下，徐徐展开了吕宗桢和吴翠远的、短暂相信大多数男女都幻想过的艳遇，在行进的列车或汽车中，和一个陌生的异性在封闭的空间里，几乎零距离地靠在一起。

　　但事实上，即便你常常出行，能逮着机会与一个年龄相仿，长相也还过得去的异性坐在一起的机率几近于零。万一真遇到这样一个机会，你也很可能因为胆怯而与他/她失之交臂。也许你只是满足于裸露的手臂有意无意间短暂的相触，佯睡时不小心滑落在肩上的脑袋。

　　你可能在心里猜测了种种有关他/她背景的可能，却连正眼瞧他/她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一个年过三十的男人曾这样向大家描述他的“艳遇”：“她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共呆了六个钟头。

　　我一辈子也没有和一个美女挨得这么近，我们距离不超过十厘米地厮守了21600秒。我恍惚中产生了错觉，以为这种状态将会永远保持下去。所以临下车的时候她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实在令我有些伤心欲绝。”这是大多数“艳遇”的必然结局。

　　说回正题。张爱玲为吕宗桢和吴翠远设计了一切造成他们“艳遇”的前提，先是“封锁”，然后是吴宗桢的姨侄(吴为了避免和他的姨侄搭话，不得已坐到了吴翠远的身边)。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统统叫作偶然，就象“倾城”曾促成了一段姻缘，“封锁”又为什么不能“促成”一段艳遇?张爱玲大概是习惯了要把人们搁在极端的情况下来考验他们的人性。

　　如果换个环境，吴翠远很明显不是吕宗桢喜欢的类型，因为在吕看来，“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而吕宗桢也不是英俊小生，何况还有家室。无论如何这两人也不会走到一起。

　　在近处找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被越来越多的人勉强挤在了一起。而突然间与陌生人如此亲近的场面，很容易激发起男女之间别样而微妙的情感。往远处找原因，则可以归咎于吕宗桢对他太太的憎恨——她总是要求西装笔挺的他在面食摊上买包子回家，而她那该死的侄子，已经开始打他十三岁女儿的主意。

　　至于翠远，则是带了反叛的情绪，谁叫家里人总叫她找个有钱的女婿，所以这次偏找个没钱还有太太的男人赌气做小给家里看。诸如此类的艳遇，并不具有我们期待中的香艳。别说男女主人公都貌不惊人，连调情所用的方式也极其俗套——

　　“翠远暗道：‘来了!他太太一点都不同情他!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别的女人的同情。’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

　　但就是这样极其勉强与不和谐的调情，居然也因为某种不能预测的因素，被迫发展到了令双方谈婚论嫁的地步。吕宗桢欲擒故纵地说出了“我不能坑你一生”的情话，而翠远居然假戏真做地哭起来，只是哭相不大好看，几乎“把眼泪唾到他脸上”。

　　结局自然更为不堪，吕宗桢闪入人群，当作一切没有发生过，翠远终于醒悟过来，“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看《生活在别处》的时候，觉得昆德拉是残酷的，因为他给浪漫的诗人小伙雅罗米尔，安排了一个极其丑陋的红发姑娘作为他的性伴侣。现在看《封锁》，觉得张爱玲更残酷，她先叫人们生出一点希望，觉得这人生似乎尚有些有趣的地方，可转眼间就将它象肥皂泡一样捅破，空留给人一个尴尬的念想。

　　张爱玲《封锁》读书笔记二

　　整个故事大可以概括成邂逅—一见钟情—爱情破灭的过程，但其中的一见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单方面的，也许仅仅是吴翠远的一相情愿。吴翠远作为女主人公，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女孩，头发是和别人一样的千篇一律的样式，就连她的美也是一种摸棱两可的、淡淡的美;“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生”，毕业后，留校做了英文助教，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她必然地接触不到外面的世界，也就压抑了心中的一切欲望。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她从心底里渴求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因而才会发生在“封锁”状态下的一场短暂的“爱情”。

　　爱情，翠远的梦想，发生在封锁时的电车上，也结束在封锁时的电车上，在那个小小的、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她慢慢地接受了吕宗桢的搭讪，慢慢地在心里燃起了希望之火，希望这个男人给她平静的生活带来一丝不平静，经历了由排斥—矜持—接纳—爱恋的心理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体会到了短暂的快乐，却始终避免不了最后的以悲剧收场。

　　可以说，问题的症结集中在翠远是一个读过书、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她有思想、有理想。而吕宗桢家中的那位太太，在他说来只是年轻时因为美貌而娶了她，而现在，她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低俗之人，根本不值得去爱。但问题是，翠远的理想、思想仅仅停留在课本之上，外面的世界和她眼中的世界有很大的区别，她理所当然的认为外面的世界，包括爱情是很精彩的。

　　当她在封锁时的电车上面对一个陌生男人的搭讪时，她同时也面对着一次对自我的挑战、对以往所受教育的挑战、对伦理道德的挑战，而她内心的叛逆精神使她接受了这次挑战，也使自己陷入一场爱情幻想中。

　　于是在电车上发生了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仅仅是陌生人的男人和女人，竟像恋人一般互相给以炽热的眼神、甜蜜的话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时，吕宗桢从没想过，这将会如何伤害到一个纯情的女孩子。

　　因为从一开始，他的目的就是不纯的，到后来，也许他也产生了对美丽爱情的向往，但这终究是被“囚禁”的人性的一种正常的反抗，对现实的毫无力气的挣扎，这一切，只是发生在“封锁”状态下的，封锁解除后，他们各自又必定回到以往 看似被“封锁”的环境中。

　　吴翠远作为一个女性、一个知识女性，在小说中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她只是被动的接受了吕宗桢的搭讪，在被动的状态下爱上了一个人，最后又被动地被吕宗桢所遗忘，被动地回到现实生活中，从这一点来说，她是可悲的。而这脱离了现实的爱情在面对活生生的世界时，又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微不足道，这又是可悲的。只是，假如我们也处于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空间环境，想必这样可悲的故事也会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

　　有人说，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在《封锁》中，我们确实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这悲剧，不仅发生在吴翠远身上，也发生在吕宗桢身上，这是作者把更多的关注给了吴翠远，使她“弱者”的形象跃然眼前。

　　从一开始，吕宗桢就决定把吴翠远当作自己躲避董培芝的盾牌，这突如其来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游戏，在游戏中，受伤的只是吴翠远，而游戏的发起者吕宗桢，或许只是感到了世事的无奈，至于他有没有受伤，这是很难说的。

　　在张爱玲笔下的吴翠远，就这样站在我们面前，没有一丝被隐藏的地方。她面对这天上掉下来的爱情，完全昏了头脑，到最后，可以说完完全全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她可以不管吕宗桢是否已经有了太太，可以不管吕宗桢是不是有钱，什么都可以不管，只是想着要恋爱，要体会爱情的滋味，渴望着这份爱可以有一个结果。在潜意识里，她不想再重新回到原先生活的那个世界。

　　只是这一切注定是幻想，因为她没有考虑到这场“爱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在这种状态下，一切看似美好的 《封锁》东西注定只能是悲剧。封锁开放后，电车还是要继续前行，吕宗桢又遥遥坐他原先的位子上。

　　这时，吴翠远“震了一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原来这一切都只是她自己的梦而已，她这是跟自己开了一个玩笑，多么无奈的收场，又是多么含有嘲讽以为的悲剧。

　　归结起来，这场悲剧的根源在于吴翠远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也就是腐朽的没落文化，它不仅禁锢了当时人们的心灵，更深层次上又禁锢了人性，吴翠远和吕宗桢便是代表，在现实中，他们没有敢爱敢恨的勇气，也只有在封锁时，一切才又显露出其本来的面目，他们之间然地产生了爱情，真诚、别无他累。

　　但封锁解除后，他们又恢复了生活的常态，就像小说结尾的那只乌壳虫一样，在“巢”里不甘心的生活着，有欲望却必须压抑，活在这种状态下的人，都是变了形的;在没落文化长期浸染下的产物，想挣扎也没有勇气挣扎，完全如行尸走肉般活着，自己给自己套上了悲剧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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