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红旗谱》的创作背景是什么介绍

　　《红旗谱》的创作背景

　　创作素材

　　1930年冬天，梁斌虽然不在乡村师范的学生之列，却因为闲置在家而参加了“反割头税运动”。在此之前的1928年夏天，梁斌从蠡县高小毕业，他于战乱中考上了保定的育德中学，但因其母亲重病需要“冲喜”，他不得不放弃学业仓促完婚。“反割头税运动”中，梁斌不仅和同村农民梁老宠一起散发传单，还联合二哥在自家门口安上了杀猪锅，对“反割头税运动”的整个情况都有所亲眼目睹，并据此而写下了小说里的“反割头税运动”。

　　“反割头税运动”发生以后，梁斌在原高小老师宋勃舟等人的帮助之下，顺利地考上了保定第二师范，并于1931年秋季开始进入保定第二师范求学。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保定二师的广大师生热烈响应中共“抗日救国”的政治号召，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学生运动。血气方刚的梁斌，自然受到了革命氛围的强烈熏陶，积极参加学潮并热衷于阅读进步书籍，主动去接近中共党组织，政治思想得到了很大提高。可惜的是，由于他身体染病，不得不离开保定回家休养，所以也因此而错过了“二师学潮”中最为轰动、最为壮烈的“七六”惨案。

　　梁斌本人虽然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学潮，但当事人大多都是梁斌的在校同学，“七六”惨案发生后，梁斌又访问了幸存者蒋东禹，从他那里获知了事件发生的全部过程，同学们的无辜遇难和反动当局的凶狠残暴，这一切都使梁斌心灵震撼，难以释怀。因此，“七六”惨案便成为了刺痛梁斌内心的一棵“荆棘”。显然，梁斌选取保定“二师学潮”作为小说《红旗谱》创作的主要情节，是出于他对同学和战友的深切怀念与永恒纪念。 

　　创作过程

　　1935年，梁斌创作了短篇小说《夜之交流》，最早反映“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的文字记录，这篇作品虽然艺术技巧尚显不足，但却对后来创作《红旗谱》影响极大，诸如严运涛被捕过堂的故事情节、二师“七六”惨案发生的真实情景、军警洗劫学校图书仪器以及叫卖二师同学血衣的细节，都已被作者在小说中作了十分详尽的描述。

　　1941年冬，梁斌在新世纪剧社工作时，以一个宋姓老人的人生经历，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由此而塑造了朱老忠这一艺术形象的最初原型。该小说显然要比《夜之交流》丰满，它把时间设置为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高蠡暴动”并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基本上确定了后来《红旗谱》中朱老忠的活动框架。

　　1943年在边区文联工作时，梁斌又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扩充为中篇(发表在《晋察冀文艺》上时改名为《父亲》)，朱老忠形象明显有了很大变化，在这个中篇里，严知孝这个人物出现了。

　　此外，五幕话剧《五谷丰登》和短篇小说《抗日人家》，也是围绕这些相关题材的文学创作，它们也从不同侧面强化了《红旗谱》中的人物与事件，共同建构起了《红旗谱》故事情节的主体思路。

　　1943年以后，梁斌奔波于紧张的战地生活，较长时间内放下了创作，直到1953年，他才重新拿起笔来，全面去构思长篇小说《红旗谱》。为了能够使《红旗谱》具有历史真实感，梁斌不仅为了增加生活体验而南下参加农村土改，而且还多次去拜访当事人和重游革命故地，听到了更多关于“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的民间传说。梁斌写《红旗谱》的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几乎没有遇到多大的创作阻碍，洋洋数十万言的文稿短时间内便得以完成。1956年，梁斌信心十足地把书稿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萧也牧和张羽在仔细阅读之后，发现作品描写革命斗争的主题很好，既符合对新中国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出版宗旨，而小说中的传奇色彩又能够获得广大青年读者的阅读兴趣，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稿件本身的艺术质量却还远未达到一部红色经典的出版要求。于是，张羽看完初稿后给梁斌回了一封长信，他从“第一读者”的角度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梁斌在张羽和萧也牧的鼓励之下，再次回到河北去拜访当年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对《红旗谱》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更为严格细致的重大修改。

　　《红旗谱》鉴赏

　　《红旗谱》所反映的时代正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历史悲剧即将结束，新的觉醒、新的斗争序幕已经拉开的新旧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北伐战争，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九一八”事变，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民族危机日益加重，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但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红旗谱》就是在这样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冀中平原锁井镇朱严两家农民三代人和冯家地主两代人之间尖锐的斗争的描写，谱写了一部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运动的壮丽史诗。作者把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上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精心描绘了“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惊心动魄的一幕。地主冯兰池为独吞公产，指使人砸钟灭口，农民朱老巩、严老祥为维护四十八村的利益挺身而出，拼死护钟，大闹柳树林。但古钟终于没能逃脱被毁灭的命运，朱老巩气得口吐鲜血而死，严老祥被迫远走他乡，朱老巩十五岁的儿子虎子被逼只身闯荡关东，它为后文以朱老忠为代表的农民的反抗斗争铺设了一个宏阔的历史背景。二十五年之后，当年的虎子，如今已是人到中年的朱老忠携妻带子重返家乡，由此揭开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矛盾斗争新的一页，小说也进入正文。在小说的正文，作家梁斌描写了运涛南下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运涛入狱，江涛领导反割头税运动，保定二师学潮等情节，把乡村与城市，锁井镇与全中国的革命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以及农民英勇不屈、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并揭示出农民的斗争如不汇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洪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只有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在一起，才会形成汹涌之势不可阻挡。从而也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最终获得自身的解放。

　　《红旗谱》通过朱严两家三代农民形象的塑造，为读者绘制了一幅感人至深的英雄谱系，艺术地概括了中国近、现代农民的斗争道路。朱老巩、严老祥是小说塑造的第一代农民形象，他们是中国农民传统性格的化身，嫉恶如仇，遇到不平揭竿而起，赤膊上阵。朱老忠、严志和是第二代农民形象，他们是从自发反抗走向自觉革命的一代农民，他们一方面继承了父辈身上嫉恶如仇、豪爽仗义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他们具有了比父辈们更高的思想境界。运涛、江涛等是第三代农民形象，在他们身上，既流淌着父辈们反抗精神的血液，又注入了无产阶级崭新的生命因子，并以他们身上新鲜的生命活力去影响父辈们，一经投身革命，便成为坚定不移的革命者。这样看来，作者在序幕中浓墨重彩所描绘的“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故事就不单是为农民朱严两家与地主冯家的世代矛盾作铺垫，作者更倾向于把它作为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反抗斗争及命运的缩影。朱老巩手抡铡刀力护古钟的壮举使他成为一代农民英雄，但又只是一个草莽英雄，他像中国历史，上无数揭竿而起的农民一样，虽然惊天动地，但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说，“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对于《红旗谱》的情节而言是第一个故事，而对于几千年的农民起义英雄来说是最后一个故事。它形象地说明了即使像朱老巩这样最勇敢的农民，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凭个人的单枪匹马，其结局只能是一幕惨烈的悲剧。所以，当以朱老忠为代表的农民一经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便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从此，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全新的斗争，作品所描写的“反割头税斗争”和“保定二师学潮”两大内容正是这一全新斗争的深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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