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原文及翻译

　　原文：

　　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颇有未工不必学者，不徒汉、晋、唐、宋也;今人诗有极工宜学者，亦不徒汉、晋、唐、宋也。然格律莫备于古，学者宗师，自有渊源。至于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今之莺花，岂古之莺花乎?然而不得谓今无莺花也;今之丝竹，岂古之丝竹乎?然而不得谓今无丝竹也。天籁一日不断，则人籁一日不绝。孟子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乐，即诗也。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使不变，则不足以为唐，不足以为宋也。子孙之貌莫不本于祖父然变而美者有之变而丑者有之若必禁其不变则虽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许唐人之变汉魏而独不许宋人之变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变其诗，与宋人无与乎?初、盛一变，中、晚一变，至皮、陆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风会所趋，聪明所极，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尝谓变尧舜者，汤武也;然学尧舜者，莫善于汤武，莫不善于燕哙。变唐诗者，宋、元也;然学唐诗者，莫善于宋、元，莫不善于明七子。何也?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也;当变而不变，其拘守者迹也。鹦鹉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

　　大抵古之人先读书而后作诗，后之人先立门户而后作诗。唐、宋分界之说，宋、元无有，明初亦无有，成、宏后始有之。其时议礼讲学，皆立门户，以为名高。七子狃②于此习，遂皮傅盛唐，搤腕自矜，殊为寡识!然而牧斋之排之，则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尝无佳诗，即公安、竟陵亦然。使掩姓氏，偶举其词，未必牧斋不嘉与。又或使七子湮沉无名，则牧斋必搜访而存之无疑也。惟其有意于摩垒夺帜，乃不暇平心公论，此亦门户之见。先生不喜樊榭诗，而选则存之，所见过牧斋远矣。

　　至所云：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此数语有褒衣大气象，仆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惟《论语》为足据。子曰：“可以兴，可以群”，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观，可以怨”，此指说尽者言之，如“艳妻煽方处”、“投界豺虎”之类是也;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此诗之有关系者也;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诗之无关系者也。仆读诗常折衷于孔子，故持论不得不小异于先生，计必不以为僭。

　　(注)①沈大宗伯，指沈德潜。②狃，拘泥，因袭。

　　译文：

　　我曾说过诗有好坏之分，但没有古今之分。从葛天氏的歌谣到今天，都有好有坏，不见得古人的都好，今人的都坏。即使《诗经》中间，也很有些写得不好而不必学的，不仅是汉代、晋代、唐代、宋代如此;今人的诗也有很好很适宜于学的，同样也不仅是汉、晋、唐、宋才有这种好诗。但是诗歌的格律没有比古代更完备的了，学习的人推崇仿效，自有他们的渊源。至于个人的性情遭遇，人人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不能描摹古人而照抄，因为敬畏古人而受古人束缚。今天的莺花，难道是古代的莺花吗?但是不能说今天就没有莺花;今天的音乐，难道是古代的音乐吗?但是不能说今天就没有音乐。大自然的声音一天不断，那么人类的声音也就一天不会断绝。孟子说：“今天的音乐，就像古代的音乐。”音乐，就是诗歌。唐代人学习汉、魏诗歌就变化汉、魏的诗歌风格，宋代人学唐诗就变化唐诗的风格。这种变化，不是有意要变，而是不得不变。假如不变，那么就不足以成为唐诗，不足以成为宋诗了。子孙的面貌，无不来自于祖父、父亲，但是有变得漂亮的，也有变得丑陋的，如果一定要禁止让他们不变，那么即使是创造万物的上天也没有办法。先生允许唐代人变化汉、魏风格，而独独不允许宋代人变化唐代风格，真令人不解啊!而且先生也知道唐代人自己也变化诗的风格，这和宋代人无关吧?初唐、盛唐风格一变，中唐、晚唐风格再一变，到皮日休、陆龟蒙两人，已几乎变得接近宋人风格了。时代风格发展的趋势，诗人聪明才智的发挥，有原本并不希望它这样而自然变成这样的。所以我常说改变唐尧、虞舜的，是成汤、武王;最善于学习尧、舜的也是汤、武，最不善于学习尧、舜的是燕王哙。改变唐诗风格的是宋代、元代;最善于学习唐诗的也是宋代、元代，最不善于学习唐诗的是明代七子。为什么呢?应当变化就变化，其传授是靠心的领会;应当变化却不变化，墨守的只是外部的形式。鹦鹉能说话，却得不到真正会自己讲话的本领，这不是因为光学表面的形式吗?

　　古人大多先读书然后再学习作诗，后人先立下派别然后再学习作诗。唐、宋诗歌分界的说法，宋、元是没有的，明初也没有，成化年、弘治年后才开始出现。那时谈礼讲学的人，都自立门户宗派，把它作为使自己名声得到提高的方式。明七子因袭这种习俗，于是凭着一知半解，对盛唐的诗歌附会其说，扼腕自夸，真是见识浅陋!然而钱牧斋对明七子的排斥，又太过分了。为什么呢?明七子未必没有好诗，即使是公安派、竟陵派也是这样。如果遮住他们的姓名，偶尔推举他们的诗作，钱牧斋未必不称赞。又或者是让明七子埋没于世寂寂无名，那么钱牧斋必定寻访他们的诗歌而无疑会保存下来。他只是有意迫近明七子的营垒，夺取明七子的旗帜，于是没有闲暇来平心静气地给予公正评价，这也是因派别不同而产生的成见。先生不喜欢厉鹗的诗，但是却摘选而存录，他的见识超过钱牧斋太多了。

　　至于所说的：诗歌贵在温柔，不能完全说出诗意，又一定关系到将道德贯穿于日常生活的事事物物之中。这些冠冕堂皇的肤廓论调，可以吓人，但不能服人，我嘴上不敢否定先生，但心里不敢认同先生。为什么呢?孔子的话，戴经和戴圣整理的《礼记》不足以作为凭据，只有《论语》可以作为足够的凭据。孔子说：“可以激发志气，可以培养合群本领”，这是对含蓄的诗歌而言的，比如《柏舟》《中谷》就是这样;说：“可以提高观察能力，可以抒发怨恨的感情”，这是对直率的诗歌而言的，比如“艳妻煽方处”、“投界豺虎”这一类就是这样;说：“近可侍奉父母亲人，远可侍奉君王”，这是有影响的诗歌;说：“可以多知道一些鸟兽草木的名字”，这是没有影响的诗歌。我读诗时经常用孔子的话作为判断的准则，因此秉持的观点不得不和先生有一些微小的不同，想来您一定不会认为我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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