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湖南文征》序原文及翻译

　　吾友湘潭罗君研生，以所编撰《湖南文征》百九十卷示余，而属为序其端。国藩陋甚，齿又益衰，奚足以语文事?

　　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玉与卉木之不同类，是乌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

　　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离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复生于斯，作《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两贤者，皆前无师承，创立高文。上与《诗经》《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而况湖湘后进沾被流风者乎?兹编所录，精于理者盖十之六，善言情者约十之四，而骈体亦颇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据之文搜集极少，前哲之倡导不宏，后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学，稽《说文》以究达诂，笺《禹贡》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据家之说。而论文但崇体要，不尚繁称博引，取其长而不溺其偏，其犹君子慎于择术之道欤!

　　[译文]

　　我的朋友湖南湘潭人罗研生先生，拿他编撰的一百九十卷《湖南文征》给我看，而且嘱托我为他的书稿写一篇序。我非常浅薄，年纪又大了，哪里够得上谈论文章的事呢?

　　我听说古人的文章，最初没有什么章法。《易》《书》《诗》《仪礼》《春秋》各种经书，他们的体势(结构和笔势)声色，没有一个字是沿袭而来的。就是先秦诸子的文章，也各自成为一体。拿这类文章来衡量其它文章，像金玉和卉木相比是不同类一样非常分明，这怎么说有“章法”呢?后来人本不会写文章，强迫自己拿出古人的文章来摹拟，于是有的模拟得像，有的模拟得不像;模拟得像就说合“章法”，模拟得不像就说不合“章法”。如果他们不是等着摹拟，他们就能发于心而为自然之文，大概有两个方面：说理，抒情。这两个方面是人人所固有的，就我所知道的道理，把它写成文字传给世人，符合我的爱与恶、悲与愉的情感的，就连缀成文把它表达出来，就像剖开肺肝来陈述文献典籍，这都是自然之文。性情敦厚的，大概能写出来的。至于浅或深，工或拙，就相差很远，未曾动笔就有很大差别。除了各种经书以外，百家的著述，大概都有自己的偏好。以说理取胜的，多是阐明幽深的道理达到极致的语言，可是它弊病是言辞激昂放纵不很恰当;以抒情取胜的，多是悱恻感人的语言，但它的弊病常常是词藻华丽而缺少实际内容。从东汉到隋朝，文人秀士(德才优异的人)，大概不仅阐明自己的思想，而且言辞多有俪语，就是议大政，考大礼，也常常用排比句子连缀成文，用变化的句式夹杂其间，经历唐代也没有改变……

　　湖南作为古代诸侯国的封地，北边靠近大江，南边接近五岭，西边连接黔蜀，是群苗聚集之地，大概也是山国荒僻之地。可是周朝末年，屈原在此地诞生，《离骚》各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推崇。到了宋朝，周敦颐又在此地诞生，他写的《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推崇。两位贤者，都没有效法某一流派，却写成好文。上与《诗经》《周易》相比有同样的影响，后来的代代逸才(有杰出才能的人)，要列举出来没有超过他们这些人的范围，更何况湖湘后辈深受前辈留下来的好风尚的影响呢?这部文集收录的，长于说理的文章大概十分之六，善于抒情的文章大概十分之四，且骈体文也有选择地录用，不说章法而章法不曾有乱。只是考据方面的文章搜集太少，前哲的倡导没有发言，后世的欣慕也少见。罗研生作学问，考核《说文》以求达到训诂，注解《禹贡》以求明白地志，他本来也很通晓考据家的学说。而谈论文章只推崇切实简要，不推崇繁称博引，取己之长而不沉溺自己的偏好，这仍是君子谨慎选择术攻的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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