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勇惠》原文及翻译

【导语】:

原文: 世之论者曰:惠者轻与,勇者轻死。临财而不訾①,临难而不避者,圣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 吾曰:不然!惠者重与,勇者重死。临财而不訾,临难而不避者,圣人之所疾,而小人

  原文:

  世之论者曰:“惠者轻与,勇者轻死。临财而不訾①,临难而不避者,圣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

  吾曰:不然!惠者重与,勇者重死。临财而不訾,临难而不避者,圣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

  故所谓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发也,慎而已矣;其既发也,义而已矣。慎则待义而后决,义则待宜而后动,盖不苟而已矣。《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言动者贤、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尔。是以君子之动,苟得已则斯静矣。故于义有可以不与不死之道,而必与必死者,虽众人之所谓难能,而君子未必善也;于又有可与可死之道,而不与不死者,虽众人之所谓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难而贱②易者,小人之行也;无难无易而惟义之是者,君子之行也。

  《传》曰:“义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义,虽出乎圣人所不能,亦归于小人而已矣。季路之为人,可谓贤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义之是。而子路过之,是过于义也。为行而过于义,宜乎孔子之无取于其财也。勇过于义,孔子不取,则惠之过于义,亦可知矣。

  孟子曰:“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盖君子之动,必于义无所疑而后发。苟有疑焉,斯无动也。《语》曰:多见阙殆③,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君子之行当慎处于义尔!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传之者有所误也。孟子之意当曰:‘无与伤惠,无死伤勇’。”呜乎,盖亦弗思而已矣!

  (注)①訾:衡量,计量。②贱:轻视。③阙殆:不做危险的事。

  译文:

  世人讨论说:“惠者不在意送人东西,勇者不在意死亡。面对财产不去算计,面临危难不知逃避,是圣人选拔的对象,这是君子的行为。”

  我认为不是这样。我的观点是:惠者看重送人东西,勇者看重死亡。面对财产不去算计,面临危难不知逃避,这种人是圣人痛恨的对象,是小人的行为。

  因此所说的君子行为有两方面:在没有做的时候很谨慎,已经做了要坚守道义。谨慎地看它符合道义才行动,符合道义而且时机允许再去做,不能苟且。《易经》上说:“吉凶悔恨都从行动中产生出来”,意思是说,行动者贤能和不肖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苟且行动。因此君子的行为,假如能停止就安静下来。所以在义的方面来讲有可以不送东西不去死的方法,即使有一定送东西一定去死的情况,即使众人认为难能可贵,但君子不一定认为好;在义的方面讲有可以送东西可以去死的方法,却不送东西不去死,即使众人认为容易做,而君子却不一定认为不难。因此推崇困难而轻视容易是小人的行为;不考虑困难还是容易,只是依据道义做事,这是君子的行为。

  《传》说:“义是制约天下的。”制约行为却不按照道义,虽然是圣人也不能做的事,也只能归入小人的行列。子路的为人可以说很贤能了,可孔子说:“仲由喜欢好勇斗狠,在这方面超过我,在才能上却一无所取。”孔子行事只坚守道义,而子路超过了他,是在义的方面超过他,行事超出了义的限度,所以孔子认为他在才德方面一无所取是应该的。勇敢超出道义,孔子认为不值得效仿,那么惠超过道义的时候,也就可想而知了。

  孟子说:“可以给,也可以不给,给了就妨害惠;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死了就妨害勇。”君子的行为一定在道义方面无所疑问才行动,如果还有疑问,就不会行动。《论语》上说:“多观察不做危险的事,谨慎地做其他的事情,就少有后悔”,意思是说君子的行为要谨慎地坚守道义!可世上有解释孟子文意的人说:“孟子的文章,在流传中有了缺误。孟子的意思是说:‘不给与就妨害了惠,不去死就妨害了勇。’”唉,这种人简直就是没有用脑子思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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