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子贡论》原文及翻译

　　原文：

　　予读史所载子贡事，疑传之者妄，不然子贡安得为儒哉?夫所谓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则修身而已。

　　当尧之时，天下之民患于洚水，尧以为忧，故禹于九年之间三过其门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于洚水，天下之君忧有甚于尧，然回以禹之贤，而独乐陋巷之间，曾不以天下忧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岂不同道哉?所遇之时则异矣。盖生于禹之时而由回之行，则是杨朱也;生于回之时而由禹之行，则是墨翟也。故曰贤者用于君则以君之忧为忧，食于民则以民之患为患，在下而不用于君则修身而已，何忧患之与哉?夫所谓忧君之忧、患民之患者，亦以义而后可以为之谋也;苟不义而能释君之忧除民之患贤者亦耻为之矣。

　　《史记》曰：齐伐鲁，孔子闻之，曰：“鲁，坟墓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因行，说齐伐吴，说吴以救鲁，复说越，复说晋，五国由是交兵，或强，或破，或乱，或霸，卒以存鲁。观其言，迹其事，乃与夫仪、秦、轸、代无以异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以坟墓之国而欲全之，则齐、吴之人岂无是心哉，奈何使之乱欤?吾所以知传者之妄，一也。于史考之，当是时，孔子、子贡穷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万钟之禄也，何以忧患为哉?然则异于颜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二也。坟墓之国，虽君子之所重，然岂有忧患为谋之义哉?借使有忧患为谋之义，则可以变诈之说亡人之国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三也。贡之行虽不能尽当于义，然孔子之贤弟子也。孔子之贤弟子之所为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子贡虽好辩，讵至于此邪?亦所谓毁损其真者哉!

　　(选自《临川先生文集》，有删节)

　　译文：

　　我读史书上记载的子贡的事，怀疑它虚妄不实，否则，子贡怎么会被称为儒者呢?所说的儒者，被国君任用就以国君之忧为忧，为百姓做事，就以百姓之患为患，处在下层不被任用，就加强自身修养。

　　尧的时候，百姓苦于洪水，尧为此事忧虑，所以禹在九年时间里三次从自家门前路过却一次也没有到家看望孩子。颜回生活的时代，天下百姓的忧患比洪水还厉害，天下君王的忧愁比尧还要多，然而颜回以拥有禹一样的才德，在陋巷里独得其乐，天下的忧患竟然能影响不到他的心志。这两个人，难道他们的道义主张不一样吗?只是所处的时代不同而已。如果生在禹的时代却做出颜回的行为，就是杨朱;生在颜回的时代却做出禹的行为，就是墨翟。所以说贤能的人被国君任用就以国君之忧为忧，为百姓做事，就以百姓之患为患，处在下层不被任用，就加强自身修养罢了。为什么还要有忧虑呢?以国君之忧为忧，以百姓之患为患，也要坚持道义啊。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能解君王之忧，能除百姓之患，贤德的人也不肯去做。

　　《史记》中记载说：齐国攻打鲁国，孔子听说了，说：“鲁国，行将覆亡的国家。国家危急到这个地步，你们几位为什么不出去想办法挽救呢?”子贡于是出发，游说齐国攻打吴国，游说吴国救援鲁国，又游说越国，游说晋国，五国因此刀兵相见。有的强大了，有的亡国了，有的混乱了，有的称霸了，终于保全了鲁国。看他说的话，考察他做的事，竟然和张仪、苏秦、陈轸、苏代，没什么两样。唉，孔子说：“自己不喜欢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自己的国家行将覆灭还想去保全它，那么齐国、吴国的人，难道就不想有保全自己的国家的想法吗?为什么使他们的国家混乱呢?这就是我认为古书所载虚妄不实的第一个原因。根据史实来推究，孔子、子贡当时是平民，没有卿相的地位，没有很高的俸禄，他们为什么要忧患呢?这与颜回的立身处世之道不一致了。这是我认为古书所载不真实的第二个原因。对于将要覆亡的国家，君子当然要看重这件事，但是，怎么可以有了忧患就做不义的事呢?如果有了忧患也要做符合道义的事，那么怎么可以用机变巧诈的说辞使人的国家灭亡来保全自己呢?这是我认为古书所载虚妄不实的第三个原因。子贡的行为虽然不能完全符合道义，但他毕竟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本来不应该到这个地步，何况说是孔子让他去的呢。

　　太史公说：“读书人常常提起孔子的七十个得意弟子，称赞的也许言过其实，诋毁的也许歪曲事实。”子贡虽喜论辩，难道会这样吗?这也就是诋毁而失去事实真相的情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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