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答段缝书》原文及翻译

　　原文：

　　段君足下：某在京师时，尝为足下道曾巩善属文，未尝及其为人也。还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书以所闻诋巩行无纤完，其居家，亲友惴畏焉，怪某无文字规巩，见谓有党。果哉，足下之言也?

　　巩固不然。巩文学论议，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其心勇于适道，殆不可以刑祸利禄动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养无亏行，家事铢发以上皆亲之。父亦爱之甚，尝曰：“吾宗敝，所赖者此儿耳。”此某之所见也。若足下所闻，非某之所见也。巩在京师，避兄而舍，此虽某亦罪之也，宜足下之深攻之也。于罪之中有足矜者，顾不可以书传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诛焉，则谁不可诛耶?巩之迹固然耶?然巩为人弟，于此不得无过。但在京师时，未深接之，还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尝以此规之也。巩果于从事，少许可，时时出于中道，此则还江南时尝规之矣。巩闻之，辄矍然。巩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怀友书》两通，一自藏，一纳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于悔者略见矣。尝谓友朋过差，未可以绝，固且规之。规之从则已，固且为文字自著见然后己邪，则未尝也。凡巩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过，亦如前之云而已，岂不得为贤者哉?

　　天下愚者众而贤者希，愚者固忌贤者，贤者又自守，不与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挟忌怨之心，则无之焉而不谤，君子之过于听者又传而广之故贤者常多谤其困于下者尤甚势不足以动俗名实未加于民愚者易以谤谤易以传也。凡道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过于听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过于听者之言，县断贤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孟子曰：“国人皆曰可杀，未可也，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匡章，通国以为不孝，孟子独礼貌之。孔、孟所以为孔、孟者，为其善自守，不惑于众人也。如惑于众人，亦众人耳，乌在其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轻议巩!

　　(选自《唐宋名家文集·王安石集》)

　　译文：

　　段缝君足下：王某在京师的时候，曾经在足下面前说到曾巩善于写文章，并没有涉及他的为人。回到江南之后，才开始和他逐渐熟悉并非常欣赏他，愿意和他交朋友，才又写文章大概地介绍了他的品行。您的来信，凭着您的所闻把曾巩说得一无是处，说他居家之时，亲戚朋友都感到惶恐畏惧，责怪我没有写信规劝曾巩，并据此说我交朋友缺乏原则。足下这话说得果真正确吗?

　　曾巩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人嘛。曾巩的文学和论议，在王某所交游的友人当中，还没有见到有哪个可以和他匹敌。他的本意是为了使文章合于大道而奋勇不顾，恐怕不是用刑罚灾难和名利爵禄所能改变的。他父亲处在困厄当中，曾巩服侍在他身边并没有不孝之举，家中的事即使再小，也要亲自去做。他父亲也非常爱他，曾说：“我们曾家门楣衰败，能依赖的也就是这个儿子了。”这些都是王某亲眼所见。足下所说的那些，王某却没有见过。曾巩在京城的时候，避开他哥哥独自居住，对这件事，王某也要加以指责，所以足下批评他就更加不遗余力。人们的过错当中有些是情有可原的，千万不能光相信文字的传播。事情原本各有各的因果，然而情绪却未必和事情本身完全吻合。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去分析而一味谴责，那还有哪个不可以谴责呢?曾巩的行迹的确是那样的，故而曾巩作为一个弟弟，在这件事情上不能说一点过错都没有。只是我在京城的时候，和他没有太多的交往，回到江南后，又觉得人家以往的错处没有必要总是提起，所以没有举出此事来规劝他。曾巩做事一向果断干脆，很少苟同他人的意见，大部分行为都出于自己的内心，这个毛病在我回到江南后已经规劝过他了。曾巩听了之后，立刻露出惊悚的神色。曾巩原本有很多长处是值得我学习的。他写的《怀友》书两篇，一篇收藏在自家，另一篇交到我这里，诚恳而急切地希望与我互相切磋探讨，免得日后出现问题再后悔。曾经说朋友有过错，不能断然决裂，姑且规劝他。规劝他如果听从也就算了，如果非要人家形成文字承认错误才肯宽容，那我的确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大凡曾巩的行迹，如上所说，他以往的过错，也如上所说而已，难道不能称为贤者吗?

　　天下的人，愚钝的多而贤明者少。愚钝的人原本就嫉妒贤明的人，而贤明之士又自有操守，不愿与愚钝者取齐，于是愚钝的人就更加怨恨贤者。既然怀着忌恨埋怨之心，那就没有什事不可以加以诽谤，君子之流误听误信之后，又传播那些话使更多的人听到，所以贤人总是不断地遭受诽谤，那些暂时困在底层的贤者受害尤其深。任何权势也改变不了世俗，因为名节并没有加到平民头上，愚钝的入很容易出言诽谤别人，诽谤之言又特别容易流传。凡是指责曾巩这不好那不对的言论，肯定都是那些忌恨他和传播了错误消息的人而为。他哥哥并没有和曾巩有过太多的接触，所以此事也属于误听误传。足下竟然要引用忌恨他的人、埋怨他的人、误听误传的人所讲的话，凭空裁断贤人的是非，这是很没有道理的。孔子说：“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要认真考察一番;众人都憎恶他，也一定要认真考察一番。”孟子说：“全国的人都说可以诛杀，也不可以马上诛杀，必须要得到确实可以诛杀的罪证，然后再杀他。”匡章，全国人都认为他不孝，孟子却对他另眼相看，认为他是孝的。孔子、孟子之所以成为孔子、孟子，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受众人的蛊惑。如果他们也受众人的蛊惑，那也就和众人一样了，哪里还是孔子、孟子呢?足下还是把握自己，稳重一些，不要轻易地议论曾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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