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原文及翻译

　　

　　原文：

　　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

　　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乐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

　　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①，则汉文为之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对②，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覆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

　　[注]①颇：廉颇;牧：李牧。②晁：晁错;董：董仲舒。

　　译文：

　　臣等认为作为臣子向皇帝进献忠诚，就像医生对症下药一样，药虽然经医生之手交予病家，但药方多是从古人那里传下来的。如果药方在世间已经被证明确实有效，那么就不必都要由医生自己拟定。

　　唐德宗时的宰相陆贽，才能本来就是帝王的辅佐，学问足可成为帝王的老师。论说深刻地切中事情的要害，言语不离开道德的范围。智慧可比张良而文才胜过他，辩才可比贾谊而道术更切于实用。上可以纠正皇帝想法上的错误，下能够贯通天下人的心志。但不幸的是他为官没能赶上良好的时机。唐德宗以严厉刻薄为能事，而陆贽以忠诚敦厚去规谏;唐德宗以猜疑的方式对人，而陆贽以诚心相待去劝导;唐德宗喜好用兵打仗，陆贽则认为消弭战事是当时首先要做到的;唐德宗喜好敛聚财物，陆贽则认为散财于民最为迫切。至于任用人才、接受意见的方法，整治边防、驾驭将帅的策略，归罪于自身以收拢人心，改正过错以顺应天道，摈斥小人以消除百姓的祸患，珍惜爵位以授予有功的人，这些合理的建议，很难列举完。陆贽真可以说是进献了苦口的良药，去诊治危害身体的重病。假使唐德宗能完全按陆贽的进言去实行，那么贞观之治的盛况便会再一次出现。

　　臣等每次从皇帝听讲的西阁退出，都私下相互议论，认为像您这样圣明的天子，一定喜欢陆贽的议论。只要圣明天子和贤能大臣两相契合，那就如同君王和臣子处于同一时代了。当初冯唐论及战国时廉颇、李牧的贤能，汉文帝为之叹息;魏相陈述了西汉晁错、董仲舒等应对当时皇帝的言语，汉宣帝就按这些言语施政而成就了汉室中兴的业绩。如果陛下自己寻求老师，就不如从近一点的唐朝选取陆贽。要说那六经如《诗》《书》《礼》《易》《乐》《春秋》，三史如《史记》《汉书》《后汉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并不是不可观览，其实都是足以凭借来治理好国家。然而圣贤言论幽深高远，史书、子书分散杂多，犹如山高海深，很难从中少量选择并直接推广运用。而陆贽的议论，一打开书本就非常明了清楚，汇聚了古往今来的学说精华，确实是国家治乱的一面镜子。臣等想把他的奏章稍微加以整理校对，重新抄好进呈给陛下。希望陛下把它放在自己的座位旁边，就像亲眼见到陆贽之面一样;反复熟读它，就像和陆贽当面谈话一样。这样，一定能启发陛下天子之性的神明天资，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成就强盛国家的功业。臣等说不尽愚陋的心意，请陛下决定是否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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