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屈到嗜芰论》原文及翻译

　　

　　原文：

　　屈到嗜菱，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将荐菱，屈建命去之。君子曰：“违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礼之末，忍绝其父将死之言。且《礼》有‘斋之日，思其所乐，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为道?”

　　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贤者也。夫岂不知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于将死丁宁之言，弃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于此者而夺其情也。

　　曾子有疾，称君子之所贵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学礼于仲尼。管仲病，劝桓公去三竖。夫数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道德，或训其子孙，虽所趣不同，然皆笃于大义，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国，若敖氏【注】之贤，闻于诸侯，身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忧，其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国人诵之，太史书之，天下后世不知夫子之贤，而唯陋是闻，子木其忍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夺其情也。

　　然《礼》之所谓“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母没而不能执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岂待父母之命耶?今荐芰之事，若出于子则可，自其父命，则为陋耳。岂可以饮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

　　曾子寝疾，曾元难于易箦。曾子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为然，是曾元为孝子，而曾子顾礼之末易箦于病革之中，为不仁之甚也。

　　(取材于苏轼《屈到嗜芰论》)

　　译文：

　　屈到喜欢吃菱角，他生病了，唤来家臣嘱咐说：“一定用菱角祭祀我。”等到祥祭时，家臣将要供奉菱角，屈建命令撤掉它。君子说：“(这样做虽然)违背(父命)却符合正道。唐朝柳宗元反对说：“屈建依照礼法的末节，忍心抛弃他父亲将死时的托付。而且《礼记》说‘在致斋的日子里，要思念死者生前喜欢做什么，思念死者生前喜欢吃什么。’子木撤掉菱角，哪里能够符合正道呢?”

　　柳宗元的认识太浅陋了。子木是德才兼备的楚国上卿。难道不知道做子女的孝道，侍奉去世的长辈好像他们活着时一样，何况对于父亲临死时叮嘱的话，抛弃不用，这是人之常情能忍心做的事吗!这一定是有比抛弃父亲临死时的嘱咐更不忍心做的事而使他改变了合乎人之常情的做法。

　　曾子得病时，(对孟敬子)说君子重视的道有三个方面。孟僖子临死时，让他的儿子向孔子学习礼。管仲病危时，劝齐桓公赶走三个宠臣。这几位君子的话，有的涉及掌管国家大事，有的劝诫他人在道德上勤苦追求，有的教诲自己的子孙，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不一样，但是都重视道义，不偏爱自己。现在楚国显赫盛大，若敖氏的德才在诸侯中闻名，身为上卿，临死时不存问百姓，却忧虑饮食，他太简陋了呀。假如子木遵照父命，全国人都谈论这件事，史官记载这件事，天下人和后代就不会知道屈到的德才，而只听闻他的浅陋，子木难道忍心做这样的事吗?所以说：这一定是有比抛弃父亲临死时的嘱咐更不忍心做的事而使他改变了合乎人之常情的做法。

　　可是《礼记》中所说的“要思念死者生前喜欢做什么，思念死者生前喜欢吃什么”，这是说子女追思父母的方式呀。曾皙喜欢吃羊枣，(他死后)曾子不忍心吃羊枣。父亲去世后不忍读父亲的书，母亲去世后不忍用母亲的用具，都是子女情感的自然流露，难道要等父母的命令吗?现在用菱角作祭品这件事，如果由子女提出就合适，如果由他的父亲命令，就是浅陋了。难道可以因为饮食的原因，而造成父亲极大的浅陋吗!

　　曾子卧病，儿子曾元对更换竹席感到为难。曾子说：“君子用德行来爱人，小人用无原则的宽容来爱人。”如果认为柳宗元的话是正确的，这样看来曾元是孝顺父母的儿子，曾子考虑礼法的末节，要求在病情危急时更换竹席，就是很愚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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