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熙宁转对疏》原文及翻译

　　原文：

　　准御史台告报臣僚朝辞日具转对，臣愚浅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窃观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群臣与图天下之事，所以成贞观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群臣，使陈当世之务，故显德之政，亦独能变五代之因循。

　　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诏群臣，使以次对。然且将岁余，未闻取一人，得一言，岂当世固乏人，不足以当陛下之意欤?抑所以延问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实欤?伏惟陛下超然独观于世俗之表，详思臣言而择其中，则二君之明，岂足道于后世，而士之怀抱忠义者，岂复感知言之少乎?

　　察今之天下,则风俗日以薄恶,纪纲日以弛坏,百司庶务,一切文具而已。内外之任,则不足于人材;公私之计，则不足于食货。近则不能不以盗贼为虑，远则不能不以夷狄为忧。海内智谋之士，常恐天下之势不得以久安也。

　　《易》曰：正其本，万事理。故臣以谓正其本者，在得之于心而已。得之于心者，其术非他，学焉而已矣。古之圣人，舜禹成汤文武，未有不由学而成，而傅说、周公之辅其君，未尝不勉之以学。故孟子以谓学焉而后有为，则汤以王，齐桓公以霸，皆不劳而能也。盖学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诚能磨砻长养，至于有以自得，则天下之事在于理者，未有不能尽也。能尽天下之理，则天下之事物接于我者，无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语接于我者，无以蔽其外。夫然则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从善而已矣，邪说之所不能乱也。如是而用之以特久，资之以不息，则积其小者必至于大，积其微者必至于显。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于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学，而积之至于从心之不逾距，岂他道哉?由是而已矣。

　　(选自《唐宋八大家大全集》，有删改)

　　译文：

　　遵奉御史台通知，臣僚在离开朝廷到地方上任的当天，要轮流详尽陈奏朝政得失，臣愚昧浅薄，恐怕提出的意见不足以被采纳。可是臣私下观察发现，唐太宗在刚刚登上帝位之时，就召集群臣谋划天下的事务，于是实现了贞观年间的大治。后周世宗刚刚登上帝位，也召集群臣，让他们陈奏当代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因此也只有显德年间的国政，能够改变五代时期因循守旧的局面。

　　如今陛下刚继承了皇位，也下诏命令群臣，让他们轮流提出看法。可是一年多快要过去了，也没听说择取了哪个人，获得了什么好建议。这难道真是因为当今本来就缺乏人才，不足以符合陛下的希望吗?还是因为请教询问的事情，仅仅是延续历代的旧有惯例，而不必探求其实质呢?臣跪拜敬请陛下高高站在世俗表面现象的上面独自观察，认真思考臣的建议而择取那合适的东西，如此一来，唐太宗和后周世宗这两位君主的英明，又哪里足以在后世被人提起，而士子中心怀忠诚节义的人，又怎会还感叹提出有价值的意见的人太少呢?

　　察看现今天下的情况，社会风气一天比一天败坏，朝廷纲纪一天比一天废弛，各个机构，众多政务，全都是徒有形式而已，朝廷和地方官员的任用，缺乏合适的人选;公家与私人的开销，在财物上也显得不富裕。往近了想，不能不把盗贼之事看作值得忧虑的事情，往远了想，又不能不把周边的其他民族当成需要担心的对象。海内怀有智谋的人士，常常担心天下的局势不能够长治久安啊!

　　《易经》上说：端正根本，各种事情都可以得到解决。因此臣认为端正根本，在于内心确有所得。内心确有所得，具体的办法不是别的，只是学习而已。古代的圣人，如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无不通过学习而成功，而傅说、周公这些大臣辅佐他们的君王，也未尝不是用学习来勉励自己的君王。所以孟子认为学习之后才会大有作为。像商汤凭借学习而称王天下，齐桓公凭借学习而称霸诸侯，都不费力气却能实现目标。因此，不断学习可以帮助君主成就这样的丰功伟业。如果确能反复磨砺，长久积累，一直到真有办法让自己内心有所得，那天下众事的道理，就没有弄不清楚的了。能够把天下的道理弄清楚了，天下事物一到我这里，根本不能拖累住我;天下的言语来到我这里，根本不能蒙蔽住我。只要桉道理办事，不正当的嗜欲或情感根本不能侵入;依从正确的意见，荒谬有害的言论根本不能混淆是非。如此而长久运用，不停地学习，那么积聚起很小的东西就一定会发展到博大，积聚起细微的东西就必定会发展到显著。古人用符合自己愿望的美好事物来充实自己，一直发展到妙不可测的神悟;通过十五岁进入高等学府学知识来不断积累，一直发展到随心所欲而不超越规矩，难道还有别的途径吗?只是通过学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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