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原文及翻译

　　原文：

　　赞曰：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

　　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 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

　　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后燕丈贞以著述之馀，攻比兴而莫能极;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其馀各探一隅，相与背驰于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亦甚矣。

　　若杨君者，少以篇什著声于时，其炳耀尤异之词，讽诵于文人，盈满于江湖，达于京师。晚节遍悟文体，尤邃叙述。学富识远，才涌未已，其雄杰老成之风，与时增加。既获是，不数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为《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论》，饯送梓潼陈众甫、汝南周愿、河东裴泰、武都符义府、泰山羊士愕、陇西李炼凡六《序》，《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皆人大之选已。用是陪陈君之后，其可谓具体者欤?呜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废，废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究其工、竟其才，遗文未克流于世，休声未克充于时。凡我从事于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获省竭，故得奉公元兄命，论次篇简。遂述其制作之所诣，以系于后。

　　(选自《柳宗元文集》)

　　译文：

　　评论道：文章的作用，通过言论辞语来进行表扬或批评，或者进行讽刺劝戒，给人以开导启发罢了。即使文章的语言粗鄙，只要能够有用就可以了。但是缺少文采，本来就不足以使当代的人震动、给后世学子示范。文章写出来之后很快就湮没无闻，君子是不愿这样做的。所以作文者围绕文章的宗旨，一定要借助文采达到流传的目的。作品出于圣人之手，因此被称为经;著述出自才华很高的人，因此被称为文。

　　文章有两大类，通过言论辞语来进行表扬或批评，根据的是著述议论;讽刺劝戒或开导启发，采用的是比兴手法。著述之类，其本源出于《尚书》中的谟、训，《周易》中的象和系辞以及《春秋》的取舍存删，它们的主要特征在于立论高远、气势宏壮、宽阔深厚、义正词严、说理完备，为的是宜于载入图籍史册。比兴之类，本源出于虞、夏时代的歌咏，商、周二朝的风雅诗章，它们的主要特征是文辞绮丽而有法则，声韵清越高扬，语言酣畅而意境优美，为的是便于在人们口头吟唱朗诵。这二类文章，考察它们的意旨，显然是相互背离性质不同的。所以执笔撰文的人，往往只专长一类，而很少有二者兼擅的。那些很有才能而在一个方面达到很高成就的人，人们就称他为技艺已经成熟了。擅长著述和擅长比兴的人才，即使在古代文学和雅乐极盛的时代，也不可能产生。

　　自从唐朝兴起以来，兼擅著述和比兴而无愧色的，是梓州陈子昂。陈子昂以后的张说以他著述之后的余力去从事诗歌创作，但是成就不很高;张九龄在赋诗之暇去钻研著述，可是也未臻尽善尽美。其余的人各自探索一个方面，互相背道而驰，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可见散文和诗歌两类文体兼擅并长，这是太不容易了。

　　杨公，早年以诗歌着名于当时，那些光彩夺目的优异篇章，被文人吟诵，江湖传唱，一直流传到京城。晚年对各种文体都有所领悟，尤其精通叙述文。学问渊博，见识高远，才华不断涌现，他那雄劲老辣的文风，随着时光的推移不断完善。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了，没有几年却去世了。杨公去世前的最后几年，所写之文特别丰富。他写了《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论》，饯送梓潼陈众甫、汝南周愿、河东裴泰、武都何义府、太山羊士谔、陇西李炼凡六《序》，《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都是当代最优秀的文章。凭这些文章与陈子昂相比较，大概可以说是着述、比兴两者兼备的人才吧!唉!就在杨凌感悟了各种文体之时得病了，笔法巳精善却停止了写作，停止写作还不到一年，又大病缠身，终于不得极尽其艺术上的造诣，完全发挥创作才能。他所写的文章未能流传于世，美好的名声也没能在世间流传。凡是像我这样写文章的人，都应该追忆惋惜，悼念仰慕啊!我因为两家友好，从小就受到关爱，所以奉杨凌的长兄杨凭之命，评价其作品。于是论述杨凌著作所取得的成就，以使之传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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