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唐枢传》原文及翻译

　　原文：

　　唐枢，字惟中，归安人。嘉靖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言官以李福达狱交劾郭勋，然不得狱辞要领。枢上疏言：

　　李福达之狱，陛下驳勘再三，诚古帝王钦恤盛心。而诸臣负陛下，欺蔽者肆其谗，诌谀者溷其说，畏威者变其辞，访缉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窃惟陛下之疑有六。谓谋反罪重，不宜轻加于所疑，一也。谓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谓薛良言弗可听，三也。谓李珏初牒明，四也。谓臣下立党倾郭勋，五也。谓崞、洛证佐皆仇人，六也。臣请一一辨之。

　　福达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钺从之，其意何为?继而惠庆、邵进禄等师之，其传何事?李铁汉十月下旬之约，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数语，其情何谋?“太上玄天，垂文秘书”，其辞何指?劫库攻城，张旗拜爵，虽成于进禄等，其原何自?钺伏诛于前，进禄败露于后，反状甚明。故陕西之人曰可杀，山西之人曰可杀，京畿中无一人不曰可杀，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则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

　　且福达之形最易辨识，或取验于头秃，或证辨于乡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识之矣。发于戚广之妻之口，是其孙识之矣。始认于杜文柱，是其姻识之矣。质证于韩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识之矣。一言于高尚节、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识之矣。再言于邵继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识之矣。三言于石文举等，是山、陕道路之人皆识之矣。此不必疑二也。

　　薛良怙恶，诚非善人。至所言张寅之即福达，即李午，实有明据，不得以人废言。况福达踪迹谲密，黠慧过人，人咸堕其术中，非良狡猾亦不能发彼阴私。从来发摘告讦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朴厚之人。此不当疑三也。

　　李珏因见薛良非善人，又见李福达无龙虎形、朱砂字，又见五台县张子真户内实有张寅父子，又见崞县左厢都无李福达、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轻纵元凶。殊不知五台自嘉靖元年黄册始收，寅父子忽从何来?纳粟拜官，其为素封必非一日之积，前此何以隐漏?崞县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于左厢都追察，又以李午为真名，求其贯址，何可得也?则军籍之无考，何足据也?况福达既有妖术，则龙虎形、朱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众，后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尽谓薛良之诬矣。此不当疑四也。

　　京师自四方来者不止一福达，既改名张寅，又衣冠形貌似之，郭勋从而信之，亦理之所有。其为妖贼余党，亦意料所不能及。在勋自有可居之过，在陛下既宏议贵之恩，诸臣纵有倾勋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

　　鞫狱者曰诬，必言所诬何因。曰雠，必言所雠何事。若曰薛良，雠也，则一切证佐非雠也。曰韩良相、戚广，雠也，则高尚节、屈孔、石文举，非雠也。曰魏泰、刘永振，雠也，则今布按府县官非雠也。曰山、陕人，雠也，则京师道路之人非雠也。此不用疑六也。

　　望陛下六疑尽释，明正福达之罪。庶群奸屏迹，宗社幸甚。

　　疏入，帝大怒，斥为民。其后《钦明大狱录》删枢疏不载。

　　枢少学于湛若水，深造实践。又留心经世略，九边及越、蜀、滇、黔险阻厄塞，无不亲历。蹑屩茹草，至老不衰。隆庆初，复官。以年老，加秩致仕。会高拱憾徐阶，谓阶恤录先朝建言诸臣，乃彰先帝之过，请悉停之，枢竟不录。

　　译文：

　　唐枢，字惟中，归安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授官刑部主事。言官因李福达的官司交互弹劾郭勋，然而不得狱辞要领。唐枢上疏说：

　　“李福达的官司，陛下再三驳斥查问，这真是有古代帝王的钦恤盛心。但是诸臣有负陛下，欺蔽的人放肆地说别人的坏话，谄谀的人混淆其说，畏威的人改变自己的言辞，访缉的人隐蔽真情。所以陛下的迷惑就更加厉害，而是非终不能明了。我心中考虑陛下的疑虑有六项。说谋反罪重，不宜随便加以怀疑，这是其一。说天下的人相貌有相似的，这是其二。说薛良的话不可以听，这是其三。说李珏当初已经查明，这是其四。说臣下结党倾轧郭勋，这是其五。说崞、洛地方的证佐之人都是仇人，这是其六。我请求让我一一加以辩解。

　　“李福达的出行，开始有王良、李钺跟随，其意何在?接着惠庆、邵进禄等人以之为师，其传何事?与李铁汉十月下旬的约会，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数语，其情何谋?‘太上玄天，垂文秘书’，其辞何指?劫库攻城，张开旗子拜封爵官，虽然邵进禄等人做成的，其本原何在?李钺伏诛在前，邵进禄事情败露在后，反叛的情况非常明显。所以陕西的人说可杀，山西的人说可杀，京畿中没有一人不说可杀，只有皇上左右的人说不可杀，这就叫我不得而知了。这是不必疑虑的第一条。

　　“而且李福达的形貌最容易辨识，或取证于光头，或证辨于乡音，像李二、李俊、李三是他的同族，是认识他的。从戚广的妻子口中说出的，她是李福达的孙子相识的人。开始让杜文桂辨认，他是李福达相识的亲家。让韩良相、李景全对质证明，他们是李福达相识的朋友。一对证于高尚节、王宗美，他们是..州主人认识的。二对证于邵继美、宗自成，他们是洛川主人认识的。三对证于石文举等人，他们是山西、陕西道路行人都认识的。这是不必疑虑的第二条。

　　“薛良坚持作恶，真不是好人。但他所说的张寅就是李福达，也就是李午，实有明据，不得因人废言。况且李福达的踪迹诡密，黠慧过人，人们都堕其术中，不是薛良狡猾也就不能揭发他的阴私。从来发摘告讦这样的事，原不必出之于敦良朴厚的人。这是不应当疑虑的第三条。

　　“李珏因为见薛良不是善人，又见李福达没有龙虎形、朱砂字，又见五台县张子真户内实有张寅父子，又见崞县左厢没有李福达、李午这样的名字，于是苟且定案，轻易放纵元凶。殊不知五台县是从嘉靖元年(1522)黄册才开始收录，张寅父子突然从何而来?交纳粮食封官，其为富户一定不是一日之积累，在此以前为什么会被隐漏呢?崞县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于是在左厢都追察，又以李午为真名，找他的籍贯住址，怎么能够得到呢?则军籍无从考察，又怎么能作为充足的证据呢?况且李福达既有妖术，那么龙虎形、朱砂字，又怎能知道不是先前假借来蛊惑群众，后来去掉以逃避罪名的呢?也不可说薛良全是诬陷他的。这是不必疑虑的第四条。

　　“京师从四方来的人不只一个李福达，既改名张寅，又衣冠形貌像他，郭勋听从他的话并相信他，这在道理上是说得过去的。李福达是妖贼的余党，也是意料所不能及的。在郭勋来说自有可居之过，在陛下来说既然有宽大权贵之恩，诸臣纵使有倾轧郭勋之心，又怎能加他们的罪呢?这是不用疑虑的第五条。

　　“审查案件的人称诬，一定要说被诬是什么原因。如果说是仇恨，一定要说仇恨的是什么事情。如果说薛良有仇恨，那么一切作为佐据证人就不是因为仇恨了。说韩良相、戚广是因为仇恨，那么高尚节、屈孔、石文举就不是因为仇恨了。说魏泰、刘永振是因为仇恨，那么当今的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县官员则不是因为仇恨了。说山西、陕西的人，是因为仇恨，那么京师道路之人就不是因为仇恨了。这是不用疑虑的第六条。

　　“望陛下六疑尽释，明正李福达之罪。期望群奸屏迹，宗社幸甚。”

　　疏章呈入朝廷，皇帝大怒，将唐枢贬斥为平民。在这之后《钦明大狱录》删去唐枢的疏章不予登载。

　　唐枢少年跟随湛若水学习，深造实践。又留心经世方略，九边和越、蜀、滇、黔的险阻厄塞，没有不亲身经历的。脚踩草鞋口含野草，到老不衰。隆庆初年，恢复官职。因为年老，增加俸禄引退。正巧高拱不满意徐阶，说徐阶体恤收录先朝建言诸臣，乃是彰显先帝的过错，请求全部停止，唐枢竟然没有被收录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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