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更法》原文及鉴赏

　　孝公平画①,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②,虑世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③,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④,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⑤。’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行者⑥,必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⑦,必见毁于民。语曰⑧:‘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虑始,而可与乐成⑨。’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⑩。’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于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熟察之(11)!”

　　公孙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12)。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13)。故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14)。拘礼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以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15)!”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16)。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夏、殷之天也,不易礼而亡(17)。然则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18)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表焉(19)。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垦草令(20)。

　　【注释】 ①孝公:秦孝公。姓赢,名渠梁,献公之子。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338年为秦国国君。在位期间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促进了秦国的发展和新的封建制度的确立。平画,评议计划。一说“平昼闲居”,即退朝之后的时间。 ②甘龙、杜挚:秦国大臣。大夫:此指职位较高的官吏。御:侍奉。 ③代立:继先君而立,即继承君位。社稷:本为古代祭祀土神和谷神的地方,后为国家的代称。 ④错:通“措”:设置,施行。 ⑤疑:犹豫不决。功:功效。 ⑥高人:高于一般人。 ⑦独知:特别的睿智。 ⑧语曰:通常说。 ⑨乐成:乐享其成。 ⑩郭偃(yan音演):春秋时晋献公臣,后帮助晋文公进行改革以图霸业。(11)熟:仔细,反复。 (12)学者:此指不知变通的学究式的一类人。溺:沉溺,淹没。 (13)三代、夏、商、周。王(wang旺):作动词,即成就王业,称王于天下。五霸:春秋时称霸于一时的五个诸侯,即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一说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 (14)制:约束。不肖者:无才无德的人。拘:拘泥,束缚。 (15)图:反复考虑。 (16)伏羲、神农,传说中的上古帝王。诛:刑罚,处罚。黄帝、尧、舜,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怒:超过。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 (17)汤:商汤,商朝的开国君主。 (18)穷巷:穷乡僻壤的小地方。曲学:见解浅陋,偏执于一端。 (19)狂夫:狂妄之徒。(19)垦草令:开垦荒地的命令。

　　【今译】 秦孝公在议论筹划国家的大事,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他的身边,反复研究形势的变化,探讨制订法令的根本原则,寻求治理民众的办法。

　　孝公说:“继承君位,不忘国家,这是做国君的原则;实施法令,务求体现出国君的明断,这是做臣子的本分。现在我想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改变旧的礼仪去教育民众,可又担心天下人对我非议。”

　　公孙鞅说:“臣听说,‘行动忧豫不决不会有成就,做事犹柔寡断不会取得成功。’您赶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必顾虑天下人对此有什么议论。而且有高出常人行动的人,必然被世俗之人反对,有独到见解的人,必定受到一般庸人的诽谤。常言道,‘愚蠢的人事情已经出现还不明白,聪明的人事前就能有所察觉。一般人不能指望跟他们商量事情如何做,只能事成之后与他们共享其成。’郭偃有主张说:‘讲究最高德行的人不去附和凡俗之人的见解,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必跟一般人去共同谋划。’法,是用来爱民的;礼,是用它便于做事的。所以,圣人只要可以强国,不效法旧法;只要可以利民,就不沿用旧礼。”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听说,‘圣人不改变民众的习惯去教育,高明的人不改变旧法去治理国家。’顺着民众的旧习惯去教育,不费力气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去治理国家,官吏熟悉民众安宁。现在如果变法,不遵循秦国的旧法,改变礼制教育民众,臣担心天下人会对您非议,希望您要反复慎重地考虑这件事!”

　　公孙鞅说:“甘龙这番话,实在是世俗之言!平庸的人安于旧的习惯,学究们又往往局限于自己的见闻。这两种情况,使得身居官位而墨守成法,不能跟他们讨论成法以外的事。三代以不同的礼称王于天下,五霸以不同的法而称霸诸侯。所以,高明的人能够制订新法,而平庸之辈却只能墨守旧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而没出息的人只有被旧礼所束缚。拘泥于旧礼的人不值得与其议论国家大事,墨守成法的人不值得与其讨论变法。您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杜挚说:“臣听说,‘好处没有一百倍,不变法;功效没有十倍,不改用新器具。’我还听说,效法古代没有过错,遵循旧礼不会出现偏差。您可要仔细考虑这件事!”

　　公孙鞅说:“前代政教各不相同,效法什么古代!各代帝王也不一样,遵循哪家的礼!伏羲神农实行教化不用刑罚,黄帝、尧、舜虽用刑罚但不过苛,到周文王、周武王,分别根据当时的形势而制订法令,依据具体的情况而规定礼仪。礼仪、法制根据当前的形势而制订,法规、政令各自适合具体的需要,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都是为了便于使用。臣所以说:治国并非只有一种办法,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的王业,不效法古代得以兴盛,夏桀、殷纣王的垮台虽没有改变旧礼照样灭亡。可见,违反古代的未必不对,遵循旧礼的未必就对。您不要再犹豫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偏僻小地方的人,大都少见多怪;见识浅陋偏执一端的人总是喜欢争辩。愚蠢的人讥笑的,正是聪明人觉得可怜的;狂妄之人所高兴的,正是贤德之人所忧伤的。拘泥于世俗才生出种种非议,我不再犹豫了!”

　　于是旋即发布了开垦荒地的命令。

　　【集评】 明·王凤洲:“议论痛快。”(见明·归有光《诸子汇函》卷十三《商子》)

　　明·杨慎:“通篇一辩一驳,俱出名理名言,且文句轩举清劲,自是西汉莫及。”

　　又:(“公孙鞅曰”——节):“耸峭斩截。”

　　又:(“民不可与虑始”一节)“文气极紧。”

　　又:(“汤武之王也”一节)“笔致优游宛入。”

　　明·顾起元:“(“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盱衡抵掌,夷然有不可一世之概。”

　　又:(“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琢句工劲”(以上六条见《合诸名家批点诸子全书》)

　　民国·张之纯《评注诸子菁华录》:“(开头两小段眉批)按《史记·商君列传》,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今其书乃托之孝公,盖亦狐之善假虎威者。”

　　又:“(前世不同教与帝王不相复等句眉批)二语自颠扑不破,句法极廉悍可学。言亦近理宜孝公之入彀中也。”

　　【总案】 本文以“更法”标其题,概括了全篇的主旨,那就是秦国必须要改革。文章以商鞅有针对性的三次发言,在批驳敌论中阐述了这一主旨,树立起了非改革不可的正面论点,即以“强国”、“利民”为前提,“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因此,“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不断改革乃为常理。在对这一中心问题的阐述中,商鞅对持反对态度的甘龙等人是针锋相对地批驳,对抱疑虑态度的秦孝公则是循循善诱地争取,有理有情,理服情动,最终促使秦孝公“寡人不之疑矣”,下定了变法的决心,这场围绕变法的大论战也便以商鞅的胜利和反对派的失败而告结束。

　　这篇文章不仅有明确的中心,而且有阐述这一中心的完整的结构,组织缜密,叙述生动。围绕变法的论战以“孝公平画”开始,以“遂出垦草令”结束,首尾照应,条理分明,脉络清晰。在对话中行文得以有起伏地发展,所记对话,言简意赅,不枝不蔓,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尤其许多富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句,更是活画出了人物当时的心态,开始时孝公的疑虑矛盾,欲“变法”“更礼”又“恐天下之议我”,商鞅两次“君无疑矣”的剀切忠谏,甘龙“愿熟察之”、杜挚“君其图之”的无可奈何的呼唤等等,都写得生动形象、恰切精当。孝公在这场辩论中,除了开场白和最后的小结之外,只两个“善”字便要言不繁地表明了对商鞅观点所持的肯定态度。这种态度不仅见之于“言”,而且见之于“行”,那就是“于是遂出垦草令”。“于是遂出”四个字,急切而坚定,它形象地宣布了商鞅在这场论战中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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