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人物形象及性格特点分析

　　作为史剧家，郭沫若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情思异乎寻常的奔涌，借着当时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自由与专制、爱国与卖国、统一与分裂、进步与倒退大激战的巨澜，他构筑了名垂青史的六大历史悲剧。一九四二年推出的五幕剧《屈原》则是其中的高峰。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大诗人，人们不再称羡他的峨冠博带，儒雅潇洒，他在剧作家脉律的击迫下咆哮着，掩映着日月星光，裹挟着风雨雷电。

　　屈原是一个为光明和自由而战的不屈战士，他是光明与自由的化身。诗人的身分在剧作中已淡化，屈原全然是作为政治家活跃在全剧的冲突中。他有崇高的政治理想，“长太息以淹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正是这种浩博的人道精神引发着他对于祖国和人民热切而忠诚的爱。他企盼着楚国能够和关东诸国和亲，结束分裂的局面，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让所有的百姓都能“过人的生活”。然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并不见容于这样的人物，相反更多地出演着联翩不辍的“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历史悲剧。楚国南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等和秦使张仪，内外勾结，愚弄并利用昏君楚怀王，在屈原的周围布下了一张硕大的诬陷网。

　　要打破国王对屈原的信任，是南后集团最初阴谋的中心。南后美艳精明，也识得屈原的华美诗文，但她却同时又有着特别自私、阴险和残忍的心怀。第二幕，由她导演并主演的“淫乱宫廷”丑剧凸现其卑鄙无耻的灵魂，是她代表的卖国集团诬陷屈原的第一次突然袭击。屈原临对如许事变，开始是茫然不知所措，直到南后再次侮辱他的人格时，他才缓过气来提出分辩与申诉。他虽含冤莫白，胸廓中依旧系萦着楚国的大局和受难的人民。他沉痛地对楚怀王说： “大王，我可以不再到你宫廷里来，也可以不再和你见面”，可你“要多替楚国老百姓设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设想”。他转而向南后发出使人全身骨节脏腑都能震撼的话： “唉，南后!我真没有想出你会这样陷害我!……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们的国王，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啦!”

　　经由第三幕靳尚等人欺骗鼓动群众为屈原“招魂”，屈原再次受辱后，第四幕的屈原被推上与南后集团正面交锋的峰巅。愤怒出走的屈原同张仪、南后等人邂逅，当南后对屈原的迫害从离间他与楚怀王关系发展到正面加倍的人格侮辱时，屈原摒弃了往昔申辩立场，把斗争的矛头直指阴谋的策划、指使者张仪，并毅然揭出了南后贿赂张仪狼狈为奸，陷害忠良，出卖楚国的罪恶事实。但是，他毕竟还宽宥怀王，这与其说反映了屈原思想上的局限，无宁说是表现了他蕴藏于内的深明大义、含辱负重的无私之心。他仍然呼吁怀王： “大王，你是始终不觉悟吗?楚国的江山社稷在你一个人身上，你不要使我们若教氏的列祖列宗，断绝香烟血食呀!”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减轻南后阴谋集团越来越凶险的迫害，屈原终于被关进东皇太乙庙。

　　当第五幕开启时，被禁的屈原又遭逢毒杀的诡计，他钟爱的学生婵娟因误饮毒酒而死于非命，太乙庙升腾起冲天的火焰。著名的《雷电颂》便出现在这一幕的第二场。郭沫若使他笔下的屈原经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甚至难以想象的苦难，曲折跌宕，日显严峻的冲突造成了主人公有力的悲剧环境。因为屈原所经受的磨难，他的生存环境不是平庸的，所以他的夺目光彩的生命力，他的忠贞至诚的精神力量，他“独立不倚，凛冽难犯”的斗争热情，得到极其浓烈酣畅的表现。面对着正在沉入黑暗深渊的祖国，失去自由的诗人，满腔冤屈，满腔忧愤，以凛然的气势，发出了闪电惊雷般的怒吼。他思念着洞庭、长江、东海……那是赤县神州、自由祖国的象征，借着风暴、雷霆、闪电的巨威，去驱逐黑暗，荡涤专制，迎接光明与自由的新世界。他身处充满严威的东皇太乙庙，却用愤怒的心火烧毁着一切权威的假面，对人民挚爱的伟大情感，终于使他对天下一切污浊秽垢作出了无情而神圣的宣判： “我没有眼泪。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眼泪有什么用啊?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如果在方生与将死之间，屈原演出了雄浑悲壮的第一主题，那么，“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是屈原人格的第二主题。一篇《桔颂》便是他的伟大人格的最集中的写照。正因为桔树“内容洁白”、“心胸开阔”，故而能做到“赋性坚贞”、“至诚一片”，也故而能做到“不随波逐流”、“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他的完善的人格理想是： “又聪明又厚道，又素朴又绚烂，亦圣亦狂”，他要的是人的“一片天真”。在抵御和抗斗南后集团诬陷迫害的情节中，屈原的人格力量和生命价值已经被剧作家勾勒得相当清楚，在全剧中，剧作家还调动了其它诗学手段加强了这个层面的色彩。除了用象征手法，即以桔树的坚贞洁白象征屈原的人格外，对照又被广泛地运用着。南后是显例。南后的阴险残忍的人品内容几乎可以用她自己的话来概括： “我要多开花，我要多发些枝叶，我要多多占领阳光，小草、小花就让它在我脚下阴死，我也并不怜悯。”她在剧中的所有丑恶表演凸现了她所具备的人格特征是同屈原绝然对立的。为了有意加强对比，剧作家布设了宋玉和屈原的性格矛盾。宋玉原本是屈原寄以厚望的学生，并以诗篇《桔颂》相赠。然而，宋玉究竟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在老师受到打击时，就动摇而成了南后的帮闲文人。“我们出身寒微的人，老实说是想高攀高攀一下的啦”!这类品性，那种攀龙附凤的性质，有负屈原。同时也反衬着屈原独立不倚的精神。此外，婵娟这个形象倒动人地烘托辉映着屈原的精神。她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她不能像宋玉那样“吟诗作赋，谈论国家大事”，但她懂得在大波大澜的时代应该怎样做人，她是屈原的真正弟子， “意趣坚定”， “与桔树同风”，一直到死都将屈原写的《桔颂》藏之胸怀。在关键时刻，不怕威胁，鄙视利诱，表现出舍身捍卫真理的高风亮节。“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的磊落。先生决不愿苟且偷生，我也是决不愿苟且偷生的!”她在屈原的精神照耀下成长，接受了大波大澜的考验，最后在屈原的怀抱中安详地死去。她的光辉同屈原的光辉合为一体了，或者说屈原的精神和他的生命价值，因着婵娟的精神及其归宿更加喷射着无际的光焰。

　　剧作《屈原》是一部伟大民族灵魂的史诗，屈原的形象寄寓着剧作家深厚的忧愤和欲罢不能的激情，他是郭沫若“献给现实的蟠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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