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戒慎恐惧·老子》原文及鉴赏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六十三章]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七十三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十六章]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鉴赏〕　“戒慎恐惧”一语连用，首见于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对于这段文字，照《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中庸一》说来，要逐句逐字解释清楚是有难处的，其大意说的是士人的处世方法、涵养工夫，要求人“凡万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惧，常要提起此心，常在这里，便是防于未然”;即便是处于无人觉察而独身一人时，也要谨慎处事，不可妄为，不可隐翳迴操，更不可做那种合眼掩耳的盗铃之事，这就叫“慎独”，否则，说不定哪天大祸突然降临，生命突然失去。用儒生曾子的话来说是，士人处事就应“战战兢兢”(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戒慎)，这样方可保平安，这也就是被传统学说称为士人儒生所必须具备的“道”。

　　而在《老子》一书中，大概是出于对社会大乱中种种怪象的担忧，《老子》五千言也无处不是“戒慎恐惧”之语。如《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便是通过阐明道之常变易，使人们戒除刚愎执著之心;《二章》“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则是使人戒除居功自傲之心;《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则又是使人戒除欲利之心……如此等等，均表现了老子对于世间万象的“戒慎恐惧”，因此老子在《六十四章》中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在《七十三章》中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在《十三章》中说：“宠辱若惊”。并且，如《中庸》一样，老子还把“道”、“常”与“戒慎恐惧”联系在一起来说：“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五十三章》)，“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

　　老子思想之所以与《中庸》“戒慎恐惧”的思想多有相合，除了它们均处于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时代之外，还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传承关系：战国时期的儒家作品《中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我们知道，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而到了战国时期，大概正是受老子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老子“天”、“道”思想的影响，儒家学者中开始出现一个将“天道”作为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因素之根本的思潮。而这一思潮的推动者，正是从孔子晚年最重要的弟子曾子，到孔子的孙子子思，再到孟子的一派，历史上把他们叫做“思孟学派”。而在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中，除了《老子》竹简本等道家文献之外，还有《性自命出》、《五行》等一批儒家作品，据专家考证，这些儒家作品与相传为子思所作的《中庸》有着很深的内在逻辑联系，很有可能就是曾子到孟子之间的思孟学派的著作。而这些作品与《老子》从同一个墓葬中出土，更加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这一点而言，老子“戒慎恐惧”的思想与《中庸》多有相合也便不难理解了。

　　而为了对老子“戒慎恐惧”的思想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我们则不得不提到老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周易》。我们知道，老子的“知常达变”之道与《周易》向我们阐明的“变易而不易”之哲理一脉相承，同时，《周易》与《老子》一样，也是一部忧患之作，这正如《周易·系辞传》所言：“《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具体来说，《周易》兴起的年代与《老子》所作的年代近似：“《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周易·系辞传》)两者都是兴起于礼崩乐坏的大乱之世。正是因此，《周易·系辞传》发出了与《老子》“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一样的呼声：“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因为时事艰险，所以要时时“知险”、“知阻”。“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同上)

　　对于老子来说，“戒慎恐惧”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察“微”研“几”，也即《六十四章》所言：“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这与《周易》之察微研几、避凶趋吉也是一脉相承的。魏晋年间，名士雅好《周易》，就是因为《周易》能“显微阐幽，无往不彰，无来不察”，所以名士隗禧就说：“欲知幽微莫如《易》”(《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引)。又因为圣人作《易》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大取天地之象，细观鸟兽之文”，天地诸物都蕴育着象和意，意味着凶和吉，所以魏晋名士要“显微阐幽”、“避凶趋吉”，也就必定要建筑在细观微察诸物的研几活动基础上。如名士管辂就“心过草木，注情葵藿”，于朱雀、青蝇、蚕蛹、鸡子、虎啸、雉惊、鸟飞、鹊鸣、谷风、山云、水气、林雾、潭渊、石形无不“夙夜研几”，为的是“疏风气而探微候、听鸟鸣而识神机”(《三国志·魏书·管辂传》注引《管辂别传》)。正因为天地万物都蕴育着象和意、意味着凶和吉，所以管辂能对名士何晏“梦见青蝇绕鼻”一事而得出“凶”的结论：“青蝇臭恶而集之”，必定导致“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知是何晏来不及避凶趋吉，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凶事果真降临其身，被司马氏集团借故诛杀。同样，名士董仲道于永嘉年间见洛阳东北角的地穴中有苍白二鹅而得出“苍者胡象，后胡当入洛;白者不能飞，此国讳”(大乱斯起)的结论，于是对名士谢鲲、阮孚等说了“《易》称知几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的话后，就与妻子荷担入蜀避凶去了(谢鲲《元化论序》及王隐《晋书》)。

　　在这里，是谁应验察微研几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在凶事频繁的时代里，思想家们主观上都想通过对事物的察微研几活动而趋吉。这样，同样出于乱世的《老子》也便和《周易》的精神相契合了，只要客观现实没有摆脱戒慎恐惧的条件，人们就会不断地以《周易》、《老子》之察微而强化主观上的避凶趋吉，《周易》、《老子》之盛行于后来战乱频仍的魏晋时代也就成为必然的了。在上述的例子中，魏晋名士们的察微研几而避凶趋吉无一定的规则，而之所以会有趋吉避凶的应验，大概建筑在名士对事物各自的体认上，所以魏晋独多对“体认”的强调。因为是名士对事物的各自“体认”，所以名士们对事物察微研几中的不少妙处是无法传下来的，但“戒慎恐惧”这种忧患意识，却深深地在中国文化中扎下根底了。

　　总而言之，《老子》承袭《周易》的变易哲理以及与之相关的“戒慎恐惧”的忧患意识，提醒人们“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见微知著，谦虚谨慎而不妄为，最终达到“勇于不敢则活”、“无为而无不为”的目的。此外，《老子》的忧患意识还与孔子反对“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主张“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论语·述而》)，以及孟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的忧患意识多有相合。应当说，与《周易》、孔孟一样，老子“戒慎恐惧”的忧患意识与中国所处的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以及中国社会政治的早熟与日益机巧、由王道走向霸道的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而老子“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的“法自然”的形上智慧和宇宙情怀，也与《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精神一道，成为中国人在“戒慎恐惧”的情境下追寻“大道”的核心价值取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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