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无为而治·老子》原文及鉴赏

　　[二章]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也。

　　[十章] 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五十七章] 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六十三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鉴赏〕　在治国理念上，向来有二种：一是有为而治;一是无为而治。前者侧重人的积极作为，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后者侧重于自然而然的原则，突出了人积极利用规律，按规律办事。“无为而治”并不真的是不作为，或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手段，而“无不为”才是目的。在老子那里，以“道”治国与“无为之治”是相通的。老子主张“无为而治”，提倡按照“道”的原则，自然而然，因势利导，无为而无不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

　　首先，“无为而治”强调要“以民为本”。老子作为周王朝的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他深知“民”、“百姓”在国家和社会上的重要性。《七十四章》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众连死都不怕，那还有什么事是做不出来的呢?《七十二章》也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当人民不畏惧统治者的威势的时候，那么，更大的动乱、祸害就要发生了。因此，老子在这里提出要“与民休息”、“以民为本”。“以民为本”又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统治者要把民众的向背看作是自己执政的基础;二是统治者自己也需要少私寡欲，不扰民，与民休息。《四十九章》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不应该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百姓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根据百姓的需要和心意来施政。《三十九章》也说：“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穀，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贵必以贱为根本，高必以下为基础。因此侯王们自称“孤”、“寡”、“不穀”，这不正是以低贱为根本吗?不是吗?在老子看来，民众虽然卑贱，却是高贵的王侯赖以存在的根本，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没有了这个基础，建筑于其上的国家政权便无法存在。统治者既然明白国家的根本在民，就应该一方面要自身做到少私寡欲，不让自己过分、无节制的贪欲而给国家带来不幸。《五十七章》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在老子看来，对统治者来说，我无为了，人民就会自然顺化;我好静了，人民就会自然端正;我无事了，人民就会自然富足;我无欲了，人民就会自然淳朴。北宋吕惠卿说：“圣人无为而民自化则无忌讳之弊，上好静而民自正则无法令盗贼之害，上无事而民自富则无利器之滋昏，上无欲而民自朴则无技巧奇邪之尚矣”(引自魏源《老子本义》)，这样，就能够做到“以无事取天下”(《五十七章》)。除了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私欲，还要做到不扰民、与民休息，让民众在相对自由、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生产，愉悦地生活。《七十二章》说：“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不要逼迫人民不得居处，不要阻塞人民谋生的道路。只有不逼压人民了，人民才会不厌恶(统治者)，社会才会安宁，国家才会安宁。

　　其次，“无为而治”还要求统治者奉行“清静无事”的治国方略。在老子看来，“清静无事”包含二义：一是统治者自身少私寡欲，以清静修身，以身作则，教化百姓。《四十五章》说：“清静为天下正。”蒋锡昌《老子校诂》解释说：“正者，所以正人也，故含有模范之义。此言人君应以清静之道为天下人民之模范也。”《五十七章》也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魏晋玄学家王弼注释说：“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在老子看来，君王自身的道德修养并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德，而是直接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休戚相关的，所以，“清静无事”的治国方略则需要有一个崇尚“清静无事”的君王或“圣人”来实施，这也是“清静无事”的治国方略得以执行和不断完善的保障和前提。另外，老子主张的“清静无事”并不是真的主张统治者无所事事，而是以“清静无事”的原则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具体运用。《二章》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圣人治国为政、施政也应当行“无为之事”，教化世人也应当行“不言之教”。那么，什么是“无为之事”，什么是“不言之教”呢?“无为之事”并不真的是指不作为或无所事事，“不言之教”也并不真的是指不言语或无所言语，其实，“无为之事”与“不言之教”指的是遵循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顺应民情民意，“以百姓心为心”，以百姓的福祉为指导原则，制定国家政策，颁布国家法令，民众受其惠而浑然不觉，这样的话，既可以保证国家稳定、社会安宁，又可以保证社会纯朴和谐的社会风气和民众纯朴自然的本性。尧帝是上古贤明圣君，无论是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者，还是消极无为的道家学者，都一致称赞其功德。晋朝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其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同样地，《列子·仲尼》说：“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与，不治与?不知亿兆之愿戴己与，不愿戴己与?顾问左右，左右不知。问外朝，外朝不知。问在野，在野不知。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就是有名的《康衢谣》。无论是《击壤歌》中的“帝力于我何有哉”，还是《康衢谣》中的“不识不知，顺帝之则”，都可以看作是“清静无事”治国方略的具体运用。较之积极有为的名常之教，也许这种“清静无事”、“无为”、“不言”的治国方略更能奏效些，百姓在一个相对自由、相对宽松、相对宽容的社会风气下，自然会愉悦乐居，百姓安，则天下安。

　　因此，在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中，既有针对百姓而采取的“以民为本”的政治措施，又有针对统治者自身的“清静无事”的具体修身原则。而这两个方面又是统一的。老子将能完满地体现这两方面要求的统治者称为“圣人”。这个“圣人”不同于儒家所提倡的道德圆满式的“圣人”，也不是后来道家所提倡的超脱俗事的“圣人”，而是以“无为”为其品格的统治者。圣人体“道”而行，“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诚如《五十七章》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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