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是贾母一手造成的吗？-经典文学作品网

　　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再认识

　　红学研究

　　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我们仅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研究和探讨是不够的。从总体文化系统来看，文学是文化活生生的可感觉的形式，它始终处于总体文化的支配之下。因此，在一个较大的文化背景上审视《红楼梦》的艺术很有必要。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影响人们心理和行为的有着多层次结构的社会意识形态及有关的规范准则。那些在一定经济、政治条件下群众精神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不稳定的情绪、感情、要求、愿望、风俗习惯、道德原则、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等，是它的低级形态;系统的政治思想、哲学理论、宗教义理则是它的高级形态。每一时代的思想文化总和则表现出一种时代的基本精神。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尽管交织着各种矛盾，但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矛盾，只能是传统文化与反传统文化的冲突。所谓传统文化，指已经取得支配地位的文化系统。它具有保守抗变、和谐自足的特点;相对传统文化而言的反传统文化，暂时是没有占据文化宗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具有创造变异，开放展拓的性质。它们之间的冲突，由深沉结构中的对立而趋于激烈的表面化的抗衡，由此构成了种种社会矛盾和精神冲突。中国古代文化就是由这种传统和反传统的冲突动态地构成的。这种普遍的和必然的冲突，导源于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二元对立性。它呈现为传统的无意识历史凝结和沉淀的惰性，与抗拒传统有意识的现时变异的活力之间的冲突。这种惰性与活力的冲突，又通过文化心理深层结构自身的同化和调节两种功能，交替保持平衡，体现出递进的发展趋向，往往后一个文化冲突深化了前一个文化冲突。就在这种传统与反传统的文化冲突中，中国民族文化自身得以不断调节、新陈代谢，不断向更为完善的高级形态演进。

　　《红楼梦》出现的时代，正是传统文化与反传统文化尖锐冲突的时代。如果我们把宋以后占据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看作传统文化的话，那么明末清初与“西学东渐”和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的启蒙主义社会思潮，则是巨大的反传统文化潮流。这种反传统文化潮流带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和近代解放因素。它从理学禁欲主义的桎梏中摆脱出来，挺身站立在现实世界中，以一种不可遏止的热情，直率地要实现自己的感情生活。这一文化潮流的代表人物李贽、陈亮、叶适、戴震等都具有较为鲜明的市民反对派气息;顾炎武、黄宗义、王夫之、颜元等则是具有更多哲理思辩性质的进步学派，不论他们是以儒家异端或儒家正宗的面目出现，都大胆地冷静地分析千百年来政治文化的得失，揭露社会弊端，破除传统迷信，评议怀疑儒家的“ 三纲五常”，不谋而合地从不同侧面向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宋明理学进攻。他们的矛头不仅指向封建传统文化，还直接批判封建政治体制，追求人的精神世界的解放，呼唤人们对民族文化的积极扬弃和择取，从而觅取到真正活力不断的源头。在精神、心理、感情上，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渴望。因此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激动和狂热!在这个历史时期，它使中国传统的主体思想文化受到激烈撞击并产生动摇，引起了社会心理、人们信仰、观念、情趣、风尚的变化，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呈现出新的状态。这种反传统的文化思潮在文学上的表现尤为显著。

　　明中后期出现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三言二拍、《牡丹亭》以及清初的《清忠谱》、《桃花扇》、《儒林外史》等，这些作品完全注入了一种现代的精神和感情，显现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文学不再仅仅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它描绘的是世俗人情，展现的是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俗画。这里的主题、题材、人物、语言已不同于封建正统文艺和文人士大夫的贵族气派。其中有一个突出的主题和题材是普通男女之间的，具有自然生理基础的性爱。描写他们自愿的、平等的、真挚的爱情。特别突出了青年女性对爱情的热情、留恋、执着和忠诚，具有冲破重重封建礼俗去争取自由的价值和意义。这些作品充满了生命活力和新生意识，是对千百年来的封建专制和理学禁欲主义的冲击破坏，反映出社会意识的巨大变化。这些作品的主题和题材，作为一种时代的意识倾向而言，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作为一种艺术探索和追求来说，它确实开拓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思维空间和表现空间，从而以一种历史敏感性把握了一个巨大的精神跨度。然而，由于文化自身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它不断地、顽强不屈地在冲突对立中保持自己的原型，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宋明理学文化体系，以它巨大的惯性，顽固保留因袭传统的功能，以至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和城市生活的繁荣，以及“西学东渐”带来的文明，难以在短时期内战胜传统势力。文化的变革比社会的变革要艰难千百倍。因此，一种紧张持续的两种文化冲突便成为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我们在以上这样一种较大的文化背景上来透视《红楼梦》，就会发现作品对时代思潮的敏感，对八面来风的新鲜信息已有所吸收，表现出极强的当代意识。两种文化冲突在《红楼梦》的诸多现实关系中，在人物的性格和精神构造中表现出来。那么古老、平静、凝固的贾氏王朝，而今也在裂变、分化，乃至崩溃。外部世界的一切社会冲突和精神对抗也在荣国府中演出，同样显示出历史的激烈状态，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并不是一个老而又老的古代传奇，而是处在历史断裂时期，两种文化冲突和选择的反映，其中蕴涵着极为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内容。

　　众所周知，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就是他们最慈爱的老祖母一手造成的。贾母是一个年高德重、仁爱慈祥、温情脉脉的老祖宗，她既不象贾政夫妇那样生硬冷酷，也不象凤姐那样暴戾凶狠，而是宽厚仁慈的“老菩萨”。她对宝玉黛玉最为钟爱，超过对待其他儿孙，一个是她的“凤凰”，一个是她的“心肝肉儿”，只要有可能，她可以摘下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来满足这对宝贝孙子的要求。然而在宝玉和黛玉的爱情婚姻问题上，她却丝毫不肯让步，她用她那颤巍巍的手亲手摧折了这株并蒂莲，不仅剥夺了他们的肉体，也戕害了他们的精神生命。看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然而却是事实。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虽然归根结蒂总能从社会的经济土壤中找到根源，但我们不应该忘了影响人们心理和行为的，主要是植根在一定经济土壤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即道德规范、宗教意识、审美理念等，这才是人们行为的出发点。要理解贾母的行为动机，也应该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红楼梦》中的贾府是一个典范的诗礼世家，荣国府的朱门里，是一个封闭的封建王国，传统的封建意识浸透了这个家庭每个成员的血肉，以至渗入到深重的雕栏、古朴的砖瓦、清雅的瓷器中去。传统文化维系着这个家庭内外成员各种关系的对立统一，它既强制地规范着上下左右长幼尊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又保证着各成员之间的相对和谐。贾母就是这个封建世家中至高无上的家长，就是封建传统文化的化身。

　　然而，贾府毕竟不是一个永恒的超时代的乐园，荣国府的围墙再高，也挡不住带着历史冲力吹进来的一阵阵时代的新风。贾宝玉和林黛玉在思想上，在言行上，总是有意无意地同那个时代的伦理道德，典章制度相抵触，表现出敢于蔑视封建秩序、突破传统思想羁勒、争取平等和自由的趋向，表现出与这个古老家族的文明完全不同的感情状态。这一切不能不使贾母感到吃惊。她用惊惧的，陌生的，困惑的目光注视着她熟悉的宝贝孙子，看着他们的发展，直到贾政口口声声要打死宝玉，以免他将来“弑君弑父”时，贾母才清楚地看到她与宝黛之间存在的文化对立和冲突。宝玉和黛玉虽然是这个封建贵族家庭的公子小姐，但却表现了与他们父辈完全不同的观念和精神追求。贾政他们从封建的土壤中生长起来，强烈地依附在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财产、地位和权势上，和谐的人伦关系，自足无欲的克制心理，胆怯卑屈的精神状态是他们最主要的情感生活。在这种强烈的依附感支配下，传统思想文化就是他们的灵魂。当明清之际的启蒙主义文化思潮象旋风卷过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们诚惶诚恐地默默注视着，心中怀着陌生的敌意。宝玉他们却不同，与其说他们是在旧的封建土壤上生长起来，不如说是在腐烂的封建土壤里滋长的新的具有近代民主意识的心灵。宝玉和黛玉凭着他们直觉的内省智慧，试图掀开挡住他们视野的历史厚重的帷幕，寻找自己生活的支撑点。他们共同向往远在天边的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心心相印，携手并肩，结伴而行，一起去摆脱和抗拒传统的邪恶势力，一步一步走向新的人生进程。他们的那种渴望，那种追求，那种意志，那种精神品格完全是新的文化的。当他们从《西厢记》、《牡丹亭》中感受到一种历史的觉醒意识的时候，他们的内在气质、思维导向、心理空间便逐渐与周围的人们处于一种潜在的对抗状态。于是维护传统和摆脱传统的束缚便构成宝玉父子之间的精神搏斗。由于贾政对新的文化的深恶痛绝和彻底否定，导致了他对宝玉的敌视

　　，终于使他变得冷酷无情，他要把宝玉“往死里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宝玉他们与父辈的文化冲突，实质上也是与贾母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的对立和冲突打破了贾母的精神和情感的平衡，逐渐使她确立了与宝黛对抗的心理导向。贾母开始冷落起宝玉和黛玉来。在宝玉婚姻的选择上，面对着家族的根本利益和子女的人生道路，她毫不含糊地忍痛割爱，亲自判决了她最疼爱的外孙女的死刑。选择薛宝钗为孙媳，而不选择黛玉，就不仅仅是从两人的身体和家庭条件出发，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选择，是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事实上，贾府中的人物关系之间同样构成两种文化的冲突。处于对立文化状态的人们，以某种感情纽带组合在一起，而文化上的冲突穿透了他们的性格、情感和心理。黛玉和宝钗、晴雯和袭人，宝玉和湘云的关系就比较典型。不仅如此，就在个体精神结构中也交合着两种文化状态的矛盾组合，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性格。

　　当我们绕过大观园门后的一带翠嶂，沿着羊肠小径走去，跨过清流，穿过佳木奇花，来到平坦宽豁的园中，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奇异的世界：在这里，遥远的过去和迷蒙的未来汇合在一起，古朴的感情与最新鲜的感觉交织成一片。这里住着的一群年轻人，虽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她们却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一种沉重的时代精神的苦闷之中，显示了确立个体意识和追求精神解放的艰难里程。这里充塞着苦闷和迷乱、压抑和爆发、绝望和希望、振作与颓废、无所事事与执着不屈，一种死的预感和生的渴望，是那样不和谐的交融着，弥漫在大观园中。当然大观园的主人公并不人人都敏锐地感觉到一种“意识危机”，传统文化浸透了她们的心灵，思想的惯性把她们不由自主地推向传统的轨道。虽然她们对传统文化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满，但是反传统的启蒙主义文化的那种巨大历史渴望，在这里已转化为日常生活的悲欢咀嚼。宝玉也是如此，他的心中不仅弥漫着原始的激情，民族的传统和感受在他血肉深处荡起神秘的回音，同时他也不断受到要求把握现实、理解未来的时代活力的撞击;他既有对古老文化的向往和依恋，又有追求意志和精神解放这难以释怀的梦想。贾宝玉是很不幸的，他内心深处的文化冲突常常使他的心理失去平衡。他对从小接受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产生怀疑，但新的思想意识又模糊不清，这就使他失去了精神依据，终于迷失了“通灵宝玉”，接受了封建家庭给他安排的婚姻，并从此陷入一种迷狂状态。从艺术上来说，宝玉的这种似傻如狂的精神状态，确实最真实、最生动地显示出那个历史时期民族心灵所经历的痛苦、犹豫和挣扎。

　　宝玉与宝钗的结合，同样是一出由文化冲突导演的悲剧。尽管宝钗对宝玉的爱是那么纯情和真挚，然而却是无望的爱。萨顿曾指出：“在任何时代，生活在同一时期的男人和女人从来就不是精神上的同代人。”同样是生活在大观园中，薛宝钗与贾宝玉就有完全不同的精神追求。宝钗处于封建传统文化结构之中，她的观念、她的情感、她的理想和愿望都被传统的封建意识凝固了，自觉不自觉地作了传统文化祭坛上的牺牲品。当她温情脉脉地规劝宝玉走 “仕途经济”道路时，她终于感觉到她和宝玉之间在文化结构上的对立。他们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圈，尽管他们都在一个家庭中生活，可是两人完全循着不同的文化道路前进，终于遥遥相对，越离越远。贾母可以让他们结合，却难以让他们的感觉和心理共鸣，悲剧的结局是注定的了!宝玉最后的出走，正是文化冲突的结果。处在冥冥之中的某种意念对宝玉的召唤，那是新的时代精神在他心中的觉醒，一种存在的顽强的意志要突破那沉闷的狭窄的有限空间。虽然这也是宝玉一种无望的追求，恰恰构成一种坚定有力的精神品格。这是宝钗永远无法理解的。文化就是这样顽强地支配着人们的感情、心理和感觉。

　　从《红楼梦》展示的宝黛爱情悲剧中，我们发现，《红楼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并没有停留在政治、经济的外显层次上，而是发展到宏观的民族文化的深隐层次中。它把由于经济、政治生活方式的转变而牵动的社会心理、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等多种层次的文化冲突深刻地反映出来，并透过众多人物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演变的律动。它对社会文化感知的程度如此深刻，反映如此全面，真不愧为伟构佳作。同时，从宝黛爱情悲剧中反映出两种文化冲突，这也使我们看到，文学作品蕴含的社会内容和历史内容，显示的人的精神状态和人性结构，表现出来的审美倾向和审美心理，无不与两种文化冲突相联系，因此，从文化冲突这一特殊视角来审视文学作品，是很重要和必要的。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