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宝黛爱情悲剧是必然的吗？-经典文学作品网

　　论《红楼梦》宝黛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红学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开始用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红楼梦》的，是清末文艺批评家王国维。他认为《红楼梦》属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叔本华说的第三种悲剧。叔氏所谓第三种悲剧，是指这种不幸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它既不需要一种绝大的错误或意外的事变(如第二种悲剧)，也不需要一种险恶透顶的个性(如第一种悲剧)，而是那些普通的人在通常的境遇下，处于彼此相关的地位。于是，他们的地位迫使自己明明知道而且眼睁睁地看见，相互间造成了最大的损害，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全然错误的。据此，王国维分析产生宝黛悲剧的原因，第一是“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恩厌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第八十一回)之语，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此为“自然之势”。第二是“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之祖母”，此为“普通之道德使然”。总之，“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⑴我们认为，王国维透过作者虚无缥缈的“还泪之说”，把宝黛悲剧放到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中加以分析，进而指出宝黛与周围人物间的矛盾，是由前述诸种矛盾构成了悲剧，就方法论而言，确实比前人进了一步。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当时王国维不可能真正理解宝黛与周围人物之间矛盾产生的动因，探索出其中的内在本质。我们认为宝黛悲剧不仅是性格悲剧，爱情悲剧，而且是社会悲剧，时代悲剧。其实质就是恩格斯在1859年《致斐迪南·拉萨尔》信中所指出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明末清初，天崩地解，思想界异常活跃。一些进步的封建士大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抨击社会弊端，总结“天下陆沉”之因。顾炎武痛诋王阳明学派“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致使“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提出以“明道救世”为治学宗旨，文须有益于天下，反对一切神怪、无稽、剿袭、佞谀之文。⑵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清初思想家发自封建士大夫内心的救世呼声。由于它企图从理学教条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社会变革，因此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其进步影响，首先体现在对科举制度的冲击上。清承明制，推行科举，仍立八股时文为文章正宗。文士醉心举业，心艳富贵，八股之外，百不经意，遂成风气。“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达于圣明”⑶。贤能士子，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科场失意，使他们看透了官僚们卑污的灵魂，不屑易面目图荣耀。特别是由富到贫的生活变化，饱尝世态炎凉，对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愤世疾俗，辞却功名富贵，不与权贵相与，接受清初进步思想家影响，讲求“文行出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讽刺、否定八股取士制的鲜明政治倾向，正是代表了当时文士阶层的进步思潮，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必然要求。明万历初张居正施行“计亩征银”一条鞭法，货币地租逐渐发展，农业商品化趋势日益显著。手工业生产一部分已从家庭转向工场。“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计日受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萌芽、发展。䌷丝牙行，千百余家;四方商贾，蜂攒蚁集。满族入主中原，八旊贵族、大地主大官僚享有特权，兼并土地。大量流民，沦为雇佣劳动者;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更加活跃;技术进步，使生产规模和组织方式具有早期资本主义若干色彩;统治者奢华侈靡，刺激了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家庭手工业更多倾向于工银劳动使用;自由居民和最初的资产者日趋活跃;而一些贵族地主一身兼二任，既是官僚又是工商业者。虽然这些孕育在封建母体内部的新的经济因素，与占支配地位的决定社会性质的封建经济相比，尚极其微弱，但已开始显露出它的社会影响，撕裂开封建帷幕的一角，人与人关系中的封建束缚慢慢松弛，附加的装饰点缀开始剥落，人性在专制黑暗中开始觉醒。在统治阶级内部到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中，与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潮正在兴起。其中突出的是对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经论的非议。“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也。”“嗜欲不作……正如深山中精怪。”⑷理直气壮地主张顺应和满足作为自然人的本能要求。《聊斋志异》许多作品在没有恋爱自由的当时，写出了青年男女自由相爱的故事，是现实爱情生活中新生因素的集中和升华，真切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憧憬和渴望。《醒世姻缘传》反映封建社会趋向解体时男女婚姻上“纲常不振”的人伦关系，说明封建礼教已开始失去维系人心的力量。关于婚姻的思想基础，蒲松龄提出“人生所重唯知己”的观念，虽然还比较模糊，但也说明当时追求爱情的民主意识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至曹雪芹同期的戴震，进一步提出“凡事为皆有欲，无欲则无为矣”⑸，明显地蕴含着“个性解放”的思想成分。《侠义风月传》中的水冰心那种干练泼辣的个性，实际上是从市井女性身上取来的。《儒林外史》中贵公子杜少卿，不顾他人讪笑，与妻同游清凉山，正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个性解放要求。新兴民主思潮的另一重要方面是要求平等的观念。唐甄在《潜书》中抒发的“天地之道故平”，“尊卑智愚可以转化，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尊卑之防，否定了天命论，鼓舞了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加强了国内外贸易文化交流，从而也渗进了当时欧洲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影响，推动了我国初步民主思想的启蒙。饱含着时代特点具有清新气息的民主主义思潮，代表着新兴市民阶级的历史要求，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生和发展开辟道路。。“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⑹ 我们认为，贾宝玉、林黛玉作为封建叛逆代表，是在当时黑暗王国里，透出了奔向进步、民主、个性解放第一线曙光的人物。他们与贾母、贾政、王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之间围绕爱情婚姻问题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矛盾。宝黛自幼耳鬓厮磨，“早存一段心事”。然而，这种爱情远非动物本能式的贪欢好色。贾宝玉不是不爱外形美。黛玉、宝钗的稀世之美，都曾使宝玉目眩神摇，看得发呆。宝玉有别于一般贵族少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择人把外形美与内在美结合起来。外形美是宝黛爱情的一个方面，但决不是全部。宝黛相爱更多的注重思想的沟通和精神上的契合无间。从本质上说，宝黛爱情的产生、发展是以其叛逆思想为基础的，闪烁着时代新人生理想犚?光华。他们一往情深，坚贞不渝，正是因为有此笃厚的、不可摧毁的基础。宝黛爱情思想基础的第一方面，是反对科举制度。宝玉厌恶仕宦道路，讽刺热衷功名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厌恶封建的人情世故，平时懒于与士大夫诸男子接谈，淡于峨冠礼服贺吊往来等事。看到秦可卿房中挂着《燃藜图》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格言，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不肯逗留。听到湘云、宝钗聒噪仕途经济，大觉逆耳，斥为“混账话”。为此，百口嘲谤，万目睚眦。惟黛玉与之心情相对，从未说过一句“混账话”，藐视权贵，将北静王御赐的麝香串掷而不取：“什么臭男人拿过来的!”深得宝玉敬重，引为同调，心已许之。宝黛爱情思想基础的第二方面是民主性的平等观念。“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⑺前者是说宝玉不但对其有情有识的人痴情体贴，而且对于其无情无识者也用情体贴。因此说他 “ 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⑻后者是说黛玉只用情于对其有情有识的人而不及其余。这方面性格表现为，贾母所惩之孤僻：“孤高自许，目下无尘”。他俩不同的表现是由各自的地位决定的。宝玉是老祖宗的嫡孙，贾府的凤凰，具有特殊地位。因此，爱博、心劳、忧患正反映他能放下高贵身份，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尊重别人的意志，待人以平等。黛玉虽与贾府联络有亲，但毕竟不在护官符四大家之列。更何况贾敏已死，林姑爷故去，寄人篱下，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而吃穿用途，一草一木，皆和他们家姑娘一样。贾府“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贵眼睛，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因此，孤高、无尘正反映她自矜自重，要求别人尊重她的人格尊严，尊重她的意志，待她以平等。可见，宝黛性格貌似相反，本质上相成。正是这种本质上的一致：民主性的平等观念，构成了宝黛感情和谐的基础，从而把女性在婚姻上被动和从属的地位提高到主动和平等的地位。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意识，在宝黛身上主要表现为对婚姻自主的追求，这是他们爱情思想基础的第三个方面。“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宝黛从先驱者手中接过叛逆火把，越过封建礼教的屏障，找到了可心如意的知音。爱情的流火在燃烧，他们互相以爱情弥补生活的寂寞和空白，浇灌思想中反抗幼苗。如果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 ‘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表现了宝黛对爱情婚姻的执着追求，那么“长剑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糜女丈夫?”⑼则更突出地表现宝黛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理想的封建叛逆思想。宝黛爱情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成熟的。“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众姊妹纷纷到场劝谏，只有黛玉远避潇湘馆，绝不去缓和叛逆者和卫道者之间的矛盾，向贾政求情。事后，才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到怡红院探伤。黛玉怜惜知己，宝玉赠帕定情，“任凭溺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黛玉感知知己之用心，更激动流泪，题诗寄情。在与封建势力的抗争中宝黛更坚定地站在一起了。第五十七回，紫鹃诳宝玉“黛玉要回苏州了”，宝玉急成痴呆病。黛玉传闻宝玉“不中用了”，面红发乱，目肿筋浮，喘的抬不起头来，半晌推紫鹃道： “你不用捶!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经。”足显出宝黛一往情深，相依为命。宝玉从倾慕宝钗的美貌，到产生隔膜，“生分”起来，以至于感情格格不入，也从反面说明宝黛爱情的发展。掉包得计，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苦绛珠魂断离恨天。宝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不顾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弃而为僧，皈依法门，用毅然决然的行动，宣告“金玉姻缘”破产，以捍卫自己追求的婚姻自主。“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恰写出黛玉不愿蒙受垢辱和“不自由，毋宁死”的抗争精神。

　　总之，宝黛从初开情窦，到相依为命，到悲剧终结的历史过程，充分说明这种不仅以感情相向，而且以思想相向为基础的爱情;这种以对方的全人格为恋爱对象的爱情;这种不以对方政治和经济地位为决定条件的爱情;这种超越“求偶必经考试，成婚必待诏旨”程式的爱情，正是明清之际登上历史舞台的市民阶级的民主意识在婚姻领域的体现，把反抗封建世俗礼教，追求恋爱自由的传统叛逆精神，提高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宝黛是继张崔、柳杜以后带有里程碑色彩的叛逆者。

　　以上论述，实际也说明了宝黛爱情的时代性、社会性，从而也就回答了前文提到的，王国维评论中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从一个方面否定了“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的结论。

　　“木石姻缘”是时代的产儿，偏又在那个时代被扼杀了。清雍乾时期，封建王朝已趋末世。但是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已出现的民主思潮就被统治者看作是“大干法纪”“伤时骂世”“讪谤朝廷”，如同洪水猛兽。这时期文禁酷严，朝野惴恐，其因盖出于此。从另一方面看，时代虽然提供了产生追求婚姻自主的社会条件，但由于这种历史发展条件还非常有限，尚不具备足以摆脱封建势力对民主性个性，特别是对婚姻自主的束缚、压迫和野蛮扼杀。已出现的市民反封建斗争只是初步的、地区性的经济斗争，还没有形成全国规模和提出政治要求;农民运动也是分散的、局部的。从整体上看，远不能同封建统治阶级抗衡夺权。没有社会革命，就没有家庭改革。要求婚姻自主而没有支持它的社会制度，终是悲剧。末世之时，宗法礼教是维系摇摇欲坠封建统治的精神砥柱，男女自由恋爱更是被看得比盗贼案件还要重大，以十倍疯狂加以镇压。金钏只不过和宝玉私掖偷携，就被王夫人一巴掌打得半边火热，投井自尽。司棋与潘又安山盟海誓、私订终身的悲剧下场也是明证。所以，宝黛的爱情悲剧在那种制度下是可想见的。黛玉作为贵族小姐，其悲剧还有它特殊的一面，这就是来自上流社会本身的迫害。当黛玉公开向社会表明自己爱的权利的时候，就把自己摆在跟整个上流社会为敌的地位上了，就成了上流社会的众矢之的。上流社会的那些虚伪、肮脏的灵魂容不得真正纯洁的举动。“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正暴露了封建末期上流社会帷幕后的污秽糜烂的丑事。李纨品行如冰清水洁，枉与他人作笑谈。黛玉以整个生命爱上了，且始终不渝地爱着宝玉，自然不会得到没有真挚爱情而惯于偷鸡摸狗胡闹的贵妇人同情、支持，而只可能遭到轻蔑、攻击。宝黛悲剧的必然性不仅因为他们在恋爱上是叛逆者，而且因为那是一对叛逆者的恋爱。如果并不触犯更多的或者根本的封建秩序，仅仅在男女关系上有些逾闲越检，淫荡贪欢，统治者对于本阶级的男子，还是完全可以赦免的。正如焦大骂贾府主子的：“这些畜牲，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宝玉追求一个黛玉是不算出格的。问题在于宝玉是大胆的、多方面的并且不肯回头的叛逆者。因此，在卫道者心目中，他是不能得到宽赦的。对这样一个叛銀?者，黛玉却同情、支持他，爱他，而她本人又不驯服，思想、感情、语言、行动都具体而微地越出了封建规范。这样，等待她的，自然也只有不幸的命运了。元妃省亲赐礼，唯宝玉、宝钗一等，黛玉已敏感到不祥之兆。“强于污淖陷渠沟”似谶成真。直接制造这幕悲剧的罪魁祸首，则是贾府最高当权者贾母。从伦理上看，贾母是宝黛“慈祥 ”的老祖宗、保护人。从政治上看，却是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的执法者。当两者矛盾时，后者就会把前者踩在脚下。在宝玉挨打时，贾母就明确表态：要是在人前不还出个礼数就该打死。元宵夜宴，黛玉拿酒杯放在宝玉唇边，宝玉一气饮干。二玉私情，已显端倪。贾母借评《凤求鸾》发出警告：“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儿是佳人?”后听说黛玉恋着宝玉，更是不悦，“要真是那样，又成了什么体统?岂不是白疼了她一番?”执法者的冷酷，形之于色。“一年三百六十天，风刀霜剑严相逼”正是就这一面说的。贾母听信和尚道士的金玉邪说，进一步表明对“木石姻缘”的否定。“掉包计”王国维认为是贾母“思厌宝玉之病”开出的冲喜处方，实际上是执法者对叛逆者必然要使出的最后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宝黛悲剧是双重悲剧，既是封建礼教制度和上层习俗所不能容许的爱情悲剧，也是封建统治阶级所不能容许的叛逆者悲剧。宝黛悲剧的必然性也在于叛逆者的寂寞、孤独、软弱。市民阶级虽已登上历史舞台，但还是弱小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成熟的社会条件只能产生不成熟的理论。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意识还不能形成系统理论，进而战胜封建传统观念。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宗法思想尚占统治地位，盘桓在人们头脑里。即使象柳湘莲这样一个客串演戏、市民意识比较明显的人物，仍为封建意识严重束缚。尤三姐要主动择夫，他却不以为然，“难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在贾府礼法森严的高墙内，宝黛追求的自主婚姻更不能为人理解。在长辈们的实践上固然前所未闻，讳莫如深，连袭人这个几两银子买来的丫头，也被同化，见宝玉心迷黛玉，没有“分寸礼节”，黑夜白日闹的，感到可惊可畏。大观园内，宝玉唯一可信托的是晴雯。由她充当红娘，传送情绢，结果呢，还不是被卫道者及其爪牙从病床上拖下来，撵出去。黛玉视为知音的紫鹃，认为“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她希冀寄人篱下的林姑娘，能趁老祖宗还明白硬朗，作定了大事，免得日后受人欺侮。天真、善良的祝福破灭后，她断然拒绝到宝钗婚礼上充当协助“掉包儿”的配角，去瞒哄宝玉。使人为之肃然起敬。但她终究不能遏止血泪交织的悲剧的进行。而宝黛本身也还保留着贵族少爷、小姐的胎记。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的封建烙印，因而反抗也就不可避免带有软弱性。元妃赐礼，黛玉预感到悲剧命运正在向他们袭来，却又无力和强大的封建势力正面作战;只好被动地接受判决。“ 我虽为你知己，但恐不能持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落叶萧萧，寒烟漠漠，除了唏嘘叹息，临风掉泪而外，别无长法。于是，产生了乌托邦思想：“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指望找到时代的武陵仙源，在理想的乐土上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这种乌托邦思想，作为一种历史要求来考察，是属于理想的。它表现那一时代追求真理，追求未来的启蒙主义思想力量，然而就其现实性来说，却是悲剧性的，镜花水月，不可能实现。对于封建秩序的严重叛逆，在宝黛看来，特别在黛玉眼里是一件既可喜又可怕?而且怕多于喜的事情。因此，他们之间的爱情才会彼此封锁得那么严紧，严紧到不仅不给第三者知道，不敢直率地向对方透露，甚至连自己也不敢相信。黛玉说了句“渔翁”“渔婆”的寓言，也觉失口;宝玉坦露赤诚之心，黛玉心里高兴，嘴上却说欺侮了她，要告到老祖宗那里去。越是贴切到十二分，越要防备到十二分。王国维说：“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之祖母”，是也。宝黛追求个性解放，希望婚姻自主的叛逆思想，从本质上说是反对亲权的，对抗性的;可又对亲权抱幻想，寄希望于贾母，等老祖宗的“意思”。当从傻大姐那儿获得密谋真相后，黛玉残留在心中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花熄灭了，精神急速趋向崩溃，身子顿时有千百斤重，两脚象是踏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直到此时，还不忘关照傻大姐不要“混说”。可见其婚姻理想与在封建亲权观念束缚下的实际行动，简直是南辕北辙。爱情的力量尚未能冲破封建亲权的羁绊。爱得这样深沉，又爱得这样软弱;虽然可以把生命交给爱情，却不能把婚姻交给自己。而这又与当时虽有资本主义萌芽，但这萌芽尚不能脱离封建经济母体而独立发展的状况是一致的，并且是其反映。

　　黛玉泪尽而逝，既显示其最后的反抗，又暴露其软弱一面：支持叛逆反抗的只是个人爱情的力量，生命之花仅为爱情而开。“莫怨东风当自嗟”，对整个封建的社会制度终不怀疑。她觉得生活没有更宽的领域，更强的活力，这也正是这位贵族叛逆者人生观的局限。

　　宝黛悲剧必然性还在于“率士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社会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婚姻自主的物质基础。“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⑽。不管宝黛怎样清高，也仍然要食人间烟火，仍然需要吃饭。试想，如果让他们离开钟鸣鼎食之家，置身于茫茫大地之上，以何为生计呢?所以，即使宝黛能够自由结合，成为恩爱夫妻，也只能象《浮生六记》中沈复和陈芸那样，终于挣扎不出封建的罗网，逃脱不了悲剧命运。这种悲剧一直延至大革命前夕鲁迅笔下的子君和涓生。再从家世利益考虑，宝二奶奶须有齐家之才，巡海夜叉王熙凤病重，镇山太岁贾探春远嫁，内当家问题已突出而迫切地摆在统治者面前。对此，宝钗又有黛玉不可比拟之处。黛玉小性儿，好恼人。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