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玉和宝钗有很多的相同之点？-经典文学作品网

　　宝黛爱情的“爱的本性”

　　红学研究

　　很多论者认为宝黛爱情悲剧歌颂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勇敢追求、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对自由爱情的摧残等等，对宝黛爱情的社会意义作了深刻的阐发。但是，对宝黛爱情的丰富内涵的阐释几乎是不可穷尽的。我们准备换一个角度，从爱的本性来解读宝黛爱情，以便从较深层次理解在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爱情与家族利益之间的冲突。

　　《红楼梦》不仅以仙草还泪的神话结构探讨了爱的先验的问题(1)，而且以高度写实的艺术手法，“按迹循踪”地描写了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的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的爱的本性。蔼理士曾引斯宾塞尔的理论说：

　　恋爱是九个不同的因素合并而成的，各个彼此分明，每个都很重要，一是生理上的性冲动;二是美的感觉;三是亲爱;四是钦佩与尊敬;五是喜欢受人赞许的心理;六是自尊;七是所有权的感觉;八是因人我间隔阂的消除而取得的一种扩大的行动的自由;九是各种情绪作用的高涨与兴奋。

　　在此基础上，蔼理士还加上婚后“建筑在亲子之爱的本能上一部分的情爱”(2)。可见，爱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现象，总体说来，与当事人的个性密切相关。因此，要理解宝玉为什么爱林妹妹而不爱宝姐姐，除了价值观、道德观等等之外，还必须尽量客观地把握宝玉、黛玉、宝钗的个性特征。

　　黛玉和宝钗有很多的相同之点，都极美丽而又极富才华。可惜自评点家开始，就有了界限分明的拥林或者拥薛的派别之争，总的说来，拥林派占有绝对优势。在拥林派的评点家那里，薛宝钗是一个破坏宝黛婚姻、谋篡宝二奶奶之位的奸险小人，林黛玉则是一个心地高尚、毫无机心的受害者;在强调反封建意义的论者那里，有时又将宝钗看成封建制度和道德的帮凶，黛玉则是一个失败了的叛逆者。这两种看似不同的评价隐含着一种相同的思路，都认为宝玉和黛玉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本应有团圆的结局，是宝钗破坏了他们的美好姻缘。这显然将作品复杂的内涵和人物简单化了，是“感情用事的看法”(3)。相比之下，俞平伯的“钗黛合一”比较客观公平。这里，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两人的关系，以显示两人个性中的不同，然后，从爱的独特本性这一角度来探讨宝玉亲黛玉而远宝钗的原因。作品在第五回以全知叙述者的口吻第一次将黛玉和宝钗对举：

　　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以来，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而迎春、惜春、探春三个孙女倒且靠后。便是宝玉和黛玉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亦较别个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丽，人谓黛玉所不及。而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故深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们，亦多与宝钗玩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

　　叙述者在这里给黛玉和宝钗的断语笼罩了后文无数的波澜。值得注意的是，黛玉此时在“封建家长”贾母心目中的位置除了宝玉无人可及;她与宝玉的亲密关系更是宝钗连想都不敢想的。至于下人们不满于黛玉的孤高而喜欢宝钗的豁达，应该是人之常情，因为人毕竟不只是独立的个体，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要与他人相处，不能不顾他人的感受。可是，黛玉并未反省自己的行为，反而“不忿”于宝钗，这未免有点太以自我为中心。在以后的日子，黛玉将这种“不忿”化为对宝钗的敌视，一有机会就给予尖酸甚至刻薄的讽刺挖苦。第一次正面写黛玉与宝钗的交锋是在第八回，宝玉去探宝钗的病，正好黛玉也来了，一起留在宝钗家喝酒。宝钗劝宝玉不要喝冷酒以免伤身，宝玉觉得有道理，就放下冷酒。恰好黛玉的丫鬟雪雁送来小手炉：

　　黛玉因含笑问他，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来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宝玉听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一阵罢了。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去睬他。

　　接下来，还写到宝玉喝酒过多，奶妈劝阻，黛玉对宝玉说：“别理那老货，咱们只管乐咱们的”，使李奶妈又急又气。临走时，黛玉亲手为宝玉戴斗笠，宝钗在旁沉默不语。黛玉借手炉讥宝钗过于见爱，讥宝玉奉令承教，敏则敏矣，但过于尖刻;奶妈有哺育之恩，连凤姐对贾琏的奶妈都礼敬三分，黛玉言辞也有失厚道。二十回写到李奶妈找茬骂袭人，黛玉说她是“老背晦了”，宝钗则劝宝玉“要让他一步为是”。相比之下，处世见识确有高下。这里，宝钗的“不睬”和“不语”，不能不说是一种难得的涵养。

　　二十回黛玉知道宝玉到宝钗处玩，含酸冷嘲，结果两人闹到说死说活的地步，宝钗把宝玉拉开，黛玉更是气得抽抽咽咽哭个不住，直到宝玉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温言来劝慰，并郑重其事地说出一番“亲不隔疏，后不僭先”的道理来表明自己的心迹才算了结。虽说是情之所钟，但其妒已逾常情，连宝玉都觉得有点太过：“只许同你玩，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去他那里一遭，就说这话。”

　　二十九回清虚观里的张道士送给宝玉的礼物中有一个金麒麟，贾母说好象看见谁家孩子也有一个，宝钗回答说是湘云：

　　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宝钗听说，便回头装没听见。

　　黛玉时时为金玉之论深感不安，尽管宝玉已一再向她表明心迹，她仍然不能释怀。黛玉有着高贵的出身，从小也是娇生惯养，但父母早逝，“又无姐妹兄弟”“教导”，寄身外祖母家，时刻担心“被人耻笑了去”，如今处在热恋之中面对有力的情敌，更加变得敏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顾场合咄咄逼人的作法只能给自己带来不利。就在金麒麟风波发生之前，张道士要给宝玉说亲，贾母特意强调，不管根基富贵，“只是模样儿性格儿难得好的”。现在当贾母的面，一个言辞尖刻，一个坚忍不露，对比何等鲜明。接下来宝玉和黛玉又因互相以“假情试探”，闹得摔玉、剪穗子，结果袭人、紫鹃也只好陪着他们流泪，最后连贾母也“抱怨着”“哭了”。二十二回明写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他稳重和平”，亲自为她做生日，可见贾母已留心宝钗。黛玉却仍是一味的任气使性，一方面不放过任何机会讥讽宝钗，另一方面又苛刻地以种种借口要求宝玉的重复表白，每次弄得赌咒发誓、心力交瘁。就黛玉来说，无疑是真心痴情，但是，这种近乎病态的方式非但未能给自己和宝玉带来爱的愉悦，反而给旁人带来伤害和烦恼。

　　宝钗却因金玉之论，总有意远着宝玉，平时看见宝黛在一起，也总是设法避开。宝玉挨打后她去探看时表现出来的关切和娇羞足以说明她心中也爱恋着宝玉。以她特殊的处境和心境，不但要克制自己的感情，还要一再忍让黛玉的尖刻，的确需要超人的器量和胸襟。可是，宝钗也有不忍不让之时。三十回宝玉造次以宝钗比杨贵妃，宝钗不禁大怒，又见黛玉有得意之色，更为气恼，于是先借靓儿寻扇发话，复借戏文讥诮宝玉向黛玉陪小心是“负荆请罪”，说得两人羞愧无语。可见宝钗的机敏尖利亦不减黛玉，只是平时能藏住锋芒。

　　四十二回是黛玉和宝钗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宝钗知道黛玉在行酒令时失口说了《西厢记》《牡丹亭》中的词句，私下里劝她说，读书是为了明理，不要让“杂书”“移了性情”。这既是对黛玉的规劝，也是宝钗自己的箴铭，黛玉“心下暗服”;四十五回宝钗去探黛玉的病，两人推心交谈，自此，与宝钗成了知心朋友。

　　平心而论，宝钗为了讨好贾府长辈，有时的确过于庸俗、虚伪甚至有违情理，如猜元妃灯谜时的“故意寻思”和为金钏儿之死安慰王夫人的一席话;她对柳湘莲尤二姐的悲剧无动于衷也过于冷漠世故。但总的说来，她能时时以“超我”克制自己的性情，属于有见识而又明白事理的女孩，获得了周围所有人的喜欢;黛玉的不入流俗固然可敬，但有点放纵自我，任性而为，敏感、爱幻想而又有点不切实际，其孤傲不群的言行，常常使人 “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结果连最疼爱她的贾母也慢慢地冷淡了她。我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曹雪芹对黛玉、宝钗的个性刻画，正是对《红楼梦》曲子[终身误]中“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的演绎，对二者都有所褒又都有所贬。现代一些男孩说，希望恋人是黛玉型的，妻子是宝钗型的，恐怕不完全是笑话。任性浪漫的恋人能够给平淡的生活增添无限情调，温柔贤慧的妻子则能提供家的宁静温馨，也许这才是太虚幻境中“鲜艳妩媚，有似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的“兼美”的主要内蕴。

　　虽然黛玉真心诚意地与宝钗作了朋友，宝玉也一再向她表明了心迹，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对自己和宝玉的未来放心。她深爱宝玉，却又要维护自己大家闺秀的身份和自尊，不愿表露对自己的命运和婚姻的关心，甚至将宝玉的表白和紫鹃的关心都看成是一种冒犯，更不用说像崔莺莺、杜丽娘那样去主动采取行动。刚来贾府的时候，贾母安排她与宝玉一起吃住，钟爱有加;最善体察、迎合贾母心意的熙凤多次打趣她和宝玉;直到贾府准备给宝玉、宝钗定亲前夕，袭人还认为“素来看着贾母、王夫人光景，及凤姐儿往往露出话来，自然是黛玉无疑了”(第82回)，这些都说明，她曾是宝二奶奶的第一候选人。可是，孤标自傲、多愁善感的个性已使她失去了长辈的欢心，也损坏了自己的身体，她只能在落落寡欢、自怜自爱中任凭生命之花一天天枯萎。三十五回贾母已明确表示：“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儿算起，都不如宝丫头”;九十回王夫人、邢夫人、王熙凤等在贾母房中闲话，说起黛玉的病：

　　贾母道：“正要告诉你们，宝玉和林丫头是从小儿在一处的，我只说小孩子们，怕什么。以后时常听得林丫头忽然病，忽然好，都为有了些知觉了。所以，我想他们若尽着搁在一块儿，毕竟不成体统。你们怎么说?”王夫人听了，便呆了呆，只得答应道：“……老太太想，倒是赶著把他们的事办办也罢了。”贾母皱了一皱眉，说道：“林丫头的乖僻，虽也是他的好处，我的心里不把林丫头配他，也是为这点子。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只有宝丫头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这样想，我们也是这样。”

　　家长们选择宝钗而不是黛玉，当然也有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考虑，但在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最高权威贾母最重视的是性格和健康。家长们的意志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贾政可能希望明白事理的宝钗帮助宝玉走上人生“正轨”;王夫人、熙凤也可能希望通过与娘家亲戚联姻增强自己的势力，不过，他们最后都得看贾母眼色行事，得贾母说了算。而贾母恰好是第一个娇宠溺爱宝玉的人，从来都是以宝玉的舒适快乐为最高原则，在她看来，无疑只有模样儿性格儿好的妻子才能保证宝玉一生的快乐和幸福。“性格儿”好，当然包含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内容，但也包含了广义的为人处世之道，比如说开放的胸襟、宽阔的度量、持平的恕道等等，这些恐怕今天的人们在择偶时也不能不考虑。说到家庭背景，贾府的儿媳、孙媳、重孙媳中除了王夫人和熙凤外，其他如邢夫人、李纨、尤氏等出身都很一般，邢夫人的兄嫂、侄女和尤氏的母亲、妹妹都因家计艰难而投靠贾府，秦可卿甚至只是一个寒儒从养生堂抱养的女儿，可见贾母对张道士说的不管根基富贵的话是可信的;何况宝钗的寡母和无法无天的兄长并不能给贾府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薛蟠反给贾府带来许多麻烦。因此，就事论事，我们不主张过分夸大宝玉和宝钗婚姻中家族势力的作用;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承认家长们的选择与家族利益相关，现代的社会学家、婚姻专家一般也都认为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庭/家族的事，强调婚姻当事人与对方家庭的和睦相处。在封建社会，一个大家庭的女主人的性格和健康与整个家庭的秩序和利益之间，关系尤其密切，而健康问题直接关系到子嗣传承，当然又是家长们考虑的“重中之重”。

　　当家长们正式商量宝玉婚事的时候，撇开黛玉的“小性儿”不说，仅就健康而言，她因为错听宝玉定亲的消息，立意自戕，已濒临死亡。事实上，她“因不放心的原故”，早已“弄了一身的病”，而且一日重似一日。四十五回黛玉自己说：“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别说病，只论好的时候我是怎么个形景儿，就可知了”;自三十二回“诉肺腑”和四十二回“解疑癖”之后，黛玉曾有过一段相对平静愉快的日子，可她的病症却并未减轻，到了后来，一年之中只有十来个夜晚睡得安宁。她已感觉到了长辈们对她的冷淡，自己的健康一日日恶化，和宝玉的婚事毫无着落。潜意识中的种种担心和恐惧在八十二回的“恶梦”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她梦见父亲升了官，但娶了继母而且一切都是继母作主;继母要把她许配给一个亲戚做填房，她求助于贾府的长辈和姐妹，可是得不到任何帮助;最后求助于宝玉，宝玉为了让她看到自己的心，拿刀子划开了的胸膛，可是心却没有了。这个梦看似荒诞，其实经得起心理学的严格分析：黛玉一再悲叹父母早逝，虽有刻骨铭心之情，却无人作主，与此相对照，情敌宝钗却有慈母呵护。她在内心深处，渴望父母的爱和保护，所以梦见父亲升了官。在黛玉入睡前，袭人想到宝玉将来的妻子很可能是黛玉，而自己是偏房，特意以尤二姐和香菱的遭遇来试探黛玉，二人还谈到妻妾之间谁压倒谁的问题，这在黛玉潜意识里无疑会有很深的痕迹，所以在梦中她被冷酷的方式许配给人做填房;宝钗家的一个婆子来送东西，不无嫉妒地说黛玉与宝玉“是一对儿”，更勾起她对婚事的担忧，宝玉虽无二意，可是金玉之缘的阴影却永远挥之不去，所以在梦中索性连宝玉的心都没有了。老太太、舅妈表面上对她很慈爱，却从未提及她和宝玉的事，潜意识中她感觉到了长辈们的冷淡，所以在梦境中这些人一个个都冷漠无情，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她的直觉。梦醒之后，她咳嗽得更厉害：

　　半日才吐出一口痰来，痰中一缕紫血，簌簌乱跳。紫鹃、雪雁脸都吓黄了。两个旁边守着，黛玉便昏昏躺下。

　　至此，黛玉美丽优雅的风度已荡然无存，青春的花朵尚未绽放就已枯萎。作者对她的病和死深表同情，但是并没有将她简单地塑造成一个不食烟火、不沾情欲的仙女，相反，高度写实地刻划了她性格中的弱点，她的过分强烈的自我意识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病态。很多人都借《葬花词》中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来形容黛玉的险恶处境，当然没错。但还有一点值得考虑，那就是此时的黛玉在贾府的孙子孙女辈中的地位，几乎与宝玉平等。晴雯、湘云、香菱、妙玉等几个身世命运与她类似的女孩，根本无法与她相比。香菱和黛玉的对比尤其引人注目，她们有着类似的出身，香菱的命运却要悲惨得多，从小被人贩子拐卖，后来沦落为“浊世里最脏的一块泥巴”(4)薛蟠之妾，可是，香菱远比黛玉开朗。在明媚的春天，连宝钗这样矜持的女孩都能忘情地融入大自然的美景之中，尽情享受青春的欢娱，黛玉却因对宝玉的误会而独自悲悲切切、心碎肠断，“戏彩蝶”与“泣残红”的场景对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说，并不是要故作惊人之论，对黛玉这一形象做否定性的评价，只是想指出，作品在赋予这一形象以种种美质的同时，精确而细致地描写了人物自身的性格弱点，惟其如此，才使神话中的绛珠仙子获得了真实的生命，成为中外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如果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些弱点，只能使复杂的人物简单化。在对黛玉和宝钗的性格有了基本的了结之后，我们再来分析宝玉为什么亲黛玉而远宝钗。

　　柏拉图由“爱是渴望属于善的另一半”进一步得出结论：“爱情就是一种欲望，想把凡是好的永远归自己所有。”(5)也就是说，爱就是渴望永远的善。善有荣誉、勇敢、自尊和尊严等多重含义，原始的性爱通过善与社会伦理道德等发生了联系。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故事(6)为例形成了性的升华论，他自己终生独身，更是性升华的典范。柏拉图的精神之恋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绝对的“共相美”，过于抽象过于哲学化，很难适用于现实人生中高度个体化的情人之间的“爱”，但是，他启发我们，“善”可以使肉体之爱升华到精神之爱，真正的爱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人们在选择精神上心灵上的伴侣时，往往伴随着一种价值评价。这种价值不是一个人所爱对象本身所具有的客体性价值，也不是一个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所爱的对象身上发现的个体性价值，而是由于爱、由于肯定和赞许而赋予客体以动人的、超出其实际情况的意义和价值。美国著名爱学专家欧文·辛格曾以买房子为例，对此作了形象的说明，即：对于同样的一座房子，鉴定者注意的是房子的客体价值，比如面积、质量以及周围环境等;未来的买主注意的是房子对自己有益的方面，往往作出高于客体性价值的评价，房子对他个人的价值就是个体性价值;当一个人买下并且爱上这座房子时，就会赋予远远高于其客体性价值或个体性价值的新价值，这时，房子对于房主来说，已不仅仅是财产或栖身之所，而且是他关心的对象，是他感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房子本身具有使人满意的能力，但只有真正关心房子的人才能从中发现新的、更使人满意的生存方式，而且因为喜欢、因为爱，房主对房子使人满意的能力作了超出实际的评价。同样的道理，“在相爱的过程中，彼此之间给予的价值高于他们的个体或客体价值。当每个参与者得到别人给予的价值，同时也给予他人以价值时，就存在着爱的相互关系”(7)，这种“给予”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比如关心对方的需要和利益;帮助对方获得成功;尊重、支持对方的个性;理解、同情对方性格中的弱点等等。所以，“爱就是创造一种新的价值”(8)，在“创造”新价值的过程中，既有心理学的问题，又有道德理想的问题，还有人类想象力的问题，总之，与相爱双方的个性密切相关。

　　宝玉和黛玉相同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属于道德理想这一层次的问题，这是他们相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宝钗、湘云等一再规劝宝玉注意仕途经济，而黛玉却“从来不说这些混帐话”，作品多次写到宝黛互相认作“知己”、“两个人原是一个心”等，强调的都是这一点，对此，学术界已有很多论述，不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宝玉和黛玉感情是建立在“耳鬓厮磨”的基础上的。性心理学研究表明，异性之间的爱与触觉、嗅觉、听觉和视觉等感官相关，中国传统所说的“耳鬓厮磨”讲的就是两性之间的触觉，性心理学称之为“厮磨”。儿童之间的接吻、拥抱以及身体其他形式的接触，都是“一些厮磨的活动，用以表示一般的亲爱或含有性的成分的特殊的亲爱”(9)。在封建社会里，对于黛玉这样的大家闺秀来说，与异性的肌肤接触，尤其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作品中多次写到他们自幼同桌吃同床睡，懂事之后，还经常有为对方拭胭脂拭泪、开玩笑挠痒痒等“过分”的举动，宝玉甚至“要与黛玉一个枕头歪着”(第19回)。他们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些亲密举动的含义，并试图克制，却总是情不自禁。三十二回写黛玉无意中听到宝玉在湘云、袭人面前称扬自己，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准备偷偷离开：

　　这里宝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来，忽见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有拭泪之状，便忙赶上来，笑道：“妹妹往那里去?怎么又哭了?又谁得罪了你?”林黛玉回头见是宝玉，便勉强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宝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泪珠儿未干，还撒谎呢。”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替她拭泪。林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说道：“你又要死了!做什么这般动手动脚的。”宝玉笑道：“说话忘了情，不觉的动了手，也就顾不得死活。”……(林黛玉)一面说，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

　　黛玉一边提醒宝玉不能动手动脚，一边自己却忘情地为宝玉拭汗，这是至性至情的流露。黛玉在宝玉童年生活中的重要位置是宝钗无法替代的，他们三个人都明白这一点，宝玉为了让黛玉放心，一再强调“后不僭先”;黛玉为此也十分得意，可以说这是她抵挡“金玉之论”的王牌;宝钗也非常清楚：“宝玉和林黛玉是从小一处长大，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因此总是有意远着宝玉。

　　在有了一致的价值观念和耳鬓厮磨的情感基础之后，宝黛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而“爱是一种富于想象力的给予价值的手段”(10)。由于想象力的作用，情人之间很难用理性的眼光和世俗的价值标准去彼此认知、评判，爱有时甚至会使对方的缺点都变得可贵，女孩脸上的黑痣或雀斑在旁人眼里也许是一种缺陷，可是在她的情人眼里，却很可能是独具魅力的象征。这种“性的过誉”现象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正是爱的想象力创造了人间的“爱的神话”，在旁人看来，也许是幼稚，然而，爱的魅力“却正在于它的幼稚”(11)。家长们在乎黛玉的“小性儿”和“虚弱”，宝玉对此却全不在意;宝玉的所作所为被人认为是“呆气”，宝钗、湘云等也一再劝他立身扬名，黛玉却只是一往情深、固结缠绵地去爱，除了要求宝玉的爱之外，从未有过任何的挑剔和不满，甚至连吃胭脂的毛病都没有觉得不妥，只是提醒他“不要带出幌子来”，宝黛的举动可以有多种解释，但“爱的想象力”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情人的个性是与道德理想、性心理以及想象力等都有关系的一个复杂概念。关于宝玉的“惧父”心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男性社会对科举仕途的厌恶即俗常所说的“叛逆”性、对女性心理的细致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温柔体贴等个性，我们在前面已做过较详细的分析。特殊的身世和家庭环境还造成了他广义爱美、贪图享受和逃避现实的个性。他有时也思索生命的意义，但总是堕入云烟般的虚幻，甚至觉得“越早些死的越好，活着真真没有趣儿”。他见了星星月亮都要长吁短叹、咕咕哝哝，却几乎从未想过要对自己对他人负什么实际的责任，对黛玉也不例外，除了私下的体贴安慰、赌咒发誓之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他只希望与一群美丽的女孩在与世隔绝的“大观园”中厮守终生，或者让女孩们的眼泪把他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鸦雀不到的偏僻之所随风而化。这种爱幻想、不切实际的个性恰好与林黛玉投合，他们可以一起淘气喝酒不听奶妈的劝阻;可以一起心游天外，嘲笑世俗的人生;可以一起偷看“邪书僻传”，并互相借书中人物调笑。与此相反，宝钗却是一个理智的明白事理的姑娘，讲究实际而又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理家的才干，不但千方百计为母亲分忧解愁，还能见机行事规劝无法无天的兄长，并时时以儒家的道德理性来压抑自己诗人的气质和情感，耐心、自卑地待人接物，尽力帮助她周围的人。宝玉欣赏她的美貌和才华，有时甚至到了“忘了妹妹”的地步，可是，在内心深处，却对宝钗的“明白事理”有一种本能的敬畏，他在宝钗面前总是“讪讪地”，不敢放肆。当宝钗见机劝导他留意仕途经济、触着他的心病时，他就恼羞成怒、大发脾气。从自身修养来说，宝钗和贾政同属封建道德的正人君子，很难想象宝玉在想方设法躲避正统父亲的同时，会找一个与父亲一样正统的妻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宝玉对宝钗的敬畏是“惧父”心理的一种延续;而黛玉却与他情投意合，同样具有“叛逆性”。这里，我们想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以宝玉浪漫不拘逃避现实的个性，与其说是看透了科举的弊端和仕途的龌龊，还不如说是讨厌包括读书、做官在内的一切成规性的东西。在任性和浪漫这一点上，宝玉和黛玉本来就深相契合，再加上前面所说的情人之间的给予性评价，他们更是以情人的心态，互相欣赏、鼓励着对方的任性、浪漫以及其他的个性。

　　宝玉和黛玉之间，除了性情相投的一面之外，还有异品相吸的一面。黛玉的多疑多忌、孤僻清高和自我纠缠的个性与宝玉的开朗活泼和广泛的同情心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都有着诗人的细腻和敏感，不过黛玉多关注自己的感受，宝玉则多关注他人的感受;黛玉喜散不喜聚，宝玉却要常聚不散，“爱要求我们对另一个人的神秘性感兴趣”(12)，黛玉的极度敏感、猜忌和多愁善感使他们的爱充满了无尽的悲哀，同时也使平庸的生活焕发出异彩，宝玉在面对黛玉时的谨慎和小心翼翼，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探险，充满了奇异的刺激和愉悦。书中多次写到，从小在女孩队里长大的宝玉，“一点刚性也没有”，而他周围的许多女孩反而不乏男儿的豪气，他自贬为渣滓浊沫，习惯在众裙钗面前服低做小，甚至甘心为丫头们充役，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娇弱无助凄楚哀怨的黛玉才能唤起他潜意识中的男性自尊。有的论者认为宝玉以及后来的一些红学家对黛玉的欣赏带有玩赏女性的心态，我们认为，至少在宝玉不存在“玩赏”。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由于爱，一个人会证实另一个人存在的意义”(13)，宝玉真诚地给黛玉以爱，并从爱的行为中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宝玉其实并不像一般论者所说的那样纯洁，于袭人有“初试”之情，于秦钟有馒头庵之“疑案”，于金钏儿等有狎昵之语，可是，对林黛玉却始终是挚爱之而又深敬之，的确已经升华为一种精神的追求。在精神的层面，黛玉始终是宝玉不可替代的“唯一”。可见，在宝玉身上，肌肤之爱与精神之爱并不矛盾，性可以成为爱的基础，但爱并不一定要有性的内容;相反，在特殊情形下，情感的专一并不意味着性对象的专一，这些西方近现代的爱学原理在《红楼梦》中早已得到了深刻的描写。按神话设计，黛玉是为了报答宝玉在仙界的灌慨之恩而追随他来到人间，“如果爱是由于所得到的价值而对那个客体进行报答的一种方式，那么爱就会转化为感恩、谦让”(14)，可是，他们的爱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无尽的悲哀，宝玉对黛玉充满了怜悯和不求回报的奉献。可以说是黛玉多愁善感、自我纠缠的独特个性帮助宝玉完成了这种性的升华，爱成了彼此精神上最重要的依托。“要是没有爱，人生就失去了价值”(15)，正因为有了对黛玉的爱，宝玉的人生才有了意义。黛玉死后，他曾转移人生的目标，尽尘世的义务;后来勘破天机，感悟到情缘的虚幻，终于结束了无意义的世俗人生。

　　在宝玉择偶这件事上，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爱的本质特征。在黛玉和宝钗之间，宝玉和家长们采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眼光和评价方式。

　　爱的过程伴随着“给予评价”，“一旦出现给予，一个男子汉会不在乎其他男人们没有把他所爱的人看作是悦人心意的。给他一个挑选的机会，他宁可喜欢他所爱的人，也不喜欢具有性感吸引力的女人”(16)。贾宝玉正是用情人的眼光来看待林黛玉，给了她超出客体性价值和个体性价值的评价，用自己的想象力美化她，对她性格中的弱点以及身体上的严重疾患可能给婚姻家庭带来的不幸等都视而不见;对宝钗则基本上是属于客体性评价，可以看到并且欣赏她的优良品性，有一种休谟所称的“赞许感”，他曾对宝钗的丫头莺儿说：“明儿不知哪一个有福的消受你们主儿两个”，他甚至也会对她偶尔动心，但终究未能激发出严格意义上的、专一的爱，后来虽然与宝钗有一段相敬如宾的夫妻生活，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认命”。以黛玉的睿智和超人的知解力，对宝玉的“痴”“愚”之举毫不介意，也是同样的道理，“在热恋中的男女竟会把对方很丑的特点认为极美，而加以誉扬颂赞”(17)，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宝黛可以说是因为一起“叛逆”而相爱，又因为相爱而一起“叛逆”，热恋中的黛玉几乎从未顾及宝玉的前程，因为爱意味着盲目的尊重和非理性。贾母等家长则是以理性的眼光对黛玉和宝钗进行客观性评价和个体性评价，评价的标准又只能是当时所通行的社会道德和审美标准，于是，在她们看来，黛玉性格乖僻而且身体虚弱，不合适做宝玉的妻子;而严格遵守儒家道德规范的宝钗，不但有温柔敦厚的个性涵养，而且有健康的体质，一定会成为贤妻良母，宜室宜家。父母之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贾母等毫不顾及宝黛的“私心”，的确“狠毒”，可是为宝玉择偶的初衷却是好的，主观上她们或许可以忽略黛玉的生命，却断然不会有意破坏宝玉的幸福，之所以苦心积虑地选择宝钗，既是为了让宝玉幸福，当然也有家族利益的考虑。即使今天的家长们又何尝不希望自己未来的儿媳贤慧而又健康?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