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母对林黛玉读书有什么看法？-经典文学作品网

　　贾母对林黛玉读书的看法

　　红学研究

　　1990年编辑出版并启用的高中语文课本第五册中，有一篇从《红楼梦》第三回节选的课文《林黛玉进贾府》。课文中写林黛玉初见贾母时，“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接下来写贾宝玉从外回来见了林妹妹，“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了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

　　黛玉回答贾母的“念何书”时，是“只刚念了《四书》”;回答宝玉“可曾读书”时，是“不曾读”，前后回答看来是很不同的。何以有此不同?这册语文课本单元知识短文《小说的鉴赏》中说：

　　经过一番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原来贾母这封建老太太的价值观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对林黛玉的回答颇不满意，这使刚到贾府的林黛玉很不安。当宝玉再问这一问题时，她便乖巧地作了另一个回答。恰好正是这看似前后矛盾的回答，反映出黛玉初到贾府时“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的心态。

　　对这一分析，用不着“经过一番仔细琢磨”就会发现，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大错而特错的。由此错误分析，又可联想到多少年来“红学”界产生的许多偏颇和问题。

　　( 一 )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贾母对林黛玉的回答是不是“颇不满意”。

　　课本编者有此结论的依据大约有二：一是贾母说的“读的什么书”那几句话，二是贾母头上戴着一顶“封建老太太”的帽子。

　　先说依据一。

　　但凡能读懂《红楼梦》的都不难明白，贾母这几句话可以有多层意思，却独独没有对黛玉不满之意，而且，还恰恰相反。

　　一层意思是表示在“远客”面前应有的谦虚。

　　黛玉虽是贾母的亲外孙女，但在黛玉刚进贾府这短暂的时间内，她有种特殊的身份：客人。贾母刚见黛玉时吩咐“请姑娘们来。今日远客才来，可以不必上学了”。一会儿，王熙凤来了，也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两人在“客”前都加了一个“远”字。这一方面是实指，黛玉从扬州来，的确是远，另一方面这“远”字也含有来得不容易、客人特别尊贵的意思。

　　在客人面前应该有如何态度?生活在“诗礼簪缨之家”的贾母，不会不知道应该表示谦虚，即便客人是个孩子、是晚辈，也是不能例外的。

　　有客人就有主人，在这短暂时间内，贾母就有了主人身份，迎、探、惜姊妹们就是主人家的孩子。当客人问自家孩子念书如何时，贾母这几句话，还不就是在嘴边上顺口就来的谦虚话?即便是现代人，当客人问你孩子念书情况时，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受过很多正规教育，你不也得说贾母这套话?这与对什么人不满是绝然无涉的。而且，识几个字，不是睁眼瞎云云，原本就不是正式场合的答话，如果是调查文化程度关乎升学、就工、提干、参军，你能这样说?这只是“姑妄言之姑听之”的客套话，谁也不会拿来当真的。

　　第二层意思是，贾母说出“姊妹们”与黛玉的明显差距，含有赞扬黛玉的意味。

　　曹雪芹虽然没让贾母有什么学问，但她肯定知道《四书》已超出了启蒙读物的范围，黛玉小小年纪(第二回写贾雨村到林家当西宾时黛玉“年方五岁”，第二年入贾府，此时黛玉仅有六岁)就已读了《四书》，一定是出乎她之所料，觉得很了不起。而贾母虽知道迎、探、惜姊妹们在“上学”，却并不知道她们在学舍里读什么书。照一般读书进度，刚上学的学童(由黛玉“只上了一年学”可知)应该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开蒙读物，贾母心目中姊妹们也不过如此。而年龄与她们相仿的黛玉已是“跳级”读过《四书》，与黛玉比起来，她们简直算不上是读书，所以贾母才那么说。如果黛玉说她“只刚念了三百千”，贾母肯定就不会说这番话了。贾母这话既是表示谦虚，也是实情，还带有赞扬黛玉之意，未始没有因自己的外孙女比“姊妹们”强而带来的一种自豪感，哪里是对黛玉的“颇不满意”?

　　再说依据二，贾母头上那顶帽子。

　　贾母是否是封建老太太，是否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姑且不论，单就贾母是否反对女孩子读书而论，就可知课本编者是只从概念出发，不顾客观事实的。凭什么说贾母一听女孩子读书就不满意而且还达到了“颇”的程度?如果撇开对贾母的偏见，不从概念出发，是绝然得不出如此结论的。

　　自从上世纪中，贾母被强行戴上了“封建老太太”这顶帽子之后，在一些“红学家”看来，她就铁定地具有了与其帽子相适应的一切封建阶级价值观。而明朝人陈眉公所总结出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这种价值观之一种，那么，贾母就必然持此看法了。在这里，有一连串的形式逻辑“三段论”推理，推出的结果是贾母反对女子有才，主张女子无才。而课本编者(下简称“编者”)又把“读书”与“有才”划上了等号，进而推出贾母反对女子读书的结论。因此，贾母听到黛玉读过《四书》，就必然的“颇不满意”起来了。这完全是从概念推出的结论,如果不从概念出发，讲究点实事求是，就可知道，恰恰相反，贾母是支持、重视女孩子读书的。

　　翻开《红楼梦》就会看到，贾母多次参加宝玉和姊妹们的宴饮、聚会，对女孩子们因读书而具有的作诗、联句、制谜、打对能力，不但不“不满”，而且还饶有兴趣，抱着欣赏的态度。探春提议要结“海棠诗社”，宝玉想请史湘云来参加，要贾母派人去接湘云，贾母马上派人去接来了湘云，可见对女孩子们举行与读书有关的活动，态度是积极支持的。与贾母戴着相同帽子的王熙凤，虽然她自己不懂“干的湿(诗)的”，却不但从经济上支持姊妹们办诗社，而且还亲自参加了她们的诗歌创作活动，为五言派律《即景联句》歪打正着地吟出了颇有水平的开头一句“一夜北风紧”。

　　不用远处举例，单就编作课文的这《林黛玉进贾府》，你就会从中看到在贾府里以贾母为首的“封建人物”对女孩子们读书不但不“颇不满意”，反而是“颇为重视”的。

　　从前面引过的贾母令“请姑娘们来。今日远客才来，可以不必上学去了”可见，只有在诸如“远客才来”这样的特殊情况下，贾母才放姑娘们的假，没有特殊事，是必须上学不能旷课的。王熙凤刚见黛玉，就携了黛玉的手，问了三个问题：“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上学读书是问题之一，而岁数、吃药是寻常之问，属寒暄性质，“可也上过学”才是有实际内容的问题，而且用了“可也”二字，说明在贾府里女孩子都是上学读书的。王夫人是贾府里实际上的当权派,是“封建人物”的代表,她在黛玉去她住处拜见时,语重心长地嘱咐黛玉:“只是有一句话嘱咐你,你三个姊妹倒都极好,以后一处念书识字学针线……”她也把念书当成了要嘱咐的重要内容，放在了学针线的前面。

　　林黛玉初进贾府，下车伊始，贾府的三个“封建人物”就不约而同地关心她的读书问题(贾宝玉刚见黛玉也是问的读书，宝玉不是“封建人物”，此处不谈论他)，这怎么能说她们秉承封建主义价值观“女子无才便是德”对黛玉读过《四书》“颇不满意”呢?如果说让女孩子们只读读“三百千”，识两个字不作睁眼瞎子贾母她们满意，而如黛玉一样读过《四书》就“颇不满意”，那贾母肯定得作出学制方面的规定：凡女生读完开蒙读物，通过了“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的考试，即发毕业证书，结束学生生活。谁要是赖在学校升级读了《四书》，那就是胆敢违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价值观，就成为“有才”而“无德”之人，人人皆可对其“颇不满意”了。

　　林黛玉是贾母的独生女贾敏的女儿，是亲外孙女，贾母把一腔因女儿早逝的悲情全部倾注在了对这个外孙女的疼爱上。在黛玉例行了必要的会见、拜访之后，贾母把王夫人她们打发走了，“让我们自在说话儿”了。这时，这位外祖母一不问远路风程，是否颠簸劳顿，二不问健康状况，何以如此单弱，问的唯一问题是“念何书”，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刚见面就要侦察一下外孙女是否违背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价值观不成?曹雪芹笔下这位慈爱可亲的史氏太君虽被高鹗续书和上世纪一些“红学家”糟蹋成心肠冷酷、面目可憎的“封建老太太”、贾府里封建势力的“宝塔尖”，可这老太太再不强、再不济，也不至于卑劣下作到对刚来的外孙女采用“引蛇出洞”、“让毒草长出来”的奸计诱引她自我暴露然后聚而歼之、挥锄锄掉吧?

　　林黛玉惹得贾母“颇不满意”是因为说读了《四书》，《四书》是什么书?贾母不会不知道这是宣扬封建道德之书，是封建社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教科书。外孙女读这样的书，作为“封建老太太”的贾母，原本应该颇为满意才对，怎么会不满意呢?即便是贾母当时心里在默念着“女子无才便是德”这话，因黛玉读的是《四书》给她带来的满意度也会掩盖过因价值观问题给她带来的不满意。假如黛玉回答说她读的是以后和宝玉偷读的《西厢记》、《牡丹亭》，那贾母不满意是可能的，读《四书》是绝对不会使她不满意的。

　　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说，说贾母对黛玉读过《四书》“颇不满意”，只能说这是一种奇谈

　　怪论。

　　( 二 )

　　这样的奇谈怪论之所以奇而又怪，是因为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十多年之后，还堂而皇之地编进了给中学生读的课本中，而且一直沿用了多少年，至今也还有不小影响。区区课本上的一则知识短文中的一个错误论点，本来不值得花如此多笔墨来对其批评，这似乎是小题大做。但要看到，让我们国家吃尽了苦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虽已废弃，但与其相伴相生的“阶级分析法”却还广泛地存在于许多领域中，还在起着极为有害的作用。《红楼梦》研究领域中的阶级分析色彩尤为浓重，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还在遭受着曲解，广大的《红楼梦》读者还在接受着误导。以流毒全国的课本中的谬论为例清算一下这种流毒，似乎并非小题大做。

　　自上世纪中叶始，进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在那“纲”的提领下，对一切事物都要进行阶级分析，甚至连白石老人画的一枚虾子的阶级属性都要分析个明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不在话下。于是，一些当时的“红学家”和“半个红学家”，像土改工作队开进村一样，开进了贾府大观园，对书中的众多人物统统划定阶级成份，该戴帽子的一律戴上帽子，有如戏剧舞台上，有红脸，有白脸，有三花脸。帽子和脸子，把文学人物归了类，谁个好，谁个歹，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好的，如宝玉、黛玉、晴雯、鸳鸯、尤三姐等，响当当，谁也不能说他们半个歹字;歹的，如贾母、贾政、贾珍、宝钗、袭人等等，一无是处，谁也不能说他们半个好字。常型滥调代替了复杂的人物分析，伟大的古典文学名著成了阶级斗争史，成了政治的附庸、推行某种政治路线的工具。人们大概不会忘记《红楼梦》与几个“样板戏”联手独霸天下的那种“二十年”前的“目睹之怪现状”吧!

　　按照这种逻辑，是用不着对贾母进行文学形象分析的，费那个事干什么，只用“三段论”一推，就推出她如何如何了。譬如农民锄地，“嗯嘿”一声锄掉了一棵好苗。要是贫下中农，那是不小心，什么事也没有;要是地富分子，那就是破坏集体生产，就是阶级报复，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说不定为此要开上一个批斗会。——这种文革和文革之前那些年的逻辑，不幸被运用到了九十年代的课本中。

　　在“红学”领域里，这种荒谬至极的逻辑，不光运用在贾母头上，对贾府中戴着封建帽子的人物，无不照此办理。薛宝钗，被定为有着“剥削阶级的残酷本质”的“封建主义的忠实信徒”(李希凡《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这个有着许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女孩子的一言一行，就都是体现剥削阶级虚伪性格的了。第二十二回写她与宝玉、黛玉、探春、湘云四人一起猜元春娘娘从宫里传出的灯谜，都故意说难猜，猜不着，其实早猜着了。就这样一件事，别人都没有事，只有宝钗，体现了她的“一个封建主义信奉者的极为虚伪的性格”(同上)，这是多么的不公正!而对正面形象林黛玉就不然了。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接受贾母的热情宴请，因为吃得多点，村野点，林黛玉先是骂她是一头牛，后又当着众人面说“她是哪一门子的姥姥，直叫她是个‘母蝗虫’就是了”。连贾母、王夫人、王熙凤都承认并尊重的亲戚她却不承认!骂之为“牛”、“母蝗虫”，无非是嫌她吃得多，吃得不雅致，所有人都没有嫌的，连“知柴米贵”的当家人王熙凤都不嫌，独独寄居在贾府的林黛玉嫌，这才真真是“剥削阶级的残酷本质”的大暴露了。但“红学家”们对此关乎阶级本质的“立场问题”却从未置一词，这要是搁在宝钗身上，那可就不得了了，还不知要把她骂成什么样子呢!

　　说贾母对黛玉“颇不满意”的编者与这些“红学家”的分析法如出一辙。这不仅是编者拾“红学家”牙慧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使然,阶级斗争为纲使然，一切事物无不打着阶级的烙印嘛，对一切都要进行阶级分析嘛!

　　( 三 )

　　“三段论”之一：

　　[大前提] 凡封建人物都信奉封建阶级的价值观

　　[小前提] “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封建阶级的价值观

　　[结论] 所以，凡封建人物都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

　　“三段论”之二：

　　[大前提] 凡封建人物都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

　　[小前提] 贾母是封建人物

　　[结论] 所以，贾母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

　　这就是编者在这里所使用的两个形式逻辑“三段论”推理。但这两个“三段论”，都是有问题的。逻辑推理所使用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必须是确定的。而第一个“三段论”的“大前提”中所使用的两个“概念”都是含混的。“封建人物”有多种多样的人，姓别、年龄、身份、地位、修养、志趣等等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其“内涵”、“外延”都不是确定的。另一个“概念”“封建价值观”也是如此。由这样两个不确定的“概念”形成的这个“判断”作“大前提”，就是一个不真的“大前提”。“大前提”不真，推出的“结论”就是错误的。同样，第二个“三段论”使用了第一个“三段论”的错误结论做“大前提”，“结论”自然也是错误的。

　　事实上，许多封建人物并不持这种价值观，不反对女子读书有才，否则，就不会有那么些才女出现在历史上了。在封建时代，女子除受社会制度限制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学而优则仕”之外，在读书成才方面，还是给她们留有相当大的空间的。

　　《红楼梦》第五回宝玉在太虚幻境中看到的“金陵十二钗正册”钗黛的判词“堪怜咏絮才”一句，是用的晋代女诗人谢道韫幼时“咏絮”的典故。谢道韫是谢安侄女，一次遇雪，安曰：“何所似也?”安侄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世称谢道韫有“咏絮”才。(见《晋书·列女传》)谢安是什么人?是东晋做过宰相的人，指挥“淝水之战”取得胜利，是当时封建大族的中心人物，够得上是一个封建人物了吧?可是他对侄女的咏絮才不但不“颇不满意”，而且还大加赞扬，成为千古佳话。谢安信不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不是很清楚了吗?宋代的著名词人李清照，其父李恪非官至礼部员外郎，也算得上是封建人物了吧?若他主张女子无才是德，那还有李清照吗?还有续成《汉书》的女史学家班昭、被惜才的曹操从匈奴赎回的著名女诗人、史学家蔡文姬、写出传世杰作《再生缘》的才女陈端生，等等等等，历史上这些卓有成就的女才人，她们的父母无不是封建老太爷封建老太太，要是按编者的逻辑，那样一来，我们灿烂的古代文化岂不会因缺少了女子的贡献而大为失色吗?

　　不用说远的，就说与《红楼梦》有关系的一位女子吧。现存早期的几个《红楼梦》抄本并不叫“红楼梦”，而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位“脂砚斋”是什么人?历来众说纷纭，渐渐地基本上定于红学家周汝昌之说:是曹雪芹祖父妻弟李煦的孙女，即史湘云的原型。条条“脂批”反映着曹雪芹的写作意图，并调度着曹雪芹对书中人物和情节的安排。脂砚斋应该说是参与曹雪芹创作的人，是有大才的女子。她的祖父官至大理寺卿，也是出身于封建大家庭，她如此有才学，哪里是受过“女子无才便是德”熏陶和限制的女子?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话，是明朝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字眉公)说的，因反映了轻视妇女的现实并言简意赅又易于上口而广为流传。意思是女子若读书有才，就会觉悟到女子为男人附属乃至玩物的荒谬，就不会服服帖帖屈从于夫权之威而谋人格之独立了。这样一来，就违背了“既嫁从夫”之“三从四德”了。而无才无识，一切听从夫权摆布，这就符合“妇德”要求了。

　　从理论上是这么说，可现实中的人，不管是哪个时代哪个阶层的人，都还是喜欢有才有识的妇女的。如果把女子的才与读书联系起来的话，在封建时代更希望女子读圣贤书懂得伦理道德，大概没有谁会喜欢那些不读书不知礼、不明理以致成为糊涂庸碌或粗蛮鄙陋的愚妇、陋妇、悍妇、泼妇的吧!即便从相夫教子的需要出发，也是希望妇女读书有才的。所以说，陈眉公概括出的这七个字，虽然广为流传，在男人有特殊需要时也会拿来框范一下女子，但在一般情况下，是无人信以为真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激愤夸张之语，甚或可以说是因愤慨于当时岐视妇女的社会现实而说的一句“反语”，并无普遍意义上的准确性。陈眉公本来与同时代的董其昌齐名，但他厌弃科举道路，29岁就把儒衣儒冠当众烧掉进山隐居，这样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说出这样的反语，是可以理解的。

　　不管什么时代，只要条件许可，都是要女孩子读书有才的。所谓条件，主要是经济条件，劳苦大众即便想叫女孩子读书，也无可能。男孩子都要成为文盲，遑论女孩子?其次是女子读了书，不能参加科考，“学而优”也不能“仕”，没有了读书的动力和迫切性，所以贫苦人家的女孩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文盲。如大观园里众多的丫环、仆妇、使妾、戏子，都不识字。连袭人、晴雯这些极聪明伶俐的大丫头也是不识字的。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时，宝玉提议行酒令，袭人说“我们不识字，可不要那些文的”，就是明证。龄官只会一个“蔷”字，那是因为她暗恋着贾蔷的缘故。香菱识字作诗，那是她进了园子后因为个人爱好且有了薛蟠之妾的身份之后现跟宝钗、黛玉学的。——由此也可以反证：那些读了书识了字有了才的女子，都是封建家庭里的女孩子，若说她们违背了什么封建价值观，罪责，全是封建老太爷老太太的责任。

　　事实是，不管是武弁立功发家，还是经商致富，只要成为豪门大户，一开始哪怕只是附庸风雅，装潢门面，也要让子女读书，以后读书就渐渐成了家庭传统。不但要男孩子读书，女孩子也要读。在这种家庭氛围中，如果是个爱读书的，就能形成一定的文化素养。如贾府里的元、迎、探、惜、钗、黛、纨加上后来的邢岫烟、李纹、李绮、薛宝琴等，都非贫贱出身，都有很不错的文化水平。而且，女孩子读书，不是为了科举应试，不用读那枯燥的“制艺文”，读的内容随便一点，诗词鉴赏创作就成了她们的强项。

　　也正因为女孩子读书没有应试压力，对她们读不读、读多读少要求不严，如果自己没有读书兴趣，又生长在家长不关注这方面事的家庭里，尽管具备读书条件，也会不读书形不成文化素养的。同是出身贾、史、王、薛四大家的贾母、王夫人、薛姨妈、王熙凤就没有多少文化。其实，不喜欢读书的人，即便是男子，也不会有文化。薛蟠和薛宝钗家庭条件完全一样，宝钗无论学问还是作诗能力，在大观园里数一数二，而薛蟠完了，只能作那“薛蟠体”的诗。

　　如前所述，贾母、王夫人、王熙凤都是不拿陈眉公那七个字当回事的，甚至连最正统的封建人物贾政，也没见他怎么反对女孩子读书有才，相反，他还亲自参加女孩子们作灯谜诗的活动。在第76回里，从黛玉口中知道贾政还称赞过林黛玉给大观园里“凸碧堂”、“凹晶馆”提名提得好，说“早知这样，那日该就叫她姊妹一并拟了，岂不有趣”呢。

　　“才”，应该包含各个方面。至于女子非由读书而具备的才能，贾母他们更不反对。红楼一书尽展王熙凤能言会道的语言才能、管理荣国府协理宁国府的管理才能，贾母等对此都是赞赏有加的。贾探春兴利除弊的组织才能和改革精神，贾惜春的绘画才能，贾母也是很称赏的。

　　( 四 )

　　读者如果有耐性读本文读到了这里，一定会心存疑问：林黛玉对贾母和宝玉有关读书问题的询问回答不同，究竟为什么?你云山雾罩地说了半天，文章开头提出的这问题为何不回答?

　　别急!回答就放在这里。

　　细读黛玉对两人询问的回答，就会发现回答不同是自然而合理的。

　　首先，因为回答的问题不同。

　　贾母问的是“念何书”，是已知黛玉在念书，只是不知念何书的疑问。前文说黛玉“不忍弃父而往，无奈她外祖母致意务去”，就可知黛玉来贾府是贾母亲自过问的事。既如此，贾母对黛玉在她自己家的情况，包括读书的情况是了解的。关心黛玉行程的贾母也一定知道是黛玉的老师贾雨村送她来的，所以，黛玉读未读过书已不成问题，只是不知“念何书”。而宝玉作为小孩子，是不了解这位表妹情况的，见黛玉这么灵秀年龄这么小，想起年龄与之相仿的迎、探、惜已经读书，自然要关心黛玉读没读书的问题，所以才有“可曾读书”之问。

　　针对不同的发问，回答能一样吗?除非黛玉弱智或精神有病才答非所问。

　　第二，回答的对象不同。

　　贾母是黛玉的长辈，又是初次见面，回答问题自然要老老实实，有几说几，来不得半点虚假和调皮，所以她姥姥问她“念何书”，她就如实回答“只刚念了《四书》”。“只刚”二字，代表着在长辈面前的谦虚，贴切而得体。

　　宝玉是平辈之人，回答不必太老实，太一本正经，可以机智、灵活、俏皮一点。这样，既可表示出对平辈人亲切关系的认可，又能展示自己的风采。所以她在回答“可曾读书”问题时说：“不曾读，只刚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

　　这回答很有意思。明明“上了一年学”，却“不曾读”书，可又“认得几个字”，挺矛盾的。这矛盾透出了虚虚实实的意味。“不曾读”是虚，“只上了一年学”，是实;“些须认得几个字”是实，用了“些须”“几个”，又是实中之虚。这很有技巧的回答，正是此情此境中恰如其分的回答。若答“读过，只刚读了《四书》”，就完全没有了答话中那种特有的趣味。而且，回答宝玉问题时，贾母和迎、探、惜三姊妹正在场，刚对贾母说了读过《四书》，这里又说“不曾读”，会叫她们觉得她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所以又紧跟着说“只上了一年学”，这就和对贾母的回答暗中一致起来;“不曾读”这撒谎的话就成了同辈人回答问题时常有的那种诡谲、调皮了，这是完全可以被贾母她们理解的，而且还会赞赏她的聪明、机智、说话有趣味。

　　第三，时间不同。

　　答贾母问在先，答宝玉问在后。黛玉听贾母说姊妹们只不过不做睁眼瞎那话，意识到那是谦虚，自然想到自己也要谦虚，所以在回答宝玉问时学贾母的口吻说出那样的话来。“些须认得几个字”自然是“不过认得两个字”的重复。而如果只这样回答，就与刚才说读了《四书》相牴牾，所以又加上了“只上了一年学”。而贾母说的“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若也学说在这里，就有“我现在已经不是睁眼瞎子了”的意味，别看“不是睁眼瞎子”档次不高，若用在自己身上，就是不谦虚了。所以黛玉抛了这一句。我们可以想到，黛玉这样的回答，宝玉听了受用，贾母和三姊妹听着也觉贴切恰当，可见黛玉的聪慧机敏，语言功夫的精到。

　　不是林黛玉语言功夫了得，而是曹雪芹的语言功夫了不得。作为语言大师，曹雪芹在这些细微处，也是一笔不苟，力求恰切精当的。读《红楼梦》就该仔细地从这些细微处学习语言运用，准确地把握文学形象，而不是凭一种固有的什么概念胡乱下结论。像编者那样，用自己信奉的那套形而上学的阶级理论去诠释曹雪芹的书，自以为有了新发现，在那里沾沾自喜振振有词地做着说教，其实正是这位先生严重地曲解了雪芹书的原意。此公只精通阶级斗争阶级分析那一套，却未必能读得懂《红楼梦》。

　　课本上的一篇知识短文中曲解《红楼梦》的一个错误，看似无关宏旨，是连挂“红学”界的号也挂不上的小事一桩，在这里却用了这样多的笔墨对其分析批评，如前所述，这似乎是小题大做，其实不然。亦如前述，这错误反映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余毒在文化意识领域里还在大行其是，还在为非作歹，不可等闲视之，此一。其二，文章虽小，其影响面却极大。试问，有哪一篇“红学”文章比得了这篇短文的读者之众?全国高中生有多少?是一个比任何一篇“红学”文章读者数都大得多的数目字。而且都是一些独立分析能力还不强，你说什么他信什么的年轻学生。让阶级分析的毒素在一代代学生的头脑里潜滋暗长，生根发芽，这了得吗?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