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学当之无愧的开山祖师-经典文学作品网

　　周汝昌与胡适一段红楼公案

　　红学研究

　　不管历来对胡适红学研究实绩的评价究竟如何，他是新红学当之无愧的开山祖师，开一代红学研究新风，这一点则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应该不会存在什么异议。早期红学研究的几位主干人物如俞平伯、顾颉刚、周汝昌，都曾与胡适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1.俞平伯、顾颉刚二人是胡适的学生，他们与胡适的交往情况因相关资料较为丰富并早已公开刊布，可以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后者则因有关文献的缺乏以及当事人说法的不一致而一度成为一桩学术公案，因事关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正如当事者周汝昌本人所言，“形式上似乎只为对于一书一姓的研索追寻，实际上却与时代社会、学术风尚、文化潮流等等方面，都有其关联与意义。”2对此也就不可不辨。

　　一、问题的提出

　　胡适与周汝昌的交往前后算起来也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因政治局势的变故而戛然中断。但就是这段十分短暂的交往，当事人日后的说法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令人无所适从。

　　首先，从胡适这方面来看，他后来虽未曾专门撰文谈论这段交往，即使是在其内容包罗万象的日记中也没有记载，但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曾一度频频提起。如1954年在给吴相湘的信中说道：“你在那信里大称赞周汝昌的书，我完全同意。此君乃是我的《红楼梦》考证的一个最后起、而最努力最有成绩的徒弟。”同年12月，在致沉怡的信中，他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3也是在这一年，他在给程靖宇的信中写道：“谢谢你寄给我的《红楼梦新证》。我昨晚匆匆读完了，觉得此书很好。我想请你代我买三、四册寄来，以便分送国内外的'红学'朋友。”41960年，他在给高阳的信中写道：“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51961年，他在给陶一珊的信中说道：“我的一个'红学'信徒周汝昌在大陆上出版了一部六百多页的《红楼梦新证》。” 6

　　从胡适的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在谈到周汝昌时，语气是十分和善的，充满欣赏、愉悦之情，而且言语之间明确将周汝昌视作自己的一个徒弟。虽然他认为《红楼梦新证》“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总体上还是觉得“此书很好”，对周汝昌的评价也是很高，称赞他“功力真可佩服”，是自己最后起、最努力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个徒弟。

　　相比之下，周汝昌日后对这段交往则谈论较多，毕竟这段交往对其人生、学术的影响比胡适要大得多。与胡适谈论周汝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汝昌在谈及胡适时言语间明显带有不满和怨气。从建国之初到文化大革命的这段时间里，周汝昌因政治高压说了一些严厉指责乃至漫骂胡适的话，因其中有一些违心的成分，为立论的客观、公正起见，本文不将其作为讨论的材料，这里只以周汝昌文革后至今的言论为主要依据。

　　显然，周汝昌并不认可他为胡适弟子这个说法，他曾委婉地说：“台湾有人说我是胡适之先生的'关山门的弟子'，那实在是一种由于错觉和误解而产生的溢美之辞。事实上，我连胡先生的'私淑弟子'也远远够不上。我实际只是他的《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的一个晚至四十年代才认真思索《红楼梦》问题的后生读者。”7对自己与胡适的这段交往，他是这样概括的：“我和胡适之的交往，时间并不很长，然而回顾起来，也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开头的阶段即上述的经过，因《懋》集而研析曹雪芹的生平的问题。第二阶段是向他借阅《甲戌本石头记》并讨论有关问题。第三阶段则是由于《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而发生了更大的学术见解上的分歧与争执。” 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将这一交往过程简单的概括为：“二人意见不合，逐步由商讨而变为争论。”9

　　总的来看，在谈及这段交往时，周汝昌多强调两点：一是胡适的慨然借书，将《四松堂集》、戚序大字本《红楼梦》，特别是将甲戌本《红楼梦》借给自己，“不管怎样讲，这种慷慨的作风在那时是不多见的”10;一是两人之间发生的分歧与争执。两人交往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曹雪芹的生卒年、《红楼梦》的版本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以致于胡适在其一篇文稿上“划了一个通页的大'十叉'，并于眉上批注，将文稿寄回来，说这文章无处发表”11.这种争执与退回文稿之举显然对周汝昌的刺激很大，导致了他和胡适的绝交：“我们之间的那一种'忘年'也'忘位'之交虽然绝不可夸大说成是什么'不欢而散'，但终究因彼此见解间的差距无法苟同与迁就，未能延续下去。”而且这一刺激也成了“《红楼梦新证》产生的真正根源与背景”。12

　　两人之间到底是师生之谊还是论争对手?为什么一方称徒弟，另一方却不承认?是不是胡适自作多情，好为人师?这场交往是否像周汝昌所说的那样不愉快以致于“未能延续下去”?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按说当事者本人的陈述最为可信，自然这种陈述也可以有一些误差，正如对口述历史素有研究的唐德刚所说的：“一个人的记忆是很容易发生错误的”13.不过，这种错误虽不可避免，但也应该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不会像胡适与周汝昌这两位当事人之间反差这样大，让人无所适从。因事关红学史乃至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无疑会引起后来者深入探究的兴趣。两人当时的交往虽有面谈，但基本上采取通信的方式，只要看到这些书信，就可以大体弄清事情的真相。不过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先前是很难看到这些书信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等书籍的面世14.许多珍贵文献陆续披露，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周汝昌当年写给胡适的书信现在已可全部看到。至于胡适写给周汝昌的书信，除当时公开发表的那一封外，其他几封据周汝昌介绍，“从1947年冬，到转年的春、夏、秋，大约一共有七次信札往来。这些信，经历了劫数，却因为它们'不一般'，反倒得以保存住了(目前只有一封存亡未卜)。我打算全部发表，以存历史真实。”15“在'文革'中，我所存各种有历史价值的旧信件大抵散亡，而胡函六通，是'重要政治性'证物，反而被完好保存了下来。”162004年，周汝昌在其《石头记会真》(海燕出版社 2004年5月版)一书中以《胡适与周汝昌往来书札》为名将胡适写给他的6封书信整理刊布。

　　双方往来书信的公开刊布无疑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这是研究两人交往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尽管此时距书信写作已有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以下以双方往来书信为主要依据，并参考其他相关资料，对两人这场交往的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以弄清历史真相。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是“一面之辞”，加之所见未广，自然也就未必全部合乎事实，尽管笔者已做了最大努力，力求客观、准确地还原这段历史。如出现失真、不全面之处，还请读者诸君给予批评指正。

　　二、对两人交往情况的考察

　　这场交往是胡适主动开始的，起因自然是为了《红楼梦》。1948年1月18日，胡适看到周汝昌发表在《民国日报》图书副刊上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17.很感兴趣，就写信给周汝昌。在信中，他肯定周汝昌发现《懋斋诗钞》是一“大贡献 ”，同意其对“《东皋集》的编年次序”的推定及“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的观点。但同时又表示，“关于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改动”，并说明了两点理由18.这封信于同年2月20日在《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

　　胡适的来信让周汝昌感到“欣幸无已”，并激发了其继续深入研究《红楼梦》的兴趣，因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不过就发现的一点材料随手写成，不但没下旁参细绎的工夫，连先生的《红楼梦考证》都没有机会翻阅对证一下。倒是先生的来信，却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于是，他“到处搜借，好容易得了一部亚东版的《红楼梦》，才得仔细检索了一回”，并于1948年3月18日给胡适回信，就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在这封书信中，周汝昌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依敦诚的'四十年华'推雪芹生于一七二四，有根据，配入年谱，合的多，抵牾的少”19.这封书信发表在当年5月21日的《民国日报》上。

　　从此，两人书信不断往来，切磋探讨《红楼梦》的相关问题，直到1948年10月为止。周汝昌写给胡适的书信，据《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所收，共有8封，这样，加上上面提到的一封，计有9封。胡适致周汝昌的书信据《石头记会真》一书所收，共有6封。这些书信就是下文进行探讨的主要依据20.

　　总的来看，周汝昌致胡适书信的主要内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一是向胡适本人借书、请其代借图书及提供研究线索。

　　胡适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收藏、积累了不少重要的作品版本及文献资料，其中有些堪称海内孤本、希世之宝。周汝昌刚刚涉足红学，向胡适借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否则有些工作便无法进行。这里摘引周汝昌致胡适书信中的一些语句，以见其从胡适处所借图书的情况：“先生所藏脂批本上的批语，我要全看一下;《四松堂集》稿本，我更须要检索一番。这都是海内孤本、希世之宝，未知先生肯以道义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1948年6月4日致胡适书)

　　“先生如自己无作续考之意，可否将以后续得材料及线索一举而畀余!?”(1948年6月4日致胡适书)

　　“先生如果能不时晤及孙先生，可否仍托他把先生允借的大字戚本也带给我一用，如无困难，乞不吝，盼甚感甚!”(1948年10月29日致胡适书)

　　周汝昌向胡适借的这几本书在当时可以说皆是世间罕见之书，但这些要求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胡适对此明确表示：“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21他还在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的来信上批示道：“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可见这些话不仅是说给周汝昌以作勉励的，同时也是说给自己的。

　　将甲戌本《红楼梦》慷慨出借并允许周氏兄弟抄录副本自留之举，尤可见出胡适极为宽广的胸怀和对年轻人无私提携的高贵品格，这些胡适先前在与俞平伯、顾颉刚、孙楷第、罗尔纲、吴晗、邓广铭等人的交往中已有充分的体现。胡适在给周汝昌的书信中对这件事是这样表态的：“你们弟兄费了整整两个月的工夫，抄完了这个脂砚甲戌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 22

　　周汝昌本人的感受又是怎样呢，他在给胡适的书信中写道：“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交与一个初次会面陌生的青年人，凭他携去。我觉得这样的事，旁人不是都能作得来的。”23“慨然许诺副本为我所有，并允为作题记，真使我万分高兴!《论学近着》翻旧了，你也概不加罪，我只有感佩。我觉得学者们的学问见识固然重要，而其襟怀风度也同样要紧，我既钦先生前者，尤佩先生后者!” 24不过，几十年后，周汝昌在谈论胡适时，则仅提借书一事，而不谈及其他方面了。

　　除向胡适本人借书之外，周汝昌更多的则是让胡适帮其代借有关图书资料。其中包括如下一些：“清初集子我翻了不少，材料也多，只是还有些集子明知其中必有材料而只是寻不到的。先生如有藏书友好，亦乞介绍。”(1948年6月4日致胡适书)

　　“曹寅的集子我只见了《诗钞》六卷，是最早刊本，先生旧曾借到诗文词并别抄全集，这个我必须一看。先生还能从天津或北平替我代借一下吗?”(1948年6月4日致胡适书)

　　“徐星署先生之八十回本，现无恙否?如果将来我要集勘时，先生能替我借用吗?”(1948年7月11日致胡适书)在得到该抄本已经“ 迷失下落”的消息后，他仍要求胡适：“务希先生设法辗转一求此本之下落，谅未必不能发现也。翘企翘企!”(1948年7月25日致胡适书)

　　“我现亟欲检看永瑢的《九思堂诗钞》和紫琼的《花间堂集》、《紫琼崖集》等，先生能替我搜借吗?至企至幸!”(1948年9月11日致胡适书)几天后，他再次催促胡适：“我恳切祈求先生仍为我搜借：一、《楝亭全集》本;二，允禧之《紫琼》、《花间堂》各诗集;三，永瑢之《九思堂诗》;四，永忠之《延芬室诗》(戊子初稿)。又先生当初说遍查过康、雍、干三朝的妃子无曹姓者，先生所查何书?专门记载各皇帝妃嫔者有何书?先生说曹寅一女嫁蒙古王子，'蒙古'二字何据?千祈一一详告!”(1948年9月19日致胡适书)

　　“先生如到南京，千万抽暇到聚宝山雨花岗上访访'曹公祠'寅还有没有，若有，有无碑版文献?又江宁'儒学'有名宦祠，玺、寅父子俱入祀，亦望一探，或有所获。”(1948年9月11日致胡适书)同样，几天后他再次催促胡适：“我再提雨花岗上的曹公祠，先生千万不要忽略他，最好能去一访，意外收获，是很难说定的。”(1948年9月19日致胡适书)

　　“两个最基本的史料：《楝亭全集》本和故宫折子，我全无由运用。先生还能在天津根寻当初的'公园图书馆'的藏书和在北平故宫文献馆给我安排最大可能的便利吗?李煦的全部折子还在。此外还有织造衙门和内务府的文献都是无尽宝藏，必须发掘的，人微言轻的学生，在社会上想作任何理想的事亦困难万分。先生能替我想一个办法，真是受惠无穷的。”(1948年10月23日致胡适书)

　　尽管胡适对周汝昌愿意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一切可能的帮助”，但上述这些连续不断的要求显然还是比较“过分”的，即使胡适本人是个空闲时间较多的寻常之人，也很难完全满足这些要求，何况他当时还是北京大学校长、名闻天下的著名学者，整天有大量的繁杂事务需要处理，而周汝昌只是燕京大学的一名普通大学生。即使不讲这些，仅从辈份上说，胡适也完全称得上是周汝昌的前辈，事实上在书信中他一直称胡适为“前辈先生”。这种一名普通大学生将大学校长、著名前辈学者当“书童”使唤的现象在中外学术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胡适平生做学问，无论是做《红楼梦》及其他小说研究还是《水经注》研究，得力于友朋学生处不少，像这样帮别人大量搜集资料、借书、寻找研究线索的事情似乎也是平生仅有的。

　　但即使是这样，胡适还是尽量去做，这可以从其书信中看出来，比如：

　　“你若没有见到大字本，我可以借给你。”

　　“《四松堂集》现已寻出，也等候你来看。”25

　　“《四松堂集》，又你的长文，今早都托孙楷第(子书)教授带给你。”

　　“故宫里曹寅、李煦的密折，都绝对无法借出，只可等将来你每日进去抄读了”。26

　　由周汝昌的上述要求也不难想见，如果没有胡适的大力帮助，他的《红楼梦》研究是否还能进行下去，其《红楼梦新证》是否还能写成。但令人遗憾的是，周汝昌到目前为止，除了说胡适出借几本藏书给自己外，对胡适的其他帮助则一概不提。

　　周汝昌致胡适书信的另一主要内容是向胡适请教，希望得到其帮助、指导与提携。

　　除向胡适借书外，周汝昌还不断向胡适请教，希望其能在研究方面给予帮助、指导和提携。在给胡适的书信中，他一再表示自己要继承胡适所开创的红学事业，并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胡适的传人：“这个工作是先生创始的，我现在要大胆尝试继承这工作。因为许多工作，都只开了头，以下便继起无人了，所以我要求创始的先进，加以指导与帮助。”(1948年6月4日致胡适书)

　　“先生斩荆披棘，草创开荒，示人以周行;然先生太忙，又岂能以此为专务，耕稼经营，正须要有人追踪先生，继续工作。先生如不以我为谫陋不可教，希望指导我，赞助我，提携我。”(1948年7月11日致胡适书)

　　“先生之后，并无一人继起作有系统的接续研究，为我派吐气。……所以我这样孜孜于此事，也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1948年7 月11日致胡适书)

　　显然，周汝昌此时是主动、自愿以弟子的身份和胡适交往的，在上述几段话中这一意思已经表露得十分明确。这种请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求研究方法上的指导。在进行集本校勘之前，他向胡适询问“关于集校时实际上应注意之点，及正当之方法，仍希续加指示。 ”(1948年7月25日致胡适书)

　　另一方面则是请胡适帮忙审读、推荐发表论文。1948年7月25日，周汝昌在给胡适的书信中附送其《跋脂本》一文，“请求指正，并希设法介绍他报刊登。”胡适读后，感觉不满意，认为“必须多用一番剪裁之功”，“古文工夫太浅，切不可写文言文”27.建议周汝昌“重加精密的好好写一下”28.“去累赘而存异文”，并准备费些工夫帮其“删为一短洁可看的小文”。29

　　从胡适写给周汝昌的回信来看，无论是治学还是做人，他确实给予了周汝昌全方位的耐心而热情的帮助和指导。比如当他得知周汝昌身体不好时，就嘱咐他“暑热中当勉力休息，不要太用功”30.要“着意休息”31.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在治学上，他告诫周汝昌“专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紧;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做出发点，也很重要”33.“你应当努力写白话文，力求洁净，力避拖沓，文章才可以有进步”，“作文必须痛改痛删，切不可随便写”34.他还把孙楷第介绍给周汝昌：“子书先生是中国小说史的权威，我很盼望你时常亲近他，他也很留心《红楼梦》的掌故。”35

　　对此，周汝昌皆表示“我一定听从先生”36.“先生临行之前，想象是在怎么百忙之下，还连接为我而写两封信，那样恳挚指导，中心藏写，迄不能忘”，并向胡适转述其兄长的话：“在相交不久之下，便获得了先生那样亲切的信，已是自己人的信，不再是写给生人外人的信了，这是极为难得的事”37.当时的社会局势极为动荡不安，就连周汝昌自己都说“家国学校，无一处不使先生忙碌劳神，心境也未必常得宁贴，我时时以极不要紧的闲事来琐渎清神，实感不安之至”38.但就是在这样复杂多变的情境中，胡适于千头万绪间还能对一个年轻人的治学研究给予如此耐心、热情的指点和帮助，这无疑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绝好典范，应该给予大力传扬的。

　　三、对两人争吵真相的辨析

　　将周汝昌日后对此事的回忆与当时致胡适的书信对照阅读，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认真辨析一下。

　　第一个是周汝昌所说的与胡适争吵的问题。争吵这个词是笔者根据周汝昌多次回忆的情况概括出来的，他本人使用的是“分歧”、“争执”、“争论”等字眼。此外，他还用了“批评”一词，如“胡适的红学观点，我与之有同有异，在不止一个场合，口头书面地对之提出过批评意见”39.由于他将与胡适的“分歧”、“争执”或“争论”定性为“彼此见解间的差距无法苟同与迁就”、“根本而无法调和的分歧”，所以笔者觉得争吵一词更为恰当贴切，也更形象，以下皆用争吵一词，这是需要说明的。

　　从周汝昌致胡适的书信来看，两人之间曾讨论过如下一些问题，至于是不是构成了争吵，这里稍作辨析：

　　一是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两人在开始交往的两封信中对此进行了讨论，但后来的书信中已基本不再涉及这一问题。虽然周汝昌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显然两人的争论是友善的，否则两人一开始即有十分激烈的争吵，也就不可能再有后来的交往。由于两人开始交往的书信都是公开发表的，事实比较清楚，这里不再详述。

　　一是年表问题。在给胡适的第一封书信中，周汝昌列了一张“用历史年月事迹与书中所透露的迹象构成”的对照年表。据周汝昌事后回忆，胡适“不接受，还说：'我劝你把年表收起来'”，这一做法激起了“我这个不识好歹的年轻人的'执拗'之性，立志誓要全力弄清雪芹家世生平的一切内幕。”40

　　事实究竟如何呢?胡适在给周汝昌的书信中确实说过：“我劝你暂时把你的'年表'搁起。”从“劝”、“暂时”等词来看，胡适的语气是相当和婉的。1948年7月25日，周汝昌在给胡适的信中就这一问题是这样表态的：“至于'年表'，不过是借此以证四十岁之并无不合而已，我也绝不以年表为主要证据。且如排除《红楼》年表外，若尚有一个较好的办法能考订雪芹的年龄外，我亦将取此后者而舍年表!”可见周汝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意见，但还是大体上接受了胡适的建议，并不是像他日后所说的“我很不服气，就一直争下来了”41 。而且从周汝昌书信中的语气来看，胡适的言语还没到激起他的“执拗”之性的程度。平心而论，在这件事上两人并没有吵起来。

　　一是《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这也是周汝昌日后讲得最多的，需认真辨析。据他回忆说，“我劝胡先生不要再替'程乙本'做宣传流布的事了(他将自藏的'程乙本'拿出来，标点、分段、作序、考证，交亚东图书馆印行，影响和垄断了数十年之久)，因为那是个篡改最厉害、文字最坏的本子!胡先生又不以为然，并且辩护说：我并不是赞许程乙本，举文字异同的诸例，只是'校勘的性质'，云云”。据此他认为胡适“ 在这一点上确乎不实事求是，有强辩之嫌了”，于是他“对胡先生的答复不但不服气，出言更欠克制。”42“弄到后来，我在信札和文稿中批评了他”。43“我信里还说：雪芹当日著书，并未预想二百数十年后会有人提倡白话，他的书也无意要入《白话文学史》!我们不能提倡乱改原著”44.周汝昌将此定性为“二人之间便发生了根本而无法调和的分歧”45.以至于他“为与胡适争版本，数十年如一日，曾未改变初衷”46.

　　令人遗憾的是，笔者把周汝昌与胡适的这些往来书信反复阅读多遍，但并未见到周汝昌上面所说的这些话或是意思相近的话，大体可以这样说，这是周汝昌日后虚拟的一场激烈争吵。在周汝昌致胡适的书信中，他确曾提到过程乙本。一次是给胡适的第一封书信中，他说看到胡适的书信后，“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到处搜借，好容易得了一部东亚版的《红楼梦》，才得仔细检索了一回”47.这时他还未看到甲戌本，并不了解抄本与刊本间的差别，对程本还谈不上多大恶感，否则他也不会在到处搜借之后，还是拿着一部亚东版的《红楼梦》“仔细检索”。在见到胡适收藏的甲戌本后，他确曾表示要做集本校勘的工作，“以下面三本作主干：(一)尊藏脂评十六回本。(二)徐藏脂评八十回本。(三)有正刊行戚蓼生本。再参以'程甲'、'程乙'二本，则本来真面，大致可见，东亚虽已多次排印，但都未能脱离开高兰墅的烟幕，未免令人耿耿也。”48显然，周汝昌此时虽然对程本不满意，但还没到后来那种深恶痛绝、必除之而后快的程度，因为他集本校勘《红楼梦》，还是准备以两种程本进行参校的。

　　对此，胡适表示“抱同样意见，又惠然允予一切援助”，而且“情词恳挚”，让周汝昌“尤感高兴”49.对程本问题，胡适只是表示：“我的'程甲'、'程乙'两本，其中'程甲'最近于原本，故须参校。”50言语之间既不见周汝昌的劝告和批评，也没见胡适的辩护。此后。周汝昌、胡适两人在书信中都再没谈及这一问题，更没有周汝昌因继续争吵不服气而说出“更欠克制”的话。

　　其实，这种“更欠克制”的话周汝昌在几十年之后倒是讲了不少，比如他认为胡适“在'程乙本'这个问题上则犯有很大的罪过，这也是不能原谅的”，“胡适对这个恶果要负主要历史责任”51.实事求是地说，周汝昌对胡适的这种指责有失公正。显然，就周汝昌的这些书信来看，这场“根本而无法调和”的争吵是不存在的。至于周汝昌说自己曾口头对胡适提出批评，那更是不大可能，从他和胡适的书信来看，他只见过胡适一次，时间是在1948年6、7月间，地点是在胡适府上。这次见面一方面令周汝昌感到“欣幸光宠”，同时也令他感到很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两人的学术观点不同，而是担心“给予先生的印象一定不好”。由于周汝昌双耳患重听，胡适所说的话他“有未曾听清的地方”，两人的交流有些障碍，加上此时他身体不适、劳累奔波，精神状态也不好，结果“要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52“我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恭聆而已，几乎没有说几句话”53.在这种情况下，对胡适还进行口头批评，是不大可能的。即使除这一次外周汝昌还见到过胡适，依其书信中充满谦恭、感激之情看，可能性也不大，何况在胡适的书信中更是找不到一点踪迹。这并非妄加断语，而是合乎情理的判断。

　　这场争吵是不存在的，对周汝昌所说的因这场争吵而引起的另一场不愉快也同样需要认真辨析。

　　据周汝昌回忆，因他的“更欠克制”的话“确实让胡先生有些不愉快”，结果胡适在他的一篇论述《红楼梦》与白话文问题的文稿上“ 划了一个通页的大'十叉'，并于眉上批注，将文稿寄回来，说这文章无处发表。”54

　　从周汝昌给胡适的这些书信来看，他确曾寄给胡适两篇文稿：一篇文稿名为《跋脂本》，但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曾作一跋甲戌本的文，嫌胡先生说的尚不透彻，欲恢而广之，主张所以一切脂批，不管署的什么名子(原文如此——笔者注)，都是雪芹的自叹自赞，而用了烟幕弹瞒人罢了。”55内容重在表扬脂本的价值，并非论《红楼梦》与白话文的问题，目的在请求胡适“指正，并希设法介绍他报刊登”56.可见胡适退回的不是这一篇。不过，从胡适1948年8月7日、9月12日、9月13日、10月24日的书信综合来看，他退还给周汝昌的恰恰是这一篇文章。

　　另一篇文章据周汝昌本人所言，是“检出一纸拙词，抄好后未寄给原来要寄的人，现在改寄给先生一看，可以代表我对《红楼》的看法和认识”57.但胡适的书信中未提及此事。此时时间已在1948年10月29日，此后两人又交往了多长时间还不清楚，但至晚不过1948 年12月15日。这一天胡适乘飞机南下，永远离开了北京58.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国内局势瞬间万变，胡适忙得焦头烂额，心绪很乱，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还能为周汝昌审阅论文，帮其推荐发表，实在是了不起，不知道被胡适划大十叉的是不是这一篇，因未见到原件，不敢妄谈，希望周汝昌早日将这篇文稿刊布出来，以澄清事实。

　　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这篇文章不是专门写给胡适看的，而是未能寄给要寄的人时，临时改寄给胡适的。既然这样，这篇文章也就不可能像周汝昌事后所回忆的那样，采取与胡适直接对话的语气：“'白话化'并非雪芹笔墨的向往与'极则'，除了人物对话，其叙述文字并不像胡先生想象的那样'白话化';雪芹著书，也没有'提倡白话文'与进入《白话文学史》的愿望!而假如我把这部伟著用今天的'白话'再来'加工 '改动一番，胡先生是否还为之作序吹嘘，重新排版?”，这段话是否如周汝昌所说“太不知轻重，应该自责”且不管59.关键在于周汝昌有没有说过这些话。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他没有说过。上文已讲过，他送给胡适的第二篇文章中不可能这样说，他给胡适的书信中更不可能这样说，因为这些书信中根本就没有这些内容或与之相近似的话。

　　退一步来讲，即使胡适这样做了，把文章打个叉，退回，说无处发表，在当时那种千头万绪的混乱局势下，也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如果换成其他人，恐怕连看都不会看就给扔了，更不用说还颇为负责地打叉、退回并告知无处发表了。

　　这里再说一件小事，以见胡适性格、人品之一斑，1954年，他在与吴相湘的信中说：“《四松堂集》是我临走时故意留赠给北大图书馆使他(指周汝昌——笔者注)可以用的。”601960年，在给高阳的信中，他又提到了这件事：“《四松堂集》稿本是我临时故意留给他(指周汝昌——笔者注)用的，此时大概还在他手里。”61以胡适离开北京时行动之仓促，心情之焦虑，竟然还能为周汝昌作如此安排考虑，实在是令人感动。不知道周汝昌能体会到胡适的这番苦心否，不知道他在看了胡适的这些话后作何感想，对胡适的不满和怨气会不会因此而有所消解。

　　不过，对《跋脂本》一文，胡适虽然如周汝昌所说，“蒙其赞成大体的意见”62.但对该文的写法却有些不满意，这与周汝昌日后回忆时所说的原因不同。胡适对这篇文章不满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嫌周汝昌写得不洁净，拖沓，“必须多用一番剪裁之功”，一是觉得周汝昌“古文工夫太浅，切不可写文言文”63.因此建议他“重加精密的好好写一下”，“去累赘而存异文”，并答应“欲费些工夫替”周汝昌“删为一短洁可看的小文”。

　　对此，周汝昌起初有些不同意，向胡适说明理由，表示不愿删节，“不免有姑惜之意”，后来又同意了胡适的意见，表示：“那篇跋文确须遵从先生所嘱须要重加精密的好好写一下，发表不发表，实实无关紧要，我那也是一时的念头，先生不必认真。我注意的却是请先生不要因看了我那一篇拙文而感到失望!”“跋脂本文经先生提议去累赘而存异文，原来觉得一些意见因此被删，不免有姑惜之意，现在想来，那些意见主要是写给先生看的，先生既经过眼而大致同意了，所以存不存毫无关系。先生前信所说欲费些工夫替我删为一短洁可看的小文，先生若有此空闲有此兴致时，千祈仍照原函所说一作，至幸至盼!”64“拙文本太丑，承为手削，光宠莫名!”65这完全是师生之间批改作业式的探讨，在友善的气氛中进行，后来等周汝昌“见到了庚辰本，三个真本一对勘”，才察觉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满不是那么回事”66.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那是不是因另一篇文稿两人发生争吵呢，以情理推测，似乎也不大可能，因为此后两人的通讯中断，周汝昌没再给胡适写信，没有联系，自然也就吵不起来。

　　依胡适平和大度的一贯性格与作风，他是不会去伤害周汝昌的，这正如与胡适有过交往的梁实秋所概括的：“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是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人、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 ”67.在两人的通讯中，胡适对《跋脂本》一文不满意，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又担心伤了其自尊心，还特别表示：“我的评语，你不必生气，更不可失望。”68尽管如此，胡适还是担心“前信太严刻”，“不愿寄出”，后来怕周汝昌“悬望”，最终把这封信和后一封信寄给了周汝昌，同时再次希望周汝昌“看了不要生气”69.可见，胡适一方面对周汝昌进行指导，一方面还特别小心，担心伤其自尊心，考虑不可谓不周全。

　　对此，周汝昌作了这样的表示：“先生这样不弃，谆谆教导，迥非常情能及，我如非糊涂人，定感知遇。先生怕我生气，怕我失望，我告诉先生说：绝不会的。”“我如何'生气'，如何'失望'?我只有惊宠、庆幸。”70由此可见，即使周汝昌有过激的言辞，胡适也大不可能会动怒，用过激的言语去伤害周汝昌，这个胸襟和气度胡适还是有的，从其给周汝昌的书信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但几十年后，情况却变成这样：“我那时已然感觉分明：这位大学者对中华语文的品格高下优劣是如此缺乏审美鉴赏力，这使我十分吃惊，也十分失望。”71“让我这一名在校学生心中更加犯了书生气，觉得名流大家如胡先生，其学识水准竟也有其限度，是不能随流盲目信从的。从此，我更坚定了已立的誓愿：一定要做出一个雪芹真本，来取代那个害人欺世的'程乙本'!我与胡先生这段'忘年'、'忘位' 之交，后来也未能继续进展，历史给它划了结束。”72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周汝昌在回忆自己当年与胡适的交往及争吵时，总爱强调自己“少年气盛”，有“书生气”、“'执拗'之性” ，是个“不识好歹的年轻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当年在与胡适的书信中是否认这一点的：“我已不复是稚气的孩子或盛气的少年，也是三十开外的中年人了。”为此，他还用了不少篇幅向胡适解释为什么自己那么大年龄还只是一名大学生以及由此带来的苦恼73 。事实上，在与胡适的交往中，周汝昌并没有他日后所回忆的那样少年气盛、容易冲动，相反倒是相当沉稳的。

　　上述实际情况与周汝昌日后的回忆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出入，如果不是看了这些书信的原文真是不敢相信。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恐怕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周汝昌在当时书信中所说内容与内心实际所想完全相反，即表面上听从胡适的建议指导，对胡适的种种帮助感激不尽，私下里却对胡适十分不满，满腹怨言;一是周汝昌后来的回忆有误，几乎达到了重构历史的程度。

　　四、对《红楼梦新证》写作缘起的考察

　　接下来，另一个需要认真辨析的问题是，周汝昌写作《红楼梦新证》乃至终生研究《红楼梦》的最初起因与目的究竟为何?据他1949年刚结束与胡适交往不久时的说法，“我之写一部《证石头记》，唯一目的即在坚持前见，以科学的历史方法与材料证明所见之不误” 74.但几十年后，据其本人多次重复的说法，他研究红学的动因却已经变成如下所述：“最早我是与胡适争版本才引起决意治红学的。”75“胡适对我拙文论点只同意一半，我当时少年气盛，遂又撰文与之商榷……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本无意研究'红学'，但为争辩真理，就难以中止了。”76“1948年我曾与胡适先生通讯争议版本，并有文稿请他阅看，他将其中一页用紫色笔打了通页的大'叉'，二人意见相左，我因发奋自作汇校本”77.显然，在周汝昌人看来，与胡适有关《红楼梦》年表、曹雪芹生卒年、《红楼梦》版本等问题的争吵对他构成刺激，使他“立志誓要全力弄清雪芹家世生平的一切内幕——这就是拙著《红楼梦新证》产生的真正根源与背景”78.“这就是种下了争论根由的中心，也成了激起我们非争不可的动力的来源之一”79.“我自己'失足 '于红学的'考证派泥坑'里将近半个世纪，不知陷溺于此者究为何故?如今一回顾，原来是由胡适先生争论版本真假的问题，引发了我的要把真作者曹雪芹的时代、家世、生平、思想、文字……一切一切，都弄个清楚的大愿与虔心。直到1953年拙著《红楼梦新证》问世，评论界毁誉百端，捧场的惠以齿牙，说是'材料尚称丰富'(何其荣也!)可是绝无一人说过《新证》的唯一而总括的目的就是寻真打假。”80.

　　都是《红楼梦新证》写作的唯一目的，几十年前与几十年后竟然如此不同。显然，两个唯一是不能并存的，否则就成唯二了，不知道对此该如何解释。由于周汝昌所述争吵的基本不存在，其后来回忆的研究动机与写作目的的根源和背景也就成了问题。这里根据周汝昌和胡适的往来书信对其《红楼梦新证》的写作缘起及经过进行探讨。

　　从周汝昌致胡适的书信可知，由于胡适的回信，“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81.1948年6月4日在给胡适的信中，他首次提到写作该书的事：“自从去冬偶然为文谈曹雪芹，蒙先生赐复，兴趣转浓。半年以来，把课余的一些闲工夫，都花费在搜集曹家身世文献上面，成绩小有可观，竟然起意要草一本小册子，主旨在，更清楚的明了雪芹的身世，才能更明了《红楼梦》，而邪说怪话，才可以消灭无形了。” 同时他还明确表示“这个工作是先生创始的，我现在要大胆尝试继承这工作，因为许多工作，都只开了头，以下便继起无人了，所以我要求创始的先进，加以指导与帮助”。

　　这里说得很明确，周汝昌之所以要写作《红楼梦新证》，是因为胡适的回信引起了他研究《红楼梦》的兴趣，于是想写一本与曹雪芹身世生平有关的著作，而且他是有意继承胡适当初所创始的红学事业，还不断请求胡适指导帮助，并想请胡适作序，言语之间丝毫找不到他日后所说的那些不愉快和刺激，何况他此时还没有见到甲戌本，哪会与胡适争论版本真伪优劣问题。显然，从时间顺序上，是周汝昌要写《红楼梦新证》在先，见到甲戌本《红楼梦》，与胡适谈论版本问题在后。退一步说，即使周汝昌与胡适之间有过激烈的争吵，也是在其发愿要写《红楼梦新证》之后了，后面发生的事情如果会成为前面事情的原因?这显然不能成立。

　　在看到胡适的来信，与其建立联系后，周汝昌很快就萌生了撰写《红楼梦》专书的想法，这不能不说其中有胡适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何况从时间上来讲，周汝昌是决定研究《红楼梦》，准备撰写《红楼梦新证》在先，看到甲戌本《红楼梦》、与胡适谈版本问题在后。显然，《红楼梦新证》最初的写作动因与周汝昌日后的追述可以说是完全不同。至于他说的“从1947年起，与家兄祜昌立下誓愿，一为努力恢复雪芹真本，二为考清雪芹家世生平的真相，以破除坊间流行的伪本与学界不甚精确的考证结论”82.这更是不可能，因为1947年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见到过脂本《红楼梦》，甚至连找一本亚东版的《红楼梦》都费那么大功夫，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没有看到甲戌本，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想法。这种想法是1948年借到胡适所藏的甲戌本《红楼梦》后才有的。

　　由于周汝昌要写的这本“暂称之为《红楼家世》”的书“举凡关于曹家之只词片语，皆在搜集之内，皆有其价值用处”83 ，工作量很大，因此他才不断向胡适借书，让胡适代为借书、提供研究线索等。胡适都“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其间，周汝昌一直向胡适汇报该书的写作进度及相关情况，一再表示“写毕一定先求正于先生”84.“希望早日写完，奉阅求教”，“这个半成形的初草也无妨使先生一见，因为可以使先生知道大概我是怎样作法，因而可以通体的指导我、帮助我、教正我”，甚至还“乞先生勿吝一序，庶几见重于世”85.可见，当初周汝昌显然没有日后回忆的那么自信，否则他也不会让胡适写序，想借胡适的推荐和提携来“见重于世”。

　　由上述的介绍和分析，笔者不能不产生两个疑问：一是如果没有胡适的回信、支持和帮助，周汝昌会产生写作《红楼梦新证》乃至终生研究《红楼梦》的念头吗?一是没有胡适的慨然相助，缺少了胡适出借或帮忙代借的那些重要文献资料，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一书能完成吗?即使完成了，缺少这些重要文献资料的《红楼梦新证》会是什么样子，份量如何，相信读过该书的读者心里都是很明白的，不用笔者赘述。可以说，答案都是否定的。倒是身为旁观者、曾采访过周汝昌的张者一口道出了问题的要点所在：“胡适也许没想到，他的6封信给了一位年轻学生极大的鼓舞，使周汝昌从此走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红学研究之路。……与胡适的书信往来，成了周汝昌红学研究生涯的开始。” 86

　　从周汝昌致胡适9封书信的内容和语气来看，周汝昌完全是以学生甚至是胡适传人的身份与胡适交往的，对胡适充满尊敬和感激之情，与胡适的交往让他感到“光宠”、“惊宠”和“庆幸”，正如他在致胡适的信中所说的“先生事情一定很忙，但若能抽空赐一复函，实感光宠，不胜延伫倾渴之至”87.情况决不是像他日后所说的“在不止一个场合，口头书面地对之提出过批评意见”。而且他也确实得到了胡适的大力帮助，这种热情帮助和“开明、亲切的指导”使他产生了研究《红楼梦》的兴趣，并得以完成其成名之作《红楼梦新证》。

　　两人在书信中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胡适在书信中也确曾较为婉转地批评过周汝昌，但都是出于善意，出于对后辈的关爱，并极力避免伤及其自尊心，周汝昌在书信中也愿意接受这种批评，并一再对胡适表示感谢。两人的交往基本上是在友善、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没有激烈的争吵，也没有构成对周汝昌的伤害和刺激。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周汝昌日后在回忆这段交往时，对胡适当时的指导和帮助谈论甚少，总是刻意强调和夸大两人之间的分歧和争执，而这些争执又大多是不存在的，属于个人的虚构。如果人死后还有知觉的话，不知道胡适在天之灵看到这些对他充满怨气的失真回忆当作何感想。

　　五、余论

　　综合各种资料来看，周汝昌对胡适的态度和评价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两人开始交往到1950年左右。在这个阶段中，毋庸讳言，周汝昌是以徒弟的身份和胡适交往的，对胡适充满感激之情，对其红学研究的成绩和贡献给予很高评价。比较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其当时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一文，在该文中，他预设的对话对象就是胡适，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同意胡适的观点，但对其红学研究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他“完全赞成”胡适的《红楼梦》是曹雪芹家写实自传的说法。在该文后，他还对胡适表示了感谢：“赵、胡、张、陶、孙诸先生之雅谊高情，尤难况拟。谨明篇末，志衔戢哉。”88

　　从1950年左右到文革结束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胡适成为大陆的重点批判对象，为了自保，周汝昌在一些文章中批评指责乃至漫骂胡适，比如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称胡适为妄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其《〈红楼梦〉版本常谈》一文，在该文中，他使用“大言不惭，贪天之功”、“厚颜自恬”等词语来批评胡适89.对这些批评指责，对大陆形势十分了解的胡适表现出其一贯的宽容和大度，对周汝昌的批评也是尽量朝好处想：“他在书的前面虽然大骂我几句，但他在许多地方对我致谢意，是很明显的”90.“周君此书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以幸免。俞平伯的书，把'胡适之先生'字样都删去了，有时改称胡君。他不忍骂我，所以他该收清算了!其实我的朋友们骂我，我从不介意。”91“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92

　　从文革后至今，为第三个阶段。这个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和政治文化氛围的宽松，大陆学界对胡适从批判转向研究，特别是近年来，胡适研究渐成显学之势。其间，周汝昌写了一些回忆胡适的文章或在一些回忆文章中不断提到胡适。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谈及与胡适的交往时，他总是带有一种不满和怨气，所述诸事与史实相差甚大，而且对胡适红学研究的成就和贡献评价甚低。具有代表性的是其《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一文，在该文中，他对胡适、俞平伯等大批红学家评价甚低，而且对胡适充满误解和成见。比如说胡适“做了一般性的考订工作，贡献不小，但这儿并没有什么新的思想内涵与学术体系可言”，“ 胡先生除了提出'自叙传'(相对于写别人而言是不错的)，对曹雪芹这部书的真涵义真价值，可说一无所论，简单肤浮得令人惊讶”等等 93.对此曾有不少研究者撰文予以反驳94.

　　事实上，从周汝昌日后谈及胡适的相关文章来看，不可否认，他对胡适是怀有很深的成见的，且不说胡适因为帮助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一本程乙本的《红楼梦》日后遭到他多次极其严厉的、近乎漫骂的指责，以此对胡适的红学成就极力贬低。就是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白话文这件事，也在近些年忽然受到周汝昌不顾历史背景与事实的批评和曲解，比如他认为在胡适看来，“中华文化，只要乙比甲更加'白话化 '，其他一切不论，肯定乙比甲'好'”，认为胡适“对中华文化，尤其是语文的特点优点缺少高层理解认识，硬拿西方语文的一切来死套我们自己的汉字语文”95.批评胡适“用'白话化'来衡量中华历代的文学作品，拿它作为唯一的不可争议的标准”。可以说，这根本不是胡适的真正观点，而是周汝昌强加给胡适的观点或他记忆中的胡适的观点。

　　至于周汝昌所说：“现代中国的许多现状，令人忧心的异象畸形，很多流弊，如若溯其根源，恐怕都得从胡先生的那种看待事物和武断结论的思想方法而说起，大量的问题，正是那一思想和认识的方法所引起、所造成的后果”96.“自从胡适先生倡导'白话文'，' 话'倒是都'白'起来了，可中国特色的'文'——真够我们中华传统观念品级的'文'，却日益减少了”97.甚至说：“时至今日，果然已有人公开提出：'程本'是真原本，而《甲戌本》古钞及脂批本却是'伪造'的了。这种观点，固然不能让胡先生'负责'，但他在这些方面的做法与论调，确实流弊深远，才导致了至今是非颠倒的后果。”98可以说近乎夸张，将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现代文化学术史上的贡献和成绩几乎全部一笔抹倒，这种对胡适信口开河式的丑化和曲解用周汝昌自己批评胡适的话来形容，可以说是“简单肤浮得令人惊讶” 99.因为他对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上贡献和价值的评价与学界的基本见解相差实在太大，而学界对胡适的通常评价正如被周汝昌称之为“洞明红学、深具史识”的周策纵所说的：“从五四时代起，白话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这件事在中国文化、思想、学术、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都有绝大的重要性，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就某些方面看来，也可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个重要性，恐怕一般人还不曾意识到，恐怕连胡适自己也不曾充分认识到。语言表达的方式可以影响到人们的思路、思考和行为。白话文的成功推展，可能已促使中国文字变色和变质了。这无疑的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100至于被周汝昌认为“当今之世，以门生之身份而真正有资格写一篇好纪念文章的”的理想人选唐德刚的如下评价101.估计周汝昌更不会赞同：“ 在这撑起传统世界文明半边天的中国文明中，起栋梁作用的东方文化巨人，自古代的周公、孔子而下的诸子百家，到中古时期的名儒高僧，到宋明之际的程朱陆王，以至于20世纪的康孙梁胡，严格一点来说——也就是以胡适的文化阶层为座标来衡量——其总数大致不会超过一百人。 ”102不客气地说，周汝昌一生虽然多次谈到胡适，但对胡适的著作看得并不多，实际上他并不了解胡适。胡适提倡白话文已经过去八、九十年了，其贡献与成绩学界早有定评，而周汝昌竟然还站在当年反对者的立场上来批评胡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除了胡适，周汝昌还对另一名红学家俞平伯同样怀着很深的成见，比如他在和胡适的书信中曾表示要和俞平伯比高低，认为俞平伯“完全没有在史实上下任何工夫，只是闲扯天”103等。因非本文论述内容，这里不再赘述，笔者将另文专门谈及。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带有很大想象虚构成分的回忆不仅严重失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有损胡适的形象，构成对胡适名誉和人格的伤害。胡适对晚进后辈的热情提携和无私帮助在现代学术史上是有口皆碑的。对曾经大力帮助过自己、对自己治学做人皆给予热情、耐心指导、将自己引入红学之门的前辈学者不仅不表示应有的谢意(按说周汝昌应该在其《红楼梦新证》一书中对胡适表示特别感谢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往其身上人为地抹上许多污点，这种做法实在有失厚道。“先生种种的美意，以及为我而费的事，我都感激不尽” 104.不知道周汝昌还能记起自己当年的这些话否。胡适虽然去世较早，不能看到这些文章，为自己辩诬，但后学者有责任依据文献资料来澄清这段史实，这也是笔者写作此文的动因之一。

　　“就所忆及的作些记叙。不然日后即无人知晓，不但留下史实空白，还会衍生讹传谬说，真假难分，何以存其信实?”对友人的这番劝告，周汝昌觉得“此言有理”，并着手进行这一工作105.“我对胡先生的做人，是深衷佩服;对他待我的高谊，我是永远难忘。这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即常言所谓'交情'.而学术、文化见解的异同，那是另一回事”106.周汝昌此话，笔者十分赞同，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本人并未能做到这些，不仅其日后的“记叙”多有不实之处，无法存其“信实”，而且实际上也是将“交情”和学术、文化见解的异同混在一起谈，这对胡适是不公正的。

　　素来以考证闻名、喜谈治学方法的前辈学者的回忆竟如此不可靠，令笔者在考察这段学术公案真相时颇为吃惊，也生出许多感慨。由此可见，回忆录虽然是研究当事人的十分重要也是最为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但其真实性也必须接受事实的检验，需要参照相关资料进行辨析，这也是笔者探讨此事得到的重要启发。好在这些珍贵的书信保留了下来而且已经全部公开刊布，可以使后来者大体知道事情的真相，否则只听一面之辞，有些事情也许真的就成为永远不可破解的历史公案了。

　　早在1980年左右，就有人告诉周汝昌：“有些人认为胡适是你的'恩师'，而你批评过胡氏，人家说你是批胡的急先锋(忘恩负义呀)。 ”107可见对周汝昌与胡适的关系问题早就有人提出与周汝昌不同的意见，也正是为此，因关系到红学史、现代学术史及有关史实，不可不辨。周汝昌曾批评有人在他与胡适的交情与学术、文化见解的异同这两件事上“弄些手脚，制造混乱，惑人耳目视听，那是很无聊的勾当”，并表示“不再多提它”108.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在写作此文时，处处小心，时时注意，力戒此弊，自问主观上没有“很无聊”、“制造混乱，惑人耳目视听”的企图，客观上也尽量让材料说话，不断章取义，或故意曲解当事人的话。至于是否达到这一预期目的，还请周先生和广大读者评判。

　　愿周汝昌原谅晚辈的冒昧和唐突，有以教我，以澄清一些重要史实的真相和细节。如今后有过硬的材料和充分的证据证明晚辈文中所述为扑风捉影、污人清白之言，愿向周先生郑重道歉，并负起相应的责任。言语中或有冒犯、不得体处，属个人学力和表达水平所限，并非故意不敬，还请周先生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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