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和曹雪芹是如何去表现作品内容的呢?-经典文学作品网

　　耐莉·丁和傻大姐儿

　　红学研究

　　一

　　19世纪中期，英国的艾米莉·勃朗特写作了一部令后人争论不已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在这部著名的作品中，有个不起眼的人物耐莉·丁，正是她向主人公希斯克利夫的房客洛克乌德先生讲述了发生在呼啸山庄的故事。作为跟随两代女主人公的贴身女仆，耐莉亲眼目睹了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的兴衰，从而担任了旁观者及叙述者的角色。

　　作品中最能震撼读者的部分，莫过于希斯克利夫的出走，凯瑟琳之死，以及希斯克利夫报复的极端——逼小凯瑟琳嫁给小希斯克利夫。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为耐莉，而被黑格尔称“陷入冲突”〔 1〕的局外人.在故事发生转折的每个紧要关头，都有一些耐人寻味的表现：“她做出了最奸诈、残忍、无法辩解的事情。她成了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之间的牵线人… … 由于她背弃了对她的信任，才造成凯瑟琳临死时同希斯克利夫吵嘴的场面，由于她不顺从，不忠实，才真正使得凯瑟琳的孩子落到她的仇人手里”〔 2 〕，从而不再忽视这个次要人物。

　　在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最令人扼腕而叹的莫过于两个情节：“我本偷然乐也，乃读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潇湘馆，何以忽然泪流?”[3]而这两个情节，又都和一个很次要的人物，做粗活儿的丫头傻大姐儿有关。和贯穿于《呼啸山庄》始末的耐莉· 丁不同的是，傻大姐在《红楼梦》中只出现过两次，即七十三回[4 ]的《痴丫头误拾绣春囊，懦小姐不向累金凤》结果引起“抄检大观园”，无辜的晴雯被逐出大观园，含恨损命。九十六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泄机关坪儿迷本性》中她懵懵懂懂中向黛玉说出“调包计”的秘密，致使黛玉在宝玉完婚的吉辰婚乐声中“魂归离恨天”，凄凉地死去。从而这个不起眼的人物也进入了评论家们的视线。

　　问题在于，这两个小人物本来是和主干情节没有多大联系的局外人，但两个不同国度里的文学巨匠何以对她们偏爱有加、以致非让她们参与到情节之中并对情节的发展推波助澜不可呢?这引起了评论家们的疑惑。

　　不同的作家写出了相似的人物，这本身是有趣的，更有趣的是评论家们在评价这相似的人物时表现出的惊人相似。

　　对于耐莉· 丁 :

　　锡德尼· 多贝尔是第一个赏识《呼啸山庄》的评论家，在他看来“埃伦·丁是那个家族的理想的农民玩伴和女仆”[5] ;玛丽· 沃德高度评价了艾未莉的才华，却把耐莉的行为看成是人物“性格的某些荒谬与矛盾之处”[6] 并因此认为作者在“这些地方的笨拙和粗心大意是无法否定的”、戴维· 塞西尔“老约瑟夫和耐莉……他们头在的日常生活的份量帮助把情节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 … 他们构成了一种正常性的标准，把故事主角们动人心魄的奇特性鲜明生动地衬托出来”。“故事部分是主人公林顿家的仆人耐莉· 丁，部分是由洛克乌德光生讲述的，这个方法达到了两个目的。首先，它保证我们看到的戏剧和当时旁观者所着到的一样是新鲜的现实。第三，因为这些旁观者是超然和正常的，我们所看到的是没有经过那些置身事件之中的人物的情感歪曲的真实情况”〔 7〕 ;阿诺德· 凯特尔“洛克乌德和耐莉· 丁这两个讲故事人的角色不是随意构想出来的，他们的作用是一方面使这个故事更带有人间气味，另一方面是要让他们从常人见识的角度对故事加以评论。”〔 8〕格拉日丹斯卡娅“一切洋溢着民主主义精神和温情的人性的评价和结论，基本上都是借这位老农奴之口说出的。”〔 9 〕。

　　对于傻大姐：

　　脂砚斋《红楼梦》就绣春囊事评曰“此正为大官世族告诫”, “先骂贾母… … 又骂邢夫人”〔10〕王希廉《红楼梦回评》 “傻大姐真是招灾惹祸的种子，前拾绣春囊，以致搜检诸牌、司棋、晴雯因之顶命、芳官等被逐出家;今漏风声，又令黛玉气迷，遂至夭折：傻之为祸不浅。”〔 11〕姚燮《红楼梦总评》“傻大姐一笑死晴雯，一哭死黛王，其关系不小”《红楼梦回评》 “薛事甚秘，何由黛玉知之，是棘手题也… … 傻大姐不被巴掌，何致向黛玉哭诉乎?”〔 12〕哈斯宝《新评红楼梦读法》 “是傻大姐近是‘杀’大姐?我说不，不得这般评论― 在习而相远的一群奸诈之人中，有一个本性相近的正直人，便得了一个‘傻’名。”〔 13〕

　　综观上述评论，对这两个人物评论都是见仁见智，褒贬不同且大异其趣，而且都涉及到了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又都停了下来，没有再深入一步，指出作者为何非安排她们“陷入冲突”不可。

　　二

　　无论是说耐莉是作者的“疏忽”“漏洞”〔 14〕还是抨击傻大姐“傻文为祸不浅”，都是从一已印象出发。没有注意到这两个人物出现的必要性。在作品中，作为仆人，她们有了接触主人公的机会，于不自觉或身不由已中参与并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但仔细品味，人们会发觉，尽管她们引发了矛盾，但并不是矛盾本身。她们真实的作用，不过是引起对立力量大冲突的导火索罢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呼啸山庄》中，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在共同的成长过程中，发展了以爱、自由、平等为中心的生活理想。这一对彼此都把对方看待与自己的生命同样重要的恋人，却遭受着爱情不幸的命运。表面上看，这不幸的原因在于凯瑟琳背叛了爱情，实际上，是代表着资产阶级文明的林顿家的生活方式的诱引，以及对于地位，经济等顾虑迫使凯瑟琳选择了林顿，以免她和希斯克利夫都沦为乞丐。她选择林顿还在于她天真地认为可以借此让希斯克利夫从辛德利― 她哥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听到了凯瑟琳向耐莉表白的心声，希斯克利夫出于爱的绝望离家出走，三年后，尽管清楚地知道自己真正爱的是希斯克利夫，凯瑟琳还是嫁给了林顿，希斯克利夫的归来，拉开了两种道德标准冲突的大幕，而凯瑟琳却幻想着在中间调和，结果她夹在两种对立的社会价值的激烈冲突之中，心灵上倍受折磨，最终痛苦难堪，香消玉殒。通过她的死，作者写了爱情理想在当时难以实现的悲剧。凯瑟琳之死，无疑是希斯克利夫的最大不幸，如果说凯瑟琳生前他生活在绝望的爱情中，希望以复仇来向凯瑟琳证明自己能力上的优越的话，此时的希斯克利夫就失去了生活的附丽，象冲决了堤坝的洪水一样，他的复仇也因此变得盲目而近于疯狂。在他想尽一切办法取得了呼啸山庄与画眉田庄的财产，控制了仇人的后代时，“以恶抗恶”也使他背离了自己的本质。〔 15〕

　　希斯克利夫的异化，是社会副迫造成的，也就是说，他和凯瑟琳的爱情悲剧以及他的疯狂复仇都是必然的，即便没有耐莉· 丁无意间对事件的参与，他也一定会采取这样那样的方式向着压制着他的社会进行反抗与复仇的。

　　而在《红楼梦》中，追求爱情幸福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的生活理想。但作为统治阶级的贾母们，为了其统治地位的稳固，是不会允许这种美好的生活理想成长为现实而冲击其道统的。抄检大观园，实际上是对日益觉醒的下层人民的一次反攻。对于自身的偷鸡摸狗，爬灰养汉，统治者的代表贾母一笑置之“哪有猫儿不馋腥的”，而见到一只绣春囊为何就吓得王夫人“泪如雨下”，素日泼辣的凤姐更是“更了颜色”, “跪下”为自己辩白一番呢?反差如此巨大，原因不外乎怕“带坏了’招哥儿们、姐儿们”使得他们名声受损，道统遭动摇。这才有抄检之举。由此可见，晴雯和司棋的不幸，根源在于没落中的封建统治阶级对进步力量所进行的必然有的镇压。换言之，即便没有绣春囊一事，下人们受迫害的命运也是不会改变的，顶多是换个方式而已，绣春囊不过是个“由头”。通过绣囊一事，写出了大观园的统治者们对进步力量的打击与防范，也为宝黛爱情悲剧预埋伏笔。

　　至于宝玉完婚，更在必然之中。在钗、黛比较之中，且不论“金玉良缘”，家族的强援、宝钗的八面玲珑较之黛玉的锋芒毕露更讨欢心，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黛玉体弱多病，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正统伦理观下，爱情是可有可无的，贾府的“命根子”的香火却是万万断不得的，否则那些旁出的环儿们得了势，正统岂不要动摇?为维护这将要呼喇喇倾倒的封建大厦，贾母们扼杀爱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了。黛玉唯一的精神支柱被拦腰斩断，在风刀霜剑的戕害下，她的死是早晚之事，只不过设若没有傻大姐泄露“掉包计”的天机，她会被蒙蔽的时间长一些，痛苦再延长些时日罢了。

　　这样一来，希斯克利夫的爱情悲剧和疯狂复仇自有其必然性，晴雯、黛玉之死自在情理这中，作品要表现的是进步力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具备必然胜利的条件这种悲剧性冲突的，耐莉· 丁和傻大姐只不过是被卷入了斗争的旋涡之中且碰巧引发了激烈的矛盾冲突。设若没有他们，矛盾也总归要爆发的。那么，她们在作品中是否可有可无呢?果真在两可之间的话，作者为何一再地启用她们参与到情节的关键之处呢?如果她们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引发矛盾的导火索的话，为什么只有耐莉听凯瑟琳雨夜诉衷曲、传递希斯克利夫归来消息，促成希、凯最后诀别、目睹小希斯克利夫与小凯瑟琳被迫成婚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替代其中哪怕是一次事件?为什么只有傻大姐误拾绣春囊、一语泄天机而不是别的引出这两件对文题干系重大的事件?既然都是起导火索的作用，为什么耐莉· 丁与呼啸山庄故事相始终而傻大姐在全书中仅出现两次?

　　这些是以往评论者们没有回答的。

　　三

　　现实主义文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表现了什么内容，还在于如何去表现这个内容。同样的汉姆雷特、同样的浮士德，在天师与文匠之间优劣自判、自不待言，红楼续梦、复梦、后梦、补梦之类的湮没无闻，更显出了这一点。

　　那么艾米莉和曹雪芹是如何去表现作品内容的呢?

　　应绵襄在《中西比较文学教程》中论及中西小说的表现手段，指出“中国古典小说结构布局的目的，是把生活中复杂错综地发生着的事件整理为头绪分明的线素，以期明确而饱满地表现主题… … 西方小说通过结构布局将生活中普通的事加以组合，突出情节的吸引力，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吸引读者对主题的思考与想象… … [16 〕这虽然是谈论中西小说在鸯异勾上的不同，但对回答上述向题却不无帮助。

　　在《呼啸山庄》中，耐莉作为和少主人一起长大的女仆，是个忠心不二，富于良知与同情心，但也受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影响较大的人。在和希斯克利夫夜探画眉田庄后，凯瑟琳内心矛盾不已，动摇在爱情与地位之间。此时，生活在辛德雷粗暴压制之下的她，唯一能对之一诉衷肠的也只有耐莉· 丁了，尽管耐莉不尽赞同她。希斯克利夫发财归来后，渴望与凯瑟琳谋面。而充当通报人的也只有耐莉：希斯克利夫既不认识也不信任林顿家的其他外人。这同样是当凯瑟琳将段而两人被分离时希斯克利夫半强迫地让耐莉安排和凯瑟琳见面的原因。男女主人公对耐莉的依赖，显出了在当时他们是如何地孤立无援，从而为爱情悲剧的必然性作了陪衬。而作为关心、同情少主人辛德利，男主人林顿与下一代哈里顿，小凯瑟琳的耐莉不可能处处听命于希斯克利夫，所以她不得不帮助希斯克利夫时的犹豫同样也是自然的了。她对事件的参与出于不得已，而按她的本意，是要帮助林顿的。所以后来当希斯克利夫利用小凯瑟琳孩子气的爱情谋夺画眉田庄时，出于对希斯克利夫的了解和对小凯瑟琳的爱护，她尽全力去阻止这荒唐的婚姻，只是考虑到林顿的身体，她才不得不隐瞒了一些事情。通过耐莉对事件的被迫参与以及她的努力无法阻挡希斯克利夫实现他报仇的阴谋，作者写出了希斯克利夫是怎样遭受了社会的压制、爱情的不幸、对社会怎样展开他的报复及在报复的过程中怎样一步步背离自己的本质的。作为情节参与者的耐莉，故事映人她的眼中，叙事出自她的口中，从而带上了她的感情色彩，使得诡奇多变的故事取得了强烈的现实感与可信性，而这作用是其他任何人都起不到的。所以耐莉必须始终目睹、参与呼啸山庄的剧烈演变。一旦缺少了这个人物，作品的内涵无疑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傻大姐就不同了。绣春囊事件只不过是统治者镇压进步力量的一个借口罢了，否则王夫人也不会勾起心中旧事，想起那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象林妹妹的俏丫头晴雯了。但是绣春囊这样的事若换别个丫头也许不会声张，七十一回“鸳鸯女无意遇鸳鸯”，反而自己“立身发誓”不告诉别人正说明了这一点。矛盾既然必须爆发，那就必须有个“头绪分明的线索”，傻大姐正是应这种籍要在七十三回姗姗来迟地出现了。她的嘻笑，为镇压活动提供了契机，王夫人也就借题发挥，大做抄检文章了。正是领会了这种意图，高鹗在续中再次启用傻大姐，把泄天机的任务交给了她，让她哭诉出“掉包计”的秘密来。只不过投有象七十一回鸳鸯女那样的铺垫，毕竟给人“画虎类龙”的感觉。正是通过懵懵懂懂的傻大姐被卷入斗争旋涡，曹雪芹写出了统治阶级是如何压制进步力量的，在进行这种压制时是如何狠毒而不择手段的。由于仅仅充任了点明线索的作用，傻大姐只出现了两次也就消声匿迹了。

　　耐莉· 丁和傻大姐的惊人相似，显出了文学创作的一种“文.乙”。尽管曹雪芹不知有现实主义一词，没听说过勃郎特姊妹，但在处理人物与事件的关系时，他和艾米莉一样启用了局外人参与到关键事件中来，为“必然”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一个契机，使文章波澜更迭。又由于借助于偶然的人和事，所以使绵密之笔，力求天衣无缝。故艾米莉有意地让耐莉，丁自叙她和男女主人公一起成长于呼啸山庄，她对辛德雷有兄弟般的储感，随女主人公嫁到画眉田庄1802 年小林顿死后又回到呼啸山庄来照顾小凯瑟琳。曹雪芹更是在七十三回傻大姐出现时刻意交待她，“心性愚顽，一无知识，行事出言，常在规拒之外”为让她进入大观园中又加上了“只因贾母喜欢，众人才不苛责”让她得以到园中玩耍，以减弱文笔的突兀，增加文章的真实感。

　　黑格尔在其《美学》的艺术理想部分论及矛盾冲突的三种形式，指出由心灵性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才是真正的矛盾，井且举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说明：爱倩本身并没有破坏什么，但他们的家庭是相互仇恨的。由于这种原已假定存在的分裂，他们说“陷入冲突”了。在这两部世界名著中，耐莉· 丁和傻大姐只不过是照当时人们能做到的那样去做了，不料她们不经意的介入却成为主要人物遭逢不幸的直接诱因，从而使主人公命运的悲剧气氛更加凝重，进而突出了这悲剧的必然性。“一种行动单就它本身来看，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引起冲突的行动，但是由于它所由发生的那些跟它对立矛盾的而且是意识到的关系与情境，它就变成了尸种引起冲突的行动”〔 17〕这句话用来解释耐莉· 丁和傻大姐的行为，再恰当不过了。

　　夏洛蒂在评价《呼啸山庄》时曾附合当时的评论说它结构笨拙，并叹曰若假作者以天年相信她会写得更好些。但若非英年早逝的话，对耐莉这个人物，相信艾米莉是初衷不改的。而曹雪芹若真的写完了《红楼梦》全书的话，对于傻大姐我想他也不会轻易放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高鹗的续还算是成功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两部著作声誉日隆，“红学”与“呼学”的研究盛况，证明了作者在人物创造上的成功。

　　红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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