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有女性参与了《红楼梦》创作？-经典文学作品网

　　还脂砚斋的真面目 ——兼论《红楼梦》的女性化成因

　　红学研究

　　一、似乎有女性参与了《红楼梦》创作

　　从《红楼梦》问世之初，清代学者就指出：这是一部“扯老婆舌头”的书!何谓“扯老婆舌头”?就是写的是女人事，说的是女人话，总之，就是用女人口吻描写女人生活中的家庭琐事。

　　毛泽东说《红楼梦》要读五遍方有发言权，其实，好多《红楼梦》研究者乃至红谜，读了何止五遍!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红楼梦》从脂批“这方是正文开始处”以后的文字，几乎无时无事不透出女人的气息!女性的视角，女性的心理，女性的语言，女性的行为，女性的矛盾，女性的痛苦，女性的欢乐，女性的忏悔，女性的迷茫，女性的希冀，女性的绝望，无不纤毫毕现，惟妙惟肖!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描写女性生活的力作主要有两部：《金瓶梅》和《红楼梦》。细读之下，你会发现二者的明显差异：《金瓶梅》是从男性视角看女性，而《红楼梦》却是从女性视角看女性，甚至是从女性视角看男性，看家庭，看社会!

　　《红楼梦》开篇曾明确交代过，该书描写的是作者亲历亲闻的“当日的女子”的事迹，创作目的是为了使“闺阁昭传”。在中国封建社会，能如此熟悉女性生活，熟悉女性心理，熟悉女性语言的文学家，更何况是熟悉潭潭大宅、沉沉红楼中女性的文人，在那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似乎很难产生。即使是像《红楼梦》书中交代的那种从小就喜欢钗环脂粉、少时爱在女孩子堆里厮混的男人，也做不到这一点。任何男人的童年和少年，都不会去刻意观察女人的生活，及至年长，又失去了观察模仿女性的条件，所以，完全懂得如何说女人话的男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红楼梦》的作者，仅仅是个熟悉女性的男人还不够，似乎还有熟悉书中描写的生活、在书中充当某一角色的女性，直接参与了《红楼梦》创作。《红楼梦》的作者，肯定是男性无疑。在这个作者身边，应该还有一个富有才情、同时也与他有共同生活体验的女性，与作者一道构思、写作、修改、评点。

　　这位女性有可能是脂砚斋么?

　　二、脂砚斋原型论似乎并非无来由的臆测

　　脂砚斋究竟何许人也，是新红学三个“死结”之一。这个脂砚斋，对《红楼梦》前八十回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评点，处处以书中故事的知情人自居。他的批语，被红学界称为“脂批”，载有脂批的《红楼梦》手抄本，被称为“脂本”。脂砚斋对于《红楼梦》研究是如此重要，但查遍浩如烟海的典籍，就是不见这位老先生的踪迹;对这位见首不见尾的神龙，至今也没有一个可信的权威说法。

　　在脂本《红楼梦》中，有大量脂砚斋的批语。综合这些批语，人们不难发现，同古典文学中毛宗岗、金圣叹的批语不同，脂砚斋不是在作品问世后批阅的，而是在作者创作过程当中批阅的。作者经过了五次“批阅增删”，脂砚斋也似乎同步进行了五次评点。从这一特殊的批评过程看，脂砚斋应该与作者关系非同一般地密切，很有可能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人。他究竟是作者的什么人呢?

　　从脂砚斋批语的内容看，他对书中描写的贵族生活似乎十分熟悉，并且有着比作者还权威的创作发言权。他经常在批语中说“有是人，有是事，嫡真实事，非假拟妄拥”，似乎他亲眼看到过作者笔下的人和事。他又经常感慨“作者犹记金魁星事”、“作者犹记矮幽舫合欢花酿酒”等，似乎这些是作者与他共同经历的事情。对书中一些人物的生活原型，他也似乎认识并有过直接交往，如“麝月闲闲无语”、“凤姐点戏、脂砚执笔”等，就证明他也是生活原型中的一个角色。他究竟是书中的谁呢?

　　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曹雪芹，平心而论，作者地位不是十分稳固。一是其生也晚，不论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还是雍正二年，在乾隆九年《红楼梦》动笔时，他都只有二十来岁;创作《红楼梦》，需要何等丰富的生活阅历呀?似乎不是一个黄口小儿所能胜任愉快的。二是缺乏生活基础，曹雪芹没有赶上曹家风月繁华生活的可能，从小就过着“茅檐蓬窗、瓦灶绳床”的生活，缺乏描写贵族生活的人生体验;三是性格不合，“美国的煤油大王，怎知北平拣煤渣老婆子的酸辛，贾府里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朋友诗中记载的曹雪芹，是个具有魏晋风度的人，其性格与《红楼梦》表现的浪漫风流气质格格不入，更何况他没有巨室大族公子哥儿“淌过女人河”的生活阅历。

　　正由于曹雪芹在著作权方面的先天不足，人们于是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这个脂砚斋。有人认为曹雪芹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红楼梦》的，有人干脆认为《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就是脂砚斋。从脂批的内容看，这似乎并非无根据的臆测，但显然是从《红楼梦》作品及脂批中反推出来的结论，并没有直接证据支持。

　　三、周汝昌先生的“史湘云说”透出了一线曙光

　　红学界多数人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叔辈某人，也有人认为他就是曹雪芹的父亲曹兆页，也就是书中的贾政原型。理由是裕瑞的《枣窗闲笔》中有关于脂砚斋是作者叔叔的记载，加之他在批语中有倚老卖老的口气，常常“命”曹雪芹做这个那个，似乎也像长辈在颐指气使。

　　裕瑞的《枣窗闲笔》本身就不可靠，加之书中记载是听“前辈姻亲”说的，就更不可靠了。所谓脂批中的长辈口气，似乎也靠不住：对晚辈的文学创作，长辈没有干预的必然;“命芹溪”如何如何，“命”字长辈可以严肃地说，平辈之间戏言也可以说。因此，脂砚斋是作者的长辈说，可信度是极低的。

　　红坛巨臂周汝昌先生，经过多年精心分析，提出脂砚斋就是《红楼梦》书中的史湘云的原型，是作者曹雪芹的“续弦”妻子。周先生和他的门徒们，还在曹雪芹的生活圈子里，对脂砚斋其人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搜索，提出了“许蕙兰说”、“柳芳卿说”等。

　　周先生的论证，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首先，脂批中确实有“余比钗颦”、“老货”、“我也要恼”、“我也要拧”等女性口吻;其次，脂批中也确实透露出他(她)与作者之间说话十分亲昵随便，关系之亲密非同一般;再次，脂批中明确显示，他(她)与作者的过去，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作者描写的好多事情，都是他(她)亲历亲闻的。

　　但周汝昌先生的“史湘云原型说”有着致命的缺陷，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此说不仅对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无补，而且进一步证实了曹雪芹著作权的不可靠!如果曹雪芹没赶上江南的风月繁华，他的妻子或续弦也决无经历过风月繁华的可能!曹雪芹如果不是作品主人公的生活原型，脂砚斋也不可能是;曹雪芹写不出来的生活故事，脂砚斋也说不出来，把两个人捆在一起也杜撰不出《红楼梦》来!

　　更何况，柳蕙兰、许芳卿等名字，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支持，近乎子虚乌有。曹雪芹肯定不是光棍，因为他有儿子，但是否死过原配夫人，是否曾续弦，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实。用《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反推，是不科学的、非学术的研究方法。

　　脂砚斋原型探究上的一线曙光，似乎也被阴云遮盖了。

　　四、一条重要线索引起脂砚斋研究的重大转向

　　在曹雪芹的生活圈子里，探索脂砚斋这个人物，似乎是毫无希望了。俗语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红学界是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曹雪芹的著作权本来就不可靠，何不跳出“曹家店”，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探索“作书人”和“批书人”呢?何不在“曹家店”之外，让曹雪芹和脂砚斋互相验证，开辟出一条《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路呢?

　　在甲戌本第二回中，有一条重要的脂批，似乎被红学界严重忽略了。书中贾雨村和冷子兴，长篇大论“天地生人”之“大仁大恶”，脂砚斋在这里批了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话：“《女仙外史》中论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意，故觉愈奇”。细考这段脂批，其中大有文章。

　　《女仙外史》是一部神魔小说，作者是吕熊，创作年代在康熙中后期，创作地点在钱塘，即今之杭州。《女仙外史》的批阅者，是康熙朝大名鼎鼎的文人、传奇峰巅《长生殿》的作者洪升!这些在《女仙外史》康熙印本的序言和批语中，有明确可靠的记载。

　　这段脂批说的是“论魔道”，不是“写魔道”，显然说的是批书者立意奇，而不是作书人立意奇。《女仙外史》第一、四、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九、五十八等回，皆有洪升批语。细读这些批语，确实有“立意奇”的感觉，试举一例，第二十八回批语说：“《外史》节节相生，脉脉相贯，若龙之戏珠，狮之滚球，上下左右，周回旋折，其珠与球之灵活，乃龙与狮之精神气力所注耳。是故看书者须觑全局，方识得作者通身手眼”。

　　严格说来，《女仙外史》并非什么特别优秀的小说，当不起洪升这么高的评价。但洪升的批语确实是“立意奇”，反而更像表述自己的创作体会。脂砚斋把批阅《女仙外史》的文字和《红楼梦》中贾雨村论人的文字并列在一起，说此奇彼愈奇，显然是评论洪升一个人的文字，正说明《红楼梦》的作者就是《女仙外史》的批书人，就是名动天下的大文豪洪升!

　　五、《红楼梦》的创作时间比红学界通常结论要早一甲子

　　如果《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洪升，显然《红楼梦》的创作时间要由乾隆中期提早到康熙中期，其间隔应该在一甲子、即六十年左右，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么?

　　脂本《红楼梦》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通称三脂本。现存的三脂本确实是乾隆年间抄成的，甲戌本用的是“乾隆竹纸”，己卯本上有怡亲王府的印记，可以证明。但三脂本都是过录本，并非底本，其据以过录的底本，显然要更早一些。

　　我们还要注意到，三脂本不仅不是从作者原创本直接过录的，而且经历了多次辗转传抄。庚辰本的抄写十分混乱，可以断定并非初次过录，但甲戌本和己卯本的抄写十分认真，工楷缮就，布局合理，为什么说它们也不是从作者原创本直接过录的呢?证据就是：它们据以过录的底本，应该是一个很糟糕的“蒸锅铺本”!

　　何谓“蒸锅铺”本?旧时印刷业不发达，某些商人为了渔利，把社会上需求甚殷的某些小说传奇，组织一帮贫苦文人抄写——抄写时给饭吃，一般不给工钱，或付给极微薄的报酬——然后装订成册出售。其抄写一般都是在街头卖饭的“蒸锅铺”进行，故把这种抄本称为“蒸锅铺本”。

　　“蒸锅铺本”的特点是抄写十分草率，错别字特别多。因为他的抄写过程是一个人拿着底本念，多人听写，旧时又没有推广“官话”，念者和抄者南腔北调，混饭吃的勾当，态度也不会十分认真，抄录后又无人认真校对，所以，出大量的错别字就在所难免了。

　　庚辰本本身就是一个“蒸锅铺本”，甲戌本和己卯本虽然抄写得十分精细认真，但其底本上的大量错别字，却无情地在抄本中表现出来。特别是别字连篇，这正是“蒸锅铺本”听写特点的反映。下面一些例子，就是在上述脂本中摘录下来的，其中括号中的是书中别字：

　　鼓(古)词，张(章)本，迁(谴)怒，嚼蜡(腊)，何尝(常)，逗(斗)露，斩截(节)，都(独)该，华诞(涎)，搁(阁)起，细致(之，至)，数(树)处，宗祠(祀)，邢(刑)夫人，无味(未)，窠臼(旧)，零(令)落，悔娶(灰聚)，诨(回)号，目睹亲闻(问)，等等。

　　细阅三脂本，此类错别字不胜枚举，仅举以上几个例子，似乎就足够了。这些错别字显然不是己卯本或甲戌本抄手的过错，因为他们抄写的态度十分认真，连底本上的错别字也照录不误。只能说明，据以抄录的底本是个同庚辰本相似的“蒸锅铺本”。

　　今天能见到的三脂本(特别是己卯本)显然是乾隆中期的产物，它们的底本，必然要早一些。究竟早多少呢?没有直接证据，但可以据理分析。如果三脂本的底本是“蒸锅铺本”，那么“蒸锅铺本”的底本显然也只能是抄本，而不会是作者的稿本，因为任何作者也不会把自己作品的稿本交给这些低俗的商人射利的。再进一步分析，商人肯制造“蒸锅铺本”渔利，说明作品的抄本已在社会上流行一段时间了，因此才有了大量的社会需要。从作者稿本到三脂本，其间的流布过程应该是：作者稿本——示人的抄本——流行的过录本——辗转传抄的过录本——蒸锅铺本——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最后才有了程高印本。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此繁杂的传抄过程，需要多少时间啊!更何况抄本阅人有限，为社会普遍接受，反复传抄，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那个低效率的时代，其间最起码要一甲子以上时间。

　　六、三脂本的干支纪年应是康熙纪年而非乾隆纪年

　　三脂本分别标明甲戌、己卯、庚辰等干支纪年，这些纪年不是抄成的时间，而是脂砚斋“抄阅再评”的时间。如果三脂本抄成的年代是乾隆中后期，所依据的底本是“蒸锅铺本”，那么，脂砚斋“抄阅再评”的年代，只能是康熙甲戌(1694)、己卯(1699)、庚辰(1700)，而决不会是乾隆甲戌(1754)、己卯(1759)、庚辰(1760)，整整早了一个甲子。曹雪芹死于乾隆壬午(1762)或癸未(1763)，从曹雪芹死亡到怡亲王府抄录己卯本，其中间绝对不会出现“蒸锅铺本”。另外，以曹家同王府的关系，王爷也似乎不必依据“蒸锅铺本”转抄!

　　康熙朝的甲戌、己卯、庚辰等年份，与脂批透漏的洪升批阅《女仙外史》的时间，是否吻合呢?吕熊作《女仙外史》的时间是康熙辛巳(1701)到甲申(1704)，洪升死于康熙甲申(1704)，可推断批阅时间为壬午或癸未(1702——1703)，与三脂本出笼时间基本吻合。须知，一部百万字的大书，批注一次，需要几年工夫，甲戌本只能说明起批的时间是甲戌，而不是说完成的时间也只能在同一年，庚辰、己卯本亦然。《红楼梦》“披阅增删”的时间是“十载”，从甲戌到甲申，恰好是十年时间。这十年中，作者曾评点过《女仙外史》，两书的批阅时间段基本吻合即可证明，不必拘泥于纪年吻合。

　　洪升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遭遇了“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下狱、革去功名的沉重打击;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在盘山“逃禅”期间，开始酝酿以自己的“家难”为题材，创作《红楼梦》;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结束了二十年寄居京师的困苦生活，携家眷返回杭州故乡，正式开始了《红楼梦》创作;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拿出《洪上舍传奇》给朱彝尊看，朱有诗记载此事，同年为吕熊评点《女仙外史》;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在江宁织造府观演《长生殿》，把自己的“行卷”交给曹寅，曹寅有诗为证。归家途中，酒后登舟坠水亡故，时为六月一日夜，一个月黑风高的时刻，正所谓“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此刻也正是他心爱的《长生殿》主人公杨玉环的生日，还是李隆基在长生殿上演奏新曲的日子，可谓巧合!

　　从康熙三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三年，掐头去尾，正好十年时间，与《红楼梦》的创作时间完全吻合，并且，甲戌、己卯、庚辰三个年份，又恰恰在这十年当中，这却是用巧合难以解释的!《红楼梦》曾经历十载批阅，五次增删，如果把三脂本的最初稿本，当作作者五次披阅增删中的三次，不是极为恰当么?!

　　七、脂砚斋的真实身份应该就是洪升的妻子黄兰次

　　洪升的妻子黄蕙，字兰次，与洪升同是顺治二年乙酉(1645)七月初一生，夫妻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又是一个巧合。洪升的母亲是黄蕙的亲姑姑，二人是嫡亲的表兄妹。黄蕙的祖父也就是洪升的外祖父黄几，有当朝宰相的身份(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富贵已极。黄蕙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工诗善画，精通乐理。从《红楼梦》中的相关内容描写上，不难看出黄蕙的影子。第五十三回脂批中，有“都中望族首吾门”、“遗脉孰知祖父恩”等句，正是黄蕙的口气，也只有当朝宰相的家族，才敢于自称“都中望族”之首。曹家不论如何富贵，毕竟是“包衣奴才”，敢这么称呼么?更何况曹家的富贵在南京，也不在“都中”。

　　黄蕙同洪升两家同居杭州，二人从小青梅竹马，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二人同为二十岁时结婚。二人的婚姻在当时实是难得一见的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结成的婚姻。康熙十年以后，由于家庭中父妾和同父异母弟的挑拨，洪升夫妻一起被迫逃离了富裕的家庭，从此一直过着颠簸流离、艰难困苦的生活，前后半生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反差。文学界对洪升夫妇的这段惨痛经历，一般称为“天伦之变”。联想到《红楼梦》脂批中指出：作者是因为“脊令之悲，棠棣之威”——正是隐指家庭失和、兄弟反目——而创作《红楼梦》一书的，不难推测《红楼梦》的“作书人”和“批书人”，就是洪升和黄蕙夫妇二人。

　　洪升有两个亲妹妹，她们十分聪明美丽，与哥哥洪升、嫂嫂黄蕙的关系十分融洽，从小经常在一起酬唱玩耍。兄嫂逃离家庭后，妹妹相继出嫁，由于婚姻的不幸，又相继年轻轻地惨死，可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令洪升夫妇终生都十分悲伤。创作《红楼梦》为自己家的“闺阁昭传”，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洪家的“家难”，是洪升夫妇一起经历的苦难。作为女人，个中滋味，黄蕙的体验应该比洪升还深刻;个中隐情，黄蕙的了解应该比洪升还清楚。《红楼梦》中描写的好多故事，脂批都说“作者与余实实经历过”，说明批书人与作者的夫妻关系。《红楼梦》记载的姐妹们的生活琐事，多数应该是黄蕙提供的;记载的姐妹们的诗词，多数也应该是黄蕙记录的。在作者描写钗黛故事时，脂批“作者将余比作钗黛”，因而产生“余何幸也”的感觉;在作者描写“三春去后诸芳尽”后，脂批“此句令批书人哭死”;在作者描写宁府五件弊端之后，脂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在作者描写赵姨娘结交马道婆后，脂批“吾家儿孙慎之戒之”;在作者描写贾芸到舅父家告借惹气后，脂批“余二人亦不曾有是气“。“余家”、“吾家”、“余二人”等都说明，批书人与作者是夫妻关系，拥有同一个家!

　　洪升夫妇寄居京师前期，黄家尚在京师，生活富贵已极，但洪升夫妇的生活却极端贫困，甚至几天揭不开锅，达到“八口命如丝”的地步，这种反差说明什么呢?说明洪升夫妇也象书中贾芸一样，为向舅舅家借“三升麦子、两升豆子”惹过数落，故脂砚斋有此批。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红楼梦》二十一回的“回前诗”：诗中说有一个深知“拟书底里”的“客”，题了一首诗：“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茜纱公子”与“脂砚先生”是两个人，但诗中又连用了三个“自”字，只有夫妻关系，才能如此表述。这个“客”字，是批书人对作者兼丈夫的戏称。脂批中多次出现有“客”阻批的情况，二人之间时有争论，防止了脂砚斋“点金成铁”。这些“客”，都应是二十一回回前诗中的那个“茜纱公子”。

　　由此不难看出，洪升夫妇是一起进行《红楼梦》创作的。一边写，一边批，黄蕙不时为丈夫提供一些创作素材，洪升也经常指点妻子应如何理解书中的内容。这正是《红楼梦》表现出浓厚女性化倾向的根本原因，也是脂批中经常出现脂砚斋和“客”一问一答的原因所在。这一点在存世的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洪升友人的诗中，曾说他在出狱后，“坐对孺人理典册”，一派夫妻共同回忆过去生活、整理过去作品的景象。黄蕙之所以为自己署名脂砚斋，根本原因似乎是，创作和评点是夫妻二人共同进行的，脂妻砚夫，共用书斋，署名脂砚斋，再恰当不过了。

　　八、脂批提示的《红楼梦》对“一芹一脂”夫妻生活的记载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脂砚斋批语中透漏的《红楼梦》隐情，实际上就是洪升夫妻遭逢“家难”前后真实生活的记载。由于脂批数量很大，透露的内容颇多，有必要就一些重要信息再进行一些分析。

　　脂砚斋先后三次，在批语中向“石头”发问：“比在青埂峰下萧然坦卧何如?”“比在青埂峰下闻猿啼虎啸何如?”读者莫以为这是闲笔。其实是黄蕙对丈夫当年欲在“青埂峰”出家的讽刺语。康熙二十九年，因聚演《长生殿》获罪刚刚出狱的洪升，怀着满腔悲愤，一个人来到京郊盘山的青沟寺(即大荒山青埂峰原型)，欲找老朋友智朴大师出家。丈夫欲出家，妻子作何感想，可想而知。洪升后来由于“妻儿待米”终于没有出家，但必然给妻子留下话柄。《红楼梦》书中说宝玉谈禅终于“未晤”，“将来必无关系”，“一世跳不出”，与脂砚斋以上批语，同是对这段经历的曲折反映。

　　脂砚斋有一条十分奇特的批语，在《红楼梦》第七十三回，抄检大观园前，有对奴仆挑唆主人内容的描写，看到这里，脂砚斋实在忍耐不住了：“杀，杀，杀!此辈专生离异，余因实受其蛊。今读此文直欲拔剑批纸，又不知作者多少眼泪洒出此回也”。“愚奴贱婢之言，酷肖之至!”没有锥心刺骨的相同经历，并且是与作者的共同经历，是不会如此评点《红楼梦》的。洪升夫妇当年，就是因为受到家庭中“赵姨娘”、“邢夫人”、“马道婆”、“王善保家的”一类人的挑拨，不容于父母，被迫逃出家庭，发生天伦之变的，夫妇二人一生对此都痛心疾首，不能释怀。脂砚斋在批语中多次说，这些都是“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在“现成文字”处作此激愤批语，不是十分自然的么?

　　脂砚斋对“西”字十分敏感，看到书中有“西”字，就“恐先生坠泪”。为什么呢?恐怕与洪升夫妇的伤心经历有关。洪家故宅就在杭州西湖附近的西溪，洪升夫妇就在这里经历了惨痛的天伦之变，被赶出了富裕繁华的家庭，从此一直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见了“西”字，如何能不落泪?批语中的“西堂故事”、“矮幽舫”故事等，似乎也是在西溪洪府时的往事，天伦之变后回忆起青少年时的幸福生活，如何能不感慨系之!

　　脂砚斋对“三十年前”的往事，始终耿耿于怀，在批语中多次指出，“三十年前事见书于纸上”，并且这些事情都是她与作者共同经历的。“三十年前”是什么时间呢?正是洪家发生“天伦之变”的家难时间。洪家“家难”发生的具体时间是康熙十年到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脂砚斋批书时，不正是三十年时间么?脂批中多次以十分亲切的口吻说，“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矣”。这个在她身“侧”的“皓首驼腰”者，应该就是她的丈夫，《红楼梦》的作者洪升。

　　尤堪注意的是脂砚斋批语中说自己家族是“都中望族”，但自己却没有依恃，“父死母孀”的窘境，令自己“肠断心摧”。这正是黄蕙的真实经历。黄蕙的父亲黄彦博，是当朝大学士黄几的儿子，曾官居庶吉士，在黄蕙婚后不久就不幸病死了，死的时间是“夏秋之交”。《红楼梦》书中记载黛玉父亲林如海死于“九月初三”，正是江南的“夏秋之交”。宝钗的父亲也是早死，母亲薛姨妈“孀居”。联想到“钗黛合一”，不是与黄蕙的命运基本吻合么?脂砚斋批书时，回忆“父死母孀”，正是“三十年前”事。

　　脂批“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多少忆昔感今”，胡适先生据以推断指的是江宁织造曹家接待康熙南巡的事情。其实康熙六次南巡，足迹遍及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每到一地，都有一个官员出面接驾。洪升没有接过驾，但洪升的好朋友高士奇却在杭州接驾一次，接驾的地点就在杭州西溪，高士奇为此专门在西溪修建了一座“山庄”，康熙也曾为山庄中某庭院题字“竹窗”。西溪正是洪升的故居所在地，高士奇接驾时，洪升也在杭州，对此当耳熟能详。联想到《红楼梦》中对修建大观园的描写，以及对潇湘馆的刻画，不是十分耐人寻味么?洪升逝世前康熙南巡只发生了四次，所以书中所写“甄家接驾四次”，这个甄家不一定就是特指曹家。

　　在《红楼梦》中描写的“葫芦庙失火”，原因是那些和尚“炸供不小心”所致时，脂砚斋批道：“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红学界一般都断定这是指曹家在金陵被抄家的原因所在。其实，若不是心中早有一个曹雪芹先入为主，“葫芦庙炸供”同曹家被抄有什么关系?洪升康熙二十八年被朝廷斥革下狱，表面上看是因为“国丧”期间非时演戏，实质上是因为得罪了“北党”，“皆因朋党怒，岂在伶人戏?”当时的朋友就为洪升指出了这一点。洪升得罪“北党”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主要原因，是洪升在南京期间，曾经用“北党”领袖之一、当时巡抚江宁的余国柱馈赠的千两白银，买了一个小戏子邓氏雪儿为妾。此事对洪升是美谈，对余国柱却是丑闻，心中之恼怒可想而知。宫廷国丧不正是“胡虏庙炸供”么?洪升此时被祸的真正原因是在南京——当时的南直隶省惹下的，是北党领袖在暗中操纵。这方是脂砚斋本意所在。

　　戚本第二十二回有一段十分惹眼的批语：“作者当日发愿不作此书，却立意要作传奇”。为什么立意作传奇呢?因为洪升熟悉并热爱传奇创作，一生写了二十多部传奇稿本。那么为什么最终还是“作此书”了呢?显然是身边妻妾怂恿的结果。妻妾又为什么要怂恿作者写小说呢?蒙府本的一句批语可说明原因：“因为传他，并可传我”。妻妾即批书人，也有一肚皮话要说，所以有此举动。其实，不是妻妾怂恿，洪升也要写小说的。在洪升晚年，他与《隋唐演义》的作者褚人获，《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来往十分密切，显然与创作小说有关。很可能洪升传奇作了，小说也写了。康熙四十一年拿给朱彝尊看的《洪赏舍传奇》，大概就是与小说《红楼梦》相同题材的传奇。《红楼梦》中的“红楼梦十二支曲”，以及一些类似戏曲写法的情节，也似乎就是从传奇中移植过来的。

　　九、畸笏叟、杏斋、棠村等人又是谁?

　　畸笏叟在脂本《红楼梦》中的地位绝对重要。他的批语数量仅次于脂砚斋，并且评点《红楼梦》的时间多在壬午年(1702)和丁亥年(1707)。壬午年是作者逝世的前二年，丁亥年则是作者逝世的三年以后了。畸笏叟的文化功底似乎不太高，批语中错别字甚多，翻来覆去就是“叹叹”那么几句话，或者以卖弄的口气，透漏一些后三十回内容。

　　这个畸笏叟有可能是谁呢?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洪升的生活圈子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洪升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纳的一个小妾“邓氏雪儿”。康熙二十二年，洪升以江宁巡抚余国柱馈赠的千两白银，在苏州买回了一个小“戏子”雪儿。这个雪儿，天生一副好歌喉，婚后洪家经常出现“大妇调冰弦，小妇展歌喉”的美妙景象，就是洪升作曲，黄蕙伴奏，雪儿高歌，其乐融融。

　　洪升创作《红楼梦》期间，雪儿不可能是局外人，联想到《红楼梦》中描写宝钗，让她姓薛，以雪喻人，吃冷香丸，似乎可以悟出点什么。壬午年洪升夫妇年近六十，已是生命晚期，多灾多病，雪儿此时也四十多岁了，应能进入批书者行列，并成为批阅的主角，似为情理之中事;癸未、甲申年前后，洪升夫妇相继去世，雪儿自然就成为《红楼梦》评点的唯一主角了，直到丁亥年她也死去。洪升死于甲申六月，她在甲申八月的批语中，就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并祝愿“造化主再生一芹一脂”，同时说明自己的批语是“泪笔”，这正是小妾这种特殊的“未亡人”,在丈夫和大妇死去时的口吻。至于她批语中曾说“命”作者做这做那，不过是少妾对老夫发娇的口吻罢了。

　　雪儿为什么署名畸笏叟?其中还有一段隐情。洪家发生“天伦之变”时，洪升是与二弟殷仲一起逃出了家庭。在漂泊困苦中，二弟夫妇不幸早死，无子女继承香火。洪升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将二弟夫妇的骸骨迁葬故乡，并将自己的次子洪之益过继二弟名下继承门户香烟。这个洪之益，就是邓氏雪儿所生。雪儿开始批阅《红楼梦》在壬午年，正是己卯后三年，此时署名“继户叟”，谐音“畸笏叟”，是十分合情理的。甲申后的雪儿，是洪家存世的唯一长辈，戏称自己为“叟”，批语中倚老卖老，亦属情理之中。

　　根据畸笏叟丁亥年夏天写的一条批语，说自己这年春天在“都下”结识了一个浙省的新科进士，该人善画美人，欲求他为《红楼梦》之黛玉画像，但因时间匆匆，愿望不果，常为此怅怅。“都下”显然是北京，丁亥年(1707)是洪升死后三年，畸笏叟跑到北京干什么去了?从她的批语中推断，她在壬午年就知道了《红楼梦》手稿有“五六稿为借月阅者迷失”，心中十分不安，“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不要以为这是泛泛之谈。青埂峰就是北京盘山的青沟寺，癞头和尚就是智朴禅师，正是他在壬午年，把洪升创作的《红楼梦》“抄录回去，问世传奇”。此后洪家的手稿不幸“迷失”了“五六稿”，畸笏叟欲补全手稿，到北京去找癞头和尚，去抄配石兄原稿，正是最合理的举动。她年轻时随洪升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熟悉北京，有好多梨园界的朋友，去一次当不困难。至于她找没找到智朴和尚，找没找到“五六稿”原文，就不得而知了。畸笏叟死于丁亥年，她是否死于北京?丈夫的手稿是否也随她流落到了北京?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可惜无从考究了。

　　杏斋的批语不多，也无什么印象深刻的内容。从“杏”字看，似是晚辈女性的署名。洪升有个女儿洪之则，是个才女，曾为吴吴山三妇评点的《牡丹亭》作序。序言中说她已是未亡人，就是死了丈夫的女人。这位才女在父母的书上，评点几句话，是自然的事情。但对父母的经历，不便置评，故批语不多，也不痛不痒，自是情理之中。

　　脂批中透漏的棠村，红学界一般都认为是曹雪芹的弟弟，因为有“其弟”棠村为《风月宝鉴》作序的批语为证。这是靠不住的。考有清一代，号“棠村”的只有一个名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棠村首相”梁清标!“棠村首相”与洪升的关系可谓密切，《长生殿》问世后，他曾称赞为“闹热的《牡丹亭》”，洪升引以为荣，被写入序言中。洪升聚演《长生殿》致祸，他也是主要参与者。《长生殿》被时人称为“风月宝鉴”，脂批指的似乎是这个“旧有”的书，而不是《红楼梦》;《红楼梦》中保留“风月宝鉴”名称，是批书人“故仍因之”，否则“因之”一词是难以解释的。东鲁孔梅溪隐指的是康熙朝大文人、诗坛领袖王渔洋，他用棠村首相对《长生殿》的评价题名《红楼梦》，自是十分贴切。至于“其弟”二字，怀疑是“真定”二字的误抄，梁清标是真定人，生前经常以“真定棠村”署名。

　　十、康熙年间的《红楼梦》作者“雪芹”并非乾隆年间的曹雪芹

　　笔者曾经怀疑过，曹雪芹与祖父曹雪樵同用雪字，似乎不合规矩，因此，推测曹雪芹就是曹雪樵。洪升临死前确实把《红楼梦》稿本交给了曹雪樵，曹雪樵也确实没有为洪升的手稿“问世传奇”，稿本传到了曹家后人手里。但断定曹雪樵曾经“批阅三栽，增删五次”，现在看似乎没有道理，也没有直接证据支持。

　　从脂批中可以看出，《红楼梦》是洪升与妻子、小妾，也许还有女儿，一起创作的，当然洪升是执笔者，但多数素材、包括书中所载姐妹们的诗词，都是妻妾提供的;书中对女人语言心理的细致入微的描写，也应是按照妻妾们的口述，照葫芦画瓢写成的“老婆舌头”。“正因写实，转成新鲜”，鲁迅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洪升交给曹雪樵的稿本，应该就是有脂批的本子。稿本中的多数批语，是洪升与妻妾们在创作中同时完成的。当然也有后人窜入的伪批，如“乾隆二十一年”字样的批语便是，清代文人笔下纪年，均使用干支纪年，不会用年号加数字纪年，这是常识。

　　脂批中虽大量出现“雪芹”、“芹溪”字样，但绝无“曹雪芹”、“曹芹溪”字样，说明这个曹字，是后人伪造窜入的。洪升有没有可能署名“雪芹”或“芹溪”呢?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但也并非无迹可寻。黄蕙戏称自己为“脂砚先生”，戏称丈夫为“茜纱公子”，茜字上草头下西字，以芹代草，以溪代西，加之洪升号稗畦，稗乃杂草，畦芹音相近，可以指代，因此戏称丈夫为“芹溪”，应是合理推断。畸笏叟名“雪儿”，丈夫又有“芹溪”噱称，合两名的首字，自然就是“雪芹”了。因为《红楼梦》确实是夫妻共同创作评点的，所以，批书过程中，用夫妻各自的署名，合成新的署名，既是“故弄狡狯”的需要，也是夫妻间的乐趣，自然就有以上奇奇怪怪之举了。

　　有人会说：脂批中明确记载，“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洪升死于甲申年六月初一，怎么会是这个“芹”呢?对此要做科学缜密的分析，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畸笏叟这条批语写于“甲申八月”，如果这个“芹”死于“壬午除夕”，那么死后两年多她方才开始“哭芹”?早干什么去了?只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这条批语说的“壬午”，并非指年份，而是指月份，“除夕”并非指大年初一，而是指当月晦日，即没有月亮的夜晚。“太真生共可怜宵”，洪升的忌辰正是杨玉环的生辰，也就是康熙“甲申年壬午月晦日”。丈夫死后两个月，忙完丧事，畸笏叟重新拿起《红楼梦》书稿，睹物思人，批下“泪笔”文字，这个推断不是最合理么?其实用这条批语去证明红学界公认的那个曹雪芹，却是不近情理的，曹雪芹不论死于乾隆壬午还是癸未，畸笏叟在乾隆甲申八月批写“泪笔”，都是不可思议的行为。

　　在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中，几乎没有作者署名的习惯，《红楼梦》中出现的“石兄”、“空空道人”、“东鲁孔梅溪”等，都是隐去了真名后杜撰的假属名，何以唯有“曹雪芹”明晃晃地把真名写在书上?难道不害怕文字狱么?难道把“故弄狡狯”的创作手法忘了么?看了以下分析，你就会了然不惑了。

　　如前所述，洪升临死前把《红楼梦》手稿的抄本交给了曹雪樵，手稿却仍然留在家中，由雪儿保管并批阅。由此可以断定，《红楼梦》有两个源头，两个源头在传抄中必然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修正，至于具体如何互相渗透，由于传抄过程极为复杂，就无从考究了。

　　曹家的抄本传到了曹雪樵的孙子曹沾(有雨头)，这位曹家后人拜读之后，引起强烈共鸣，并对作者雪芹佩服得五体投地。古人依照自己崇拜的人的名号为自己取号，是常有的事情，因此曹沾仿照脂批，为自己取号雪芹或芹溪，并在《红楼梦》书稿开篇雪芹名字前添上一个曹字，自是情理中事。这个曹雪芹把祖传的《红楼梦》书稿，拿给别人看，别人就误以为他就是作者曹雪芹了。曹沾传播《红楼梦》有功，但这种做法，有欺世盗名之嫌。我们还是不苛求古人吧。

　　其实，《红楼梦》流传初期，就有人记载，作者是京师某府西宾、江南出身的孝廉，洪升在京师期间，确实当过吏部尚书李天馥家的西宾，身份为国子监生，也确实是所谓孝廉身份。裕瑞的《枣窗闲笔》中也明确记载，《红楼梦》是曹家先人留下的书稿，不知作者是谁，是曹雪芹在前人基础上修改抄录后传出去的。

　　笔者怀疑，《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者，就是曹寅的孙子曹沾(曹雪芹)。程高本问世前，就有百二十回“全璧本”出现，说明并非高鹗续书。续书中结尾处，大写空空道人与曹雪芹对话，把书前的曹雪芹由虚坐实，如果不是曹雪芹本人，其他人大概不会有此兴趣。

　　此雪芹非彼雪芹，前后正差一甲子时间，这场历史的巧合，造成二百年红学史上天大的误会，可谓悲剧，也是闹剧。

　　笔者有考证洪升的系列文章，如《怀金悼玉诉情种，寂寥伤怀话石头》、《〈红楼梦〉创作背景分析》、《〈红楼梦〉文学考证》等，读者可自行查阅。

　　2004年4月于长春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