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玉真是“愚顽”的蠢货吗?-经典文学作品网

　　　宝玉与凤姐性格的对立

　　红学研究

　　一古今不肖无双

　　认识宝玉，也有助于认识凤姐。表面看来，宝玉和凤姐一样，在贾府最受贾母宠爱，好象是全家最红的人物。他们叔嫂之间从来没有红过脸，从来没有拌过嘴，也同样遭到赵姨娘的仇视。但在追求什么，憎恶什么等方面，在欢乐、悲伤、愤怒等情感的变化中……两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合的对立。

　　宝玉这样的人物，和黛玉一样，思想感情远远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但是，列宁说得好，不能“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1]，宝玉正是代表封建末世虽还嫩弱却是“新事物的幼芽”。如果说宝玉所爱读的《西厢记》、《牡丹亭》里的主人公，主要是追求个人的婚姻自由，那么，同样在追求婚姻自由的宝玉，他那追求婚姻自由的思想，已经鲜明地同民主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他不是一个仅仅关心自己的美好姻缘的才子，他已经感觉到触及到他那一时代的许多社会问题。这正如鲁迅所说：“然荣公府虽煊赫，而‘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故‘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天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2]更值得注意的，是宝玉所关心的问题，比张君瑞等人要广泛得多。看来要用宝玉身上所存在的种种缺点为理由，抹煞宝玉这个典型人物的社会意义，抹煞它在文学史上的进步地位和作用，是不容易办到的。

　　就宝玉这个人物形象来说，他本身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因而两百多年来的读者，对宝玉性格的认识有明显的分歧。引起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构成这个人物形象的特点有复杂性。第三回那两首《西江月》，是作者对宝玉性格的概括。这种概括的主导方面是歌颂还是暴露，似乎不是很容易理解的，难怪脂评也说，它有“囫囵难解”的特点。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裤与膏梁，莫效此儿行状。

　　不过，只要联系有关宝玉的情节，联系宝玉一贯憎恶“沽名钓誉”的“须眉浊物”和“国贼禄鬼之流”的表现，联系宝玉同情和保护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晴雯等奴隶的思想和行动来读，与其说作者曹雪芹这两首《西江月》真是在贬斥宝玉，不如说是从反面着笔，在热情地歌颂宝玉。正如第一回作者仿佛自谴，“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的话那样，“愚顽”或“乖张”等话是一种佯语。其实脂砚斋那“囫囵难解”也是佯语。针对这两首词，脂评说“末两语最要紧。只是，纨裤膏梁亦未必不见笑我玉卿，可知能效[其]一二者，亦必不是蠢然纨裤矣。”凤姐虽非纨裤而是裙钗，然而她不仅不能效法宝玉的“不肖”于一二，而且正是宝玉“愚顽”和“乖张”的讥笑者。

　　二心中自然不快

　　宝玉性格特征的“愚顽”等等，是他受人诽谤的根据。宝玉真是“愚顽”的蠢货吗?当然，不能否认他有封建性的落后面，但他的言论和行动流露出他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程朱理学、仕途经济、封建等级制度、婚姻制度、男尊女卑等等传统观念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而这是他的主导方面。宝玉在贾政、宝钗和凤姐之流的眼里，他那不“留意于孔孟之间”，不“委身于经济之道”等“禀性乖张，生情怪谲”的性格，当然是既“无能”又“不肖”的。但是，只要读者不采取“比着箍箍买鸭蛋”的态度来读这部小说，将会相信作者所塑造的宝玉，是一个封建末世不顺流俗，有独立见地，最少奴隶性格的新人物。

　　曹雪芹并非自觉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观察现实，但是他所塑造的宝玉，作为十八世纪现实生活里的新人来看，性格本身就充满了种种矛盾。

　　宝玉把“文死谏，武死战”说成是“不知大义”，说其死“皆非正死”;而说他自己倘若死了，“女儿”真的哭他，“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才算死得其所。这些“似傻如狂”、的疯话，是有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内容的。首先，它表现了宝玉对封建道德的虚伪性的批判，指出了所谓“死谏”、“死战”对某些人来说，其实不过是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是封建统治阶级以冠冕堂皇的“君臣大义”之名，行卑鄙的自私自利之实，这就在封建统治阶级所吹嘘的所谓了不得的“名节”的假面具上戳了一个洞。其次，宝玉对自己的“死”的看法，也清楚地表明，他并不希罕那所谓“大丈夫的名节”，只要能得到他所喜爱的“女儿”们的深情悼念，他认为就是“死的得时”了。而且，他那“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的疯话，也不能简单地以道家佛家的虚无出世思想一语了之。在这里，包含着宝玉对他生活的那一黑暗时代的愤恨和决绝之情。正因为他缺乏如何解决矛盾的正确见解，所以，他悟出来的道理经不起林黛玉薛宝钗的辩论，他只好说“悟禅”不过是一种闹着玩儿的活动。就宝玉那“富贵不知乐业”，和“那管世人诽谤”的态度来说，他既是聪明的，也是顽强的。宝玉终竟没有找到应当如何冲破黑暗的道路，最后只好“悬崖撒手”，实践了“当和尚去”的“戏言”，从这些方面来看也可以说他是不聪明的和软弱的。曹雪芹这位再现封建社会没落时期人物群像的作家，也许因为他自己虽已看到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却又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对于过去仍然存在着留恋和惋惜之情，又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所以才构成宝玉性格的这种矛盾吧!不论如何，他没有把宝玉的性格简单化，不是马克思所批评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应当说“囫囵难解”不是形象的缺点。

　　当然，宝玉同情受迫害的鸳鸯，其实在行动上他是无所作为的。“...…心中自然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间说笑。”宝玉这种对于受侮辱受损害者鲜明的同情态度，较之凤姐拿几乎进了火坑的鸳鸯或自杀了的尤三姐当笑话来说笑的行为，高尚与卑劣的差别多么显著。

　　人们既说宝玉“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又说宝玉“行为偏僻性乖张”。这些着眼点不同的议论，相应地反映了他那性格的多面性。《红楼梦》没有简单地把宝玉写得高不可信，而是按照生活的真实面貌写出了这个新人矛盾的性格，这不是曹雪芹的缺点。曹雪芹笔下的宝玉，几乎处处都是矛盾。假如有人要问宝玉，问他人为什么活着，中国社会该向何处，他会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但他同凤姐、宝钗等人的性格比较起来，是鲜明对立着的，至少他比凤姐之流更关心别人的命运。

　　三一点刚性也没有

　　宝玉那种关心体贴“女儿”的性格，害得他遭到傅家婆子的诽谤： “一点刚性也没有”。这是因为他的某些思想和行动直接违背地主阶级的传统观念。但是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得了的宝玉，在原则问题上却不是一个软骨头。所谓没有刚气，他们指的是宝玉在下人的面前不拿主人的架子，对奴隶们有平等的精神。这一点，兴儿对他的评论说得最清楚。所谓没有刚气，在这里正是他的好处。但对统治者，他却是有刚气的。笞楚一回就是明证。

　　宝玉遭受封建卫道者贾政的毒打，几乎致命之后，在梦里还忘不了丫头金钏的屈死，优伶琪官的灾难，关怀着不自由的“下等人”的不幸。关心和怜悯他的黛玉说： “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宝玉的回答“痴”得可爱，“傻”得可敬。他说：

　　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我想，当宝玉说这话时，不会大喊大叫的。但为他喜爱和同情的女奴隶，死都情愿，难道还不算是有“刚气”吗?

　　袭人要宝玉改正的毛病之一，是宝玉对孔孟之道或“仕途经济”的不随和。在袭人看来，这是宝玉非改不可的脾气。但是，这对宝玉来说，客观上是一种歌颂。仿佛关心宝玉的袭人，也曾一再劝他“他们既随和，你也随和”。探晴雯、祭金钏，骂周瑞家的“比男人更可杀”等行为表明，宝玉只不过是口头答应，行动上并不照办，坚持他的“不随和”。这些仿佛出于所谓“痴情”的行为，可以说是宝玉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一种叛逆行为。这样的宝玉，何尝是“一点刚性也没有”的软骨头?

　　傅家婆子亲眼看见玉钏儿打翻了汤碗，烫了宝玉的手，宝玉不说自己疼，只顾问“毛丫头”，“烫了那里了，疼不疼?”傅家婆子因而得出结论：

　　怪道有人说他家宝玉是外相好，里头胡涂，“中看不中吃”的，果然有些呆气。……

　　贾宝玉确实“有些杲气”。在一切以个人的私利为中心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环境里，宝玉这么只关心别人，“你说可笑不可笑?”何祝宝玉所关心的，恰恰是琏二奶奶看成“不值什么”的“毛丫头”。这种“呆气”是“胡涂”的表现，也是丫头小厮喜欢他的原因。宝玉不象关心“外人”比“内人”更甚的纨袴贾琏，不象只关心“如何使人”而不关心下人死活的凤姐姐，对比之下，宝玉更加显得可笑了。

　　宝玉，当然不是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观念束缚的叛逆者。用这样的高标准来要求，就是现在有些自以为不必自我改造者也未必能够及格的。袭人误挨他踢了一脚，这行为说明，他对“毛丫头”也会拿出“主子的款儿”的。尽管如此，他的为人和琏二奶奶有显著的差别。作者没有把宝玉偶像化、神化，并不掩饰他的弱点和在成长过程中的苦闷。宝玉不能理解黛玉与湘云发生冲突的社会原因，一心想要缓和双方的矛盾，结果连自己反而“落了两处的贬谤”。他只得向《南华经》的虚无主义求慰藉，品味剧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不禁大哭，写下了经不起推敲的禅语。李嬷嬷褒贬“宝玉是个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家。”其实宝玉有时连人家也是照不见的。

　　很多事例可以说明，宝玉不能很好地理解他周围发生的冲突的社会原因，但这一切淹没不了这块灵石的光辉。包括谈禅的认输，他不象冷酷、虚伪、精神空虚的贾政或凤姐之流那样，不敢用灯光照一照灵魂的丑恶，可见宝玉这块顽石的崇高。不知道曹雪芹是否受了《庄子》的文风的影响，他对宝玉形象的塑造，具有所谓“寓真于诞”的特点和优点。

　　四叫我怎么样才好

　　年轻的罗曼·罗兰在他给梅琛葆的信上说：“你瞧，我还多少是一个蛮人。我喜欢天然的产物甚于艺术才情的作品。”[3]对方回信说：“你说得对：尤其杰出的是作品中没有任何辞藻。这是一种真正的风格。”[4]后来，罗曼·罗兰在书信中说：“……”我的蛮性还不够，我还能欣赏某一幅画中一个娇俏的生着秀发的脸蛋儿或者一种幽雅而慵懒的姿态;可是整个画跟这艺术家使我厌恶到了极点。”他直说“我不喜欢那种已经腐化的天真”， “外表热闹其实空虚的画面”，“那些竭力想把他们过分强烈的感情或柔情显给别人与自己看的人，他们的心灵其实是枯索而冰冷的。”[5]这一切和宝玉在大观园那一场文艺思想的论争里，强烈反对“非其山而强为山”，即形式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崇尚“天然”的言论很接近。罗曼.罗兰所强调的蛮性，宝玉所强调的天然，当然不是同义词，但是两者有共通性。那就是，反对装腔作势，矫揉造作。许多情节表明，宝玉的为人和他的艺术见解一致。他那为人的天真如艺术见解的天然。假如要把他搬上舞台，这是一个难于捉摸的角色。朝高处看，可能以为他是一个拥有鲜明的理想的勇士。朝低处看，可能以为他是一个白日作梦的傻瓜[6]。他憎恶他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有时流露出一股冲破黑暗势力的激情。但他对于未来，简直说不出是什么样的图景。自己的未来在自己的眼里也十分茫然，所以他痛苦，发出“叫我怎么样才好?把这个心使碎了，也没人知道”的哀叹。他顶多是日出之前的一片彩霞，他又象一座未经烧炼而很脆弱的雕塑杰作的泥胎。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不能真正认识产生丑恶现象的社会原因，所以往往只能说出一些使人感到“囫囵难解”，说来可笑的疯话。

　　宝玉的小辫子之一，是他要做和尚去。他不只一次在“女儿”们跟前宣称，“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这，连黛玉听起来也感到可笑。黛玉说：“作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儿。”但是，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同时出现在某一现象里，正如李广爱他自己的兵士又犯屠杀降卒的错误那样。宝玉完全不是一块纯金， “纯金”是对存在的认识的终极。且不说宝玉后来的“悬崖撒手”，就是他这么宣称要当和尚的时候，难道不正是他认识了“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黑暗现实，但又找不到冲出黑暗的道路的痛苦心情的表现吗?一方面反映了他还找不到改变现状的途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宁死也不同黑暗妥协的顽强精神。这是他感到痛苦的原因，也是他作为一个朦胧的觉醒者的可贵之处。凤姐也有感到痛苦的时候，但那原因和宝玉痛苦的原因比较起来，崇高与滑稽的界线多么鲜明。凤姐和宝玉都为贾母所钟爱，他们两个哭时都曾得到贾母的安慰。贾母能知凤姐之心，不能知宝玉之心。在贾母的眼里，宝玉的痛苦不过是小孩子脾气的发作罢了。从表面的现象出发，不加分析地把宝玉看成一个悲观厌世者，是根本和这个人物的特点相左的。

　　五我宁可自己赔不是

　　凤姐对待李纨的当面褒贬，和宝玉对待别人背后的诽谤，其反应显然不同，这也表现了两人性格的差别。

　　小姐们要成立诗社，请凤姐入社是为了向凤姐要钱使。凤姐把矛头对准李纨，说了一大堆不单纯是开玩笑的笑话： “亏你是个大嫂子呢。把姑娘们原交给你带着念书学规矩针线的，……能用几个钱，你就不管了。……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比我们多两倍银子。老太太、太太还说你寡妇失业的，可怜不够用，又拉着个小子，又添了十两，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给你园子地，各人取租钱，年终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儿。你娘儿们主子奴才，共总没十个人，吃的穿的仍旧是官中的。一年通共算起来，也有四五百银子来。……这会子你怕花钱，调唆他们来闹我，我乐得去吃一个‘河落海干’，我还通不知道呢。”凤姐这些话不过是在开玩笑吗?未必。这虽是开玩笑的话，但从一向不知足的凤姐的性格着眼，可否设想，她虽不羡慕李纨守寡，却对李纨因守寡所获得的优待，产生了嫉妒。如果说凤姐这些笑话是借题发挥，发泄她对李纨的嫉妒情绪，自觉不自觉地在挑拨姐妹们和大嫂子间的和气，这种设想并不冤枉凤姐。大嫂子并非傻瓜，凤姐一席笑话引起大嫂子既挖苦又有力的回击。李纨说：

　　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的无赖、泥腿、市俗、专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出来。这东西亏他托生在诗书大宦名门之家做小姐，出了嫁，又是这样。还不是这么着。若是生在贫寒小户人家作个小子，还不知怎么下作贫嘴恶舌的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昨儿还打平儿呢，亏你伸的出手来。那黄汤难道灌丧了肚子里去了。气的我只要给平儿打报不平儿。忖夺了日，好容易“狗长尾巴尖儿”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不受用，因此没来。究竟气还未平。你今儿又招我来了给平儿拾鞋不要。你们两个，只该换一过子才是。

　　这一席话说得众人都笑了，受到讥笑的凤姐也笑了。机潮的凤姐不会听不出话中的奥妙，然而“好汉挨打不叫疼”，潮只得避重就轻，给自己找台阶下。

　　竟不是为诗为画来找我，这样子竟是为平儿来来报仇的。竟不承望平儿有你这一位“仗腰子”的人，早知道，便有鬼拉着我的手打他，我也不打了。平姑娘，过来。我当大奶奶姑娘们，替你赔个不是：担待我“酒后无德”罢。

　　一向讲究体面，远比宝玉会应付麻烦的凤姐，这些话说得既无文彩，也不太体面。她说这种笑话的目的，是为了缓和与李纨以及众姐妹的矛盾，结果是弄巧成拙。《红楼梦》揭露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往往从这些仿佛生活琐事下笔。李纨自恃寡嫂的优越地位，把凤姐这个专会算计别人的弟媳搞得一败?涂地。凤姐向李纨投降，与宝玉希望得到黛玉了解的那种为难相比较，分明显示了叔嫂二人性格方面的区别。宝玉的为难，不只怕黛玉不了解他，而且怕黛玉为“不放心”而痛苦。凤姐有时特别表示在替李纨操心，其实她的话别有用心。当凤姐在众人面前作了上述表演之后，李纨要她开楼门找画具。这又使

　　善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凤姐为难，她不得不装成故意撒娇的样子，诉说她的忙碌，实际上是等于在抱怨李纨的清闲。为了免得自己落个不是，她偏说“宁可自己赔不是”。

　　好嫂子，赏我一点空儿。你是最疼我的，怎么今儿为平儿就不疼我了。往常你还劝我说，“事情虽多，也该保养身子，检点着偷空儿歇歇”。你今儿反到逼我的命了。况且误了别人的年下衣裳无碍，他姊妹们若误了，不是你的责任?老太太岂不怪你“不管闲事”这一句现成的话也不说。我宁可自己赔不是，岂敢带累你呢?

　　凤姐的这一席话，是真话还是假话，是单纯讨好李纨，还是对李纨的一种讥讽，我想细心的读者一看就可以明白的。这种花样翻新的手段，当然是“大承笞挞”等事件中的宝玉望尘莫及的。

　　六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宝玉也象凤姐那样，时而说些假话，说些含讥带讽的废话或疯话。但他的动机常常是为了安慰别人，是为了保护他所认为应当保护，可惜保护不了的人，而不象凤姐那样凶在心上笑在脸上。宝玉有时说话棉里包刺，连他的母亲特别是父亲，也不免受他直接和间接的讥讽。但他的讥讽，有如哈姆雷特讥讽他的母亲和后父一样，是在维护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而不是象凤姐那样为了发泄个人的私忿。宝玉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这样讥讽封建教条和教条主义者，较之他讥讽他的父母的话更加露骨。他讥讽他的父母，正如哈姆雷特看戏，对顺从父亲的仇人的母亲的讥讽一样，何只不过是在讥讽自己的母亲。当这位王子的母亲听了许多讥讽新王和新后(母亲)的话之后，说“你忘了我了吗?”哈姆雷特说： “没有，我发誓没有：你是王后，你的丈夫的兄弟的妻室;你也是——我但愿不是!——我的母亲。”王子这种似傻如狂的疯话，比宝玉讥讽父母的话更尖锐，却也和宝玉讥讽功名利禄之徒或袭人的话一样，打击对象不限于一两个人。晴雯死后，宝玉说袭人是“至善至贤的人”。宝玉这话，可以当成对于一切“雨后送伞”的人的讽刺来读。而且，宝玉的讽刺，不象凤姐那样只从个人恩怨出发。至于宝玉自己，是不是以“至善至贤的人”自居呢?不。作者曹雪芹，从来没有把他所钟爱的这个主人公当作绝对真理的化身来歌颂过。

　　任何事物都不简单，都不象从观念出发的论客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宝玉不是假定的，抽象的，十全十美的某种思想的符号，而是使我们感到有血有肉的活人。单说他那奉命作的《姽婳词》，也反映了他世界观的两个方面。关于恒王与林四娘其人其事，究竟应作怎样的历史评价，还有待调查研究。如果他们确因联合农民起义军抗清而死，则《姽婳词》应作新的评价。这个问题姑且不论。按照书中所描写的，林四娘是因为镇压农民起义而死的，而宝玉歌颂她，正表现了他的阶级的局限，说明他根本不理解农民起义，而且和林四娘站在一个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这是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从宝玉性格的整体来考察，他为林四娘的死“长叹息，歌成余意尚傍徨”，是有感而发的。词里那“纷纷将士只保身”，“此时文武皆垂首”，这分明是对那些远远“不及闺中林四娘”的“须眉浊物”的讥讽。当然，看不到林四娘这样的“女儿”和晴雯那样的“女儿”，有不同的阶级本质，这是贾宝玉象作者曹雪芹一样，用人性论观点看待妇女的结果。但是，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论点相对立，这种歌颂“女儿”的动机也有积极意义。

　　宝玉并不是一切“女儿”的崇拜者，因为他并不认为一切“女儿”都值得崇拜。他不只痛恨曾经是“女儿”的周瑞家的比“男人更可杀”，而且憎恶自己在某些方面还比较尊重的“女儿”，即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说“混账话”的宝钗。宝玉这个藐视某些封建旧观念，旧习惯，后来潦倒不通世务的人物，在封建统治者及其维护者看来，是“于国于家无望”的呆子。然而宝玉的抗争，尽管是软弱无力的，却不是轻易妥协的。总之，当读者从凤姐之流的性格上看到一片黑暗之后，能够从宝玉的性格中看到一线光明，尽管这种光明仅仅是一线的，它却反映了统治阶级已经开始分化出它的叛逆者，反映了这个社会已经不能永世长存了。我们从宝玉的思想品质上间接看见凤姐之流的丑恶，因而他虽然不懂得农民起义的革命性，就反对封建主义的某些方面来说，他仍不失为那个时代的某种先进人物的典型。

　　《红楼梦》研究者把宝玉与小说作者曹雪芹等同起来，这种自传论好比把泥鳅拉成黄鳝一样长那样吃力不讨好。宝玉不是曹雪芹的化身，但他是作者呕心沥血地塑造出来的最重要的人物，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曹雪芹那萌芽的民主主义思想。正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7]宝玉正是曹雪芹那一时代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先进人物的典型。他虽然不那么“高大完美”，却十分可贵。正是植根于特定时代的现实之中，而不是想当然的、连作者自己也骗不了自己的杜撰。

　　七不是这里头的货

　　《红楼梦》作者对于“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宝玉，对于象征着封建社会必然衰亡的凤姐，在态度上是对立的。作者对宝玉的爱，也从凤姐瞧不起宝玉的情节曲折地表现出来。凤姐有时表示喜欢宝玉，但这主要为了表示尊重和讨好溺爱宝玉的“老祖宗”与王夫人。与其说凤姐真心喜欢这个“不是这里头的货，纵收伏了他也不中用”的兄弟，不如说是凤姐在向“老祖宗”表示喜欢她当做命根子一般溺爱的孙儿。不论如何，凤姐对宝玉的基本态度是瞧不起，她虽然很少背地里嚼说宝玉，却经常当众取笑宝玉。当平儿把宝玉要替丫头彩云承当在王夫人屋里拿茯苓霜的罪责告诉凤姐的时候，凤姐感到宝玉干预了她的行政事务，流露出藐视宝玉以至厌恶宝玉情绪。

　　事情是这样的：宝玉听见彩云对平儿说，“偷东西原是赵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与环哥是真情。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竞粗我回二奶奶去，我一概应了完事”，宝玉说：“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如今也不用你应，我只说是我悄悄的偷的，唬们顽。如今闹出事来，我原该承认。”宝玉这一番谎话，既有袭人的启发，也不象凤姐说谎那样为了她自己。凤姐却硬要“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强迫她们在太阳下跪磁瓦子。凤姐处理丫头问题的态度，同时表现了她对宝玉的瞧不起。

　　虽如此说，但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别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篓子”带上，什么事他不应承?咱们若信了，将来若大事也如此，如何使人?还要细细的追求才是。……

　　凤姐瞧不起不会“使人”的宝玉，暴露了她自己治人不择手段的嘴脸。对照她和从南方回来的贾琏所说的那一席话，不难看出，她对宝玉的瞧不起，只能暴露她在品质上与宝玉的鲜明对立。

　　我那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作针。脸又软，搁不住人给两句好话，心里就慈悲了。……

　　这些话是凤姐从反面落墨，标榜自己协理宁府的功劳的得意之作。凤姐先后所说的这两段话，其共通之处是坚持她那如何“使人”的原则，隐蔽着她那压迫奴隶的狰狞面目。我们还有机会探讨这两个典型的对立，不必在这里对两人作全面的比较。但凤姐这些“如何使人”的原则，已经足够表明她在是非、善恶、美丑等方面和宝玉的对比多么鲜明。相反相成，作看对宝玉的肯定，相当于对凤姐的否定。

　　《红楼梦》塑造宝玉这一典型人物，体现了曹雪芹的进步埋想。正象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先进人物的世界观常常是充满了矛盾一样，曹雪芹的世界观也存在着民主性与封建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形成了他笔下的贾宝玉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但是，正因为曹雪芹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所以才塑造了贾宝玉这样一个怀疑现状，不安于现状，在思想和言论方面对封建旧秩序有破坏性的新人物。这种人物与企图靠高压和贪婪的手段挽救其没落命运的凤姐成为鲜明的对立。倘若曹雪芹根本没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也不会在歌颂宝玉的同一巨著里，暴露凤姐那与宝玉相对立的精神面貌的丑恶。宝玉和麝月谈药力，笑斥以松柏自比而不配以松柏自比者的“不怕羞燥”，与凤姐诡称自己“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的死要面子却不要脸的表演相比较，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又是多么鲜明。

　　宝玉我和你们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长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连我禁不起的药，你们如何禁得起。

　　麝月等人野坟只有杨树不成?难道就没有松柏?我最嫌的是杨树。那么大笨树，叶子只一点子：没一丝风，他也是乱响。你偏比他，也太下流了。

　　宝玉松柏不敢比。连孔子都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可知这两件东西高雅。不怕羞燥的，才拿他混比呢。

　　这是多么富于想象的细致的描绘，作者反对什么的倾向表现得多么鲜明。实际上不可能有纯客观的现实主义。真实地再现宝玉与凤姐对立性格的曹雪芹，他的巨著并不是仅仅在为封建末世唱挽歌。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