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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友鸾?周汝昌?

　　红学研究

　　接到一位读者的电话问：“您那篇文章里说：解放初期，反右运动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的小说组组长是张友鸾。可是，周汝昌先生的文章里说：小说组组长是周汝昌，而张友鸾是小

　　说组的一员。

　　两说不同，是不是可以并存?是不是周汝昌先当组长，后来张友鸾提升，接了周汝昌的任?”我明确答复：不是，周汝昌先生并未当过小说组组长。

　　读者所问我的文章，指我的《一篇小文章在“反右”中的遭遇》，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2000年第5期;周汝昌先生文章题为《沈从文详注红楼梦》，发表在2000年8月15日上海《文汇报》第11版《笔会》。

　　我文中说了1956年一件事：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资改革评议会，我是出席者之一。出版社党委书记、副社长、副总编辑王任叔主持会议，他代表党委提出一个草案。草案中，编辑五级是实际控制线的最高一级。(何以如此，另有理由，且不详说。)古典文学编辑部里面，我和小说组组长张友鸾、诗词组组长陈迩冬、散文组组长王利器都列为五级，惟独戏曲组组长顾学颉列为六级。我认为不妥，……古典部四个组长中不应该他一人独低。这里明确说的是：小说组组长张友鸾。可是，周汝昌先生文中说：

　　这有一段经过，也是局外人鲜能得知的。我由中央特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让我做“小说组组长”，负责整理《红楼梦》新版，组员有周绍良、张友鸾等人。

　　这也说得很明确：小说组组长是周汝昌，张友鸾是组员之一。　　读者愿意相信以上舒、周两个不同的说法都没有错，自然会把两说综合起来，得出结论便成了：周汝昌先当组长，后来张友鸾提升，接了周汝昌的任。

　　我敢于明确否定读者这个结论，因为它是推理而得，不符事实。

　　事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起先不分组，几位编辑每人担任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

　　我当时打油一首咏之曰：

　　白帝千秋恨，(顾学颉整理《三国演义》。)

　　红楼一梦香;(汪静之整理《红楼梦》。)

　　梁山昭大义，(张友鸾第二次整理《水浒传》。)

　　湘水葬佯狂;(文怀沙整理《屈原集》。)

　　莫唱钗头凤，(李易协助社外游国恩先生选注《陆游诗选》。)

　　须擎月下觞;(舒芜选注《李白诗选》。)

　　西天何必到，(黄肃秋整理《西游记》。)

　　东四即天堂。(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址在北京东四头条。)

　　这是1953年草创时期几个人什么都干的情况。后来人员日益增加，便有分组的必要。约在50年代中期实行分成四个组，后来没有改动过。

　　四个组长的名单，一开始便宣布如下：

　　一，小说组长：张友鸾。

　　二，诗词组长：陈迩冬。

　　副组长：麦朝枢。

　　三，散文组长：王利器

　　四，戏曲组长：顾学颉

　　后来也没有改动过。

　　就是说，小说组一建组，组长就是张友鸾，直到他被打成“右派”，降级降职使用为止。小说组的骨干编辑，有黄肃秋、周绍良等。组长助手是戴鸿森。周汝昌调来，也分在小说组成为骨干，安排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并非整理《红楼梦》，而是继顾学颉第一次整理之后第二次整理《三国演义》;这并非小说组本身自行安排，而牵涉当时另外一些复杂情况，此不详说。

　　那么，会不会是张友鸾被打成“右派”后，周汝昌接了张友鸾的任，而周汝昌现在是年久失忆，把张先周后，倒过来误记成周先张后了呢?也不可能。

　　首先，“反右”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还分不分四个组，我已记不清，似乎不分了。因为聂绀弩(编辑部主任)、张友鸾(小说组长)、顾学颉(戏曲组长)、王利器(散文组长)和我(副主任)，还有诗词组助理李易，都打成“右派”;陈迩冬(诗词组长)似乎是“中右，虽然未宣布，看来有些像，“中右”本来就不公开宣布的;麦朝枢(诗词组副组长)“问题”要说很不小，大概是保护过关。总之，古典部是全军覆没，只剩一些残兵降将，再拉不起四个组的架子了。

　　其次，就算“反右”之后古典部还有小说组，接张友鸾来任组长的，也不可能是周汝昌。因为周汝昌自1954(?)年大病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再正常上过班，这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都知道的。“反右”之后，已经长期没有正常上过班的他，更不可能来当小说组长。

　　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不是局外人。当时古典部的老同事，现在还健在的有下列几位：

　　一，周绍良。

　　二，戴鸿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