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之雾，遍披华林-经典文学作品网

　　红楼隔雨相望冷

　　红学研究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同于一个废物。”

　　“写小说，是为自己制造愁烦。……人生恐怕就是这样的罢?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

　　这是张爱玲分别在1939年的散文《天才梦》和1944年的散文《论写作》中说的两段话。在现实生活中，她自觉犹如“废物”，处处感到痛苦，只有到了文字中，她才是凌空出世的天才，是当之无愧的宠儿。她以她的文字救赎世人，并在其中救赎自己。她对时代悲剧有着刻骨铭心的体认，深深感受到她生活于其中并十分熟悉的洋场贵族社会的崩裂：“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她以这种“破坏”作为大背景，由此开掘出自己的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世界。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在那个“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中，”张爱玲满怀痛苦和悲悯，和她笔下的人物一起把盏品味着“我们的日子短促的苦味”，笑看我们的无奈和张惶。

　　如若苛刻地只允许用两个字来包容张爱玲所有的创作，几乎只能是选择——“人性”。张爱玲曾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没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她相当欣赏鲁迅先生对国人性格阴暗面及劣根性的暴露，“这一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她之所以关注人性这个大题目，目的就在于要救渡世人孱弱的魂灵。她毫不避讳正面揭露古老腐朽文化对人性的削蚀，也敏于捕捉现代文明给人心蒙上的尘埃。遍布其作品中的男男女女，仿佛都是在鬼蜮进进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背对着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传奇·花凋》)我们的阅读感受用她自己的这句话来描述，再合适不过了。

　　她执著于人性的探索，并不是刻意要展露非正常的人性，而是执著于人性的真实。《十八春》中的祝鸿才是个彻头彻尾的恶人形象，他霸占了曼璐、曼桢姊妹俩，摧毁了好几个人的幸福。张爱玲作品中如此彻底的人物形象不多，大多呈示出了表里矛盾、名实冲突的特征，这才是人性的真实所在。比如说《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他事业成功，办公认真，提拔兄弟，侍奉母亲，热心待友，“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可又怕她的随随便便到中国行不通，后来未尝不懊悔。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便怯懦的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大网中，他萎缩了，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他便把“真人”隐蔽起来，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不爱她，便宿娼，回来还砸东西打妻子……他始终戴着面具扮演着角色，善的外衣紧裹着恶的本质。合乎礼法的女人，他不喜欢，不合传统的又不敢爱，结果害了两个女子，也害了他自己。张爱玲用柔婉的笔触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揭露了他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可通观全篇后，又觉得他并非十恶不赦的元凶，而是个非常可怜的人。

　　张爱玲执著于人性的真实，畸形、扭曲、变态也就尽收眼底，“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都是真的”，“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花凋》中郑先生一副“标准上海青年绅士”模样，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女儿川嫦生病，他不愿“把钱扔到水里”，任其“一寸寸死去”。女儿死后，却花钱在其坟头添了个大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了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爱音乐，爱静，爱父母……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虚假、做作的旧家庭的叙述，揭露了这个“家”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青年人，人性变的何其冰冷，何其可怖。

　　张爱玲作品中把腐朽文化、欲念对人性的异化展示得最为彻底的莫过于《金锁记》。开麻油店人家的女儿曹七巧同常人一样，希望寻找幸福，婚姻是改变其生活的最好捷径。她嫁给了官宦人家，甘愿侍侯一个残废男子，正常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成了残废，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嫉妒所有人的和睦婚姻，也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女的幸福，在她眼里全成了恶毒的嘲笑。她诱使女儿吸毒，以求锁住女儿，她逼新婚的儿子供出床第之事折磨死媳妇，用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割断了儿女的爱情和婚姻。七巧“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走进了“被食、自食、食人”的怪圈。她在原欲的折磨下，毁掉了自己的生命，又拉上了子女作为自己的陪葬品，七巧的变态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张爱玲围绕着欲望的沉沦把人性心理的暗角揭示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说不尽的苍凉故事。”张爱玲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如曹七巧一般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她的悲悯与讽刺在现代文学史上都是无人替代的，她的哀惋与无奈尽管远离时代政治的主流，但她实际上一直没有疏离“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在四十年代集体主义强制规范下，她一直近乎诡异的方式张扬着“五四”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人生”的文学精神。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恋爱与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作品中的人物为男女间问题的恶梦所困，恶梦没有边际，也无从逃避。

　　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悲剧，在她笔下“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男女间满是虚伪和欺骗，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兄嫂冷嘲热讽，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范柳原由于一场不负责的海外恋便有了他的存在，等父亲死后，他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但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两个旧家庭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一个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剂，视“女人为鞋底的泥”的公子哥，一个是为了寻依靠，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他们在心的浮面进行调情，互相吸引、挑逗，进行着无伤大体的攻守战。他们本无真心，然而后来竟缔结了婚约，也仅是契约而已。“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在倾城中爱恋，恋爱使城市倾毁。在城市的倾毁中，在文明的毁灭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但那“一点真心”也不见得有多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人的女人听。”白流苏也还是“有点怅惘”。张爱玲已经没有劳伦斯那般的信心，藉爱的宗教以拯救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她无力地注视着故事的尾巴被炸掉，怅惘是流苏的，也是作家本人的。

　　张爱玲曾说“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又多是不合理的”，婚姻非感情的产物，只是某种目的的实现。女人视婚姻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婚姻对女人而言成了一个金色的鸟笼，也成了她们永远的归宿。女性所受的教养便是如何去做一个“女结婚员”，她们“以美的身体取悦于人”，全力以赴追求那“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婚姻。正因为如此，《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必须重操旧业——进入婚姻才能摆脱麻烦，《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受过新式教育的葛微龙的最高愿望也仅是找个爱自己的人结婚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家人把她送到英国读书，也“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这些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性，禁锢在婚姻牢狱下的女性，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统治的女性，她们全都做不了自己的主，她们被一只巨手扼制着，除了白流苏被一场“传奇”成就了一段契约式的婚姻，其他的如《花凋》中的川嫦，《金锁记》中的长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娇蕊，及葛微龙无一不消失在“苍凉的手势”中。男性视婚姻为装饰，作为社会角色的一件雅致的摆设，一件必不可少的摆设。《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娶了索然寡味的烟鹂，仅把她作为役用的什物，《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要了微龙，只不过是为了“高级调情”的需要。《十八春》中的几对婚姻都没有爱，曼桢与世均由相知而相恋，爱得纯情真挚，无利益计较，无物质牵挂﹙这是张爱玲作品中少见的﹚。然而他们无法逃出厄运的魔掌，曼桢陷落于亲姐姐曼璐所设的陷阱，曼璐妄想用妹妹来套住自己的男人，锁住婚姻。曼桢在受尽凌辱逃脱魔爪后，带着满腹的辛酸和屈辱去找世均，殊不知世均在无望中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匆匆与自己不爱的翠芝结了婚。可怜的曼桢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听凭生命的四季在身后默默流淌。翠芝也不爱世均，她爱的是世均的朋友叔惠，旧家庭的千金小姐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个可心的人，可命运成就不了她。张爱玲从父母及自身不圆满的经历中戳穿了婚恋面纱下的可笑与龌龊，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爱情和婚姻的分离可以说是女性文学的最大母题，堕落或回来成为“娜拉出走后”的两块路标。张爱玲盼望着理想两性关系的降临，慨叹着现实遭遇的痛楚。《留情》中千疮百孔的感情，《鸿鸾禧》中繁荣、气恼、为难的生命，《等》中的婚姻不过是无休止的妥协。人生竟如此无聊空虚，生命可不管它，自顾自地往前走着，是叹息人生的荒谬，还是惆怅生命的短暂，抑或兼而有之，读者尽可能随意联想。张爱玲小说中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尴尴尬尬，不明不白，这是生活的真实所在。“实生活里其实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盐式。”(《张看·谈看书》)张爱玲笔下的婚姻岂止是坟墓，有的简直如同地狱。她讨厌大团圆的收场，也不愿意遵照古典的悲剧原则来创作，大量的事实令她认识到，人在兽欲或说生物性以及习俗等的挤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发挥崇高的情感之类，如果撤掉虚荣和欲望的支撑，人就所剩无几了，无所依傍，又与鬼、兽何异?她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又同时是一个活泼的讽刺家。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还表现在对人生世界、人生命运的体认和观照上，痛苦与不安是人生的永恒主题，她的小说处处穿透着一个失落者的人生感悟。过早接触人生苦难的她，处处感到生存威胁的她，用一种近似妄想者的眼光看世界，笔下的世界充满了荒诞和悲剧，整个世界在某种欲望的诱惑下，弥漫着生之困扰与恐慌。

　　葛微龙一步步走进了“鬼气森然地世界”，“中了邪”，“似乎是魇住了”，再也走不出那充满了“淫逸空气”的世界。《创世纪》中年老的紫薇靠典当当年的陪嫁物维持全家的生计，贫困、孤独、子孙的不肖，使她只能无奈的幽忧的叹息“也真是个寂寞的世界呀!”。《沉香屑——第二炉香》蒙受着羞辱、鄙视的罗杰，心中一团漆黑：“黑暗，从小屋暗起，一直到宇宙的尽头，太古的洪荒——人的幻想，神的影子也没有留过踪迹的地方，浩浩荡荡的和平，寂灭的屋里和屋外打成了一片，宇宙的黑暗进到屋子里来了。”缺少爱，性格孤僻、乖戾变态的聂传庆对外界的感觉一片死灰：“太阳光暖烘烘的从领圈一直晒进去，晒到颈窝里，可是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天快要黑了——已经黑了。他一个人守在窗子跟前，他心里的天也跟着黑了下去。”身陷“那死的城市”的白流苏则惊惧于“整个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的关上了盖。”“通入黑暗，通入虚无。” 《等》中守着“一大块稳妥的悲哀”的童太太“整个世界像是潮抹布擦过”，是无休止的妥协。他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荒凉和黑暗中，不管如何挣扎，也逃不出时代的梦魇。一种凄凉的、恐怖不安的气氛笼罩在张爱玲的头上，一种彻骨冰凉没落的氛围裹夹着她，她无法不感到深深的“惘然”。 “生命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生亦何欢，他们生命中流淌着永远不妥、痛苦的旋涡，生命指向了虚无、渺茫、琐屑。 “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地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生死与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人无法摆脱程序化的命运，在一成不变的现实面前，人的希望、幻想只能像气泡一个个无情的破灭。《年轻的时候》潘汝良“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永远是一个人的脸的侧影，”沁西亚的出现，给了他一种“奇异的喜悦”，使得幻想有了实现的可能，但为结婚而结婚的沁西亚使可能化为乌有，从此，“汝良不在书头上画小人了，他的书现在总是很干净。”明知挣扎无益，也不再徒劳了，只能在命运永恒的框子里踏着既定的步子。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作为时代的失落者，他们为旧的生活方式封闭着，按照旧的时钟生活。“他们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时代像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他们无形中被时代抛弃了，无法摆脱所依附的那个阶级的衰败的命运，他们拽不住烟消云散行将失去的繁华，又不愿坠入红尘脱胎为新人。在强大的现实命运前，他们丰满而活生生的生命被扭曲为干瘪、苍白而平庸的服服帖帖的工具，不能建立自我完善的人格。他们只知道自己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该怎样活着，只能在命运面前发出无奈的悲叹：“人生盲目而无知，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张爱玲说：“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早年的失落于家庭，又与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及战时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失落感三者相结合，形成了作者深深的悲剧意识。对人性的悲观，对男女婚恋的悲观，对现实人生的悲观，形成了作者独特的悲情的艺术审美感和创作观。那不是淡淡的哀愁，也不是美丽的忧伤，而是令人彻骨的冰凉，同时更有使她的作品获得不朽价值的悲悯。张爱玲出身名门，祖父张佩伦是晚清“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任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可血管里流淌的贵族血液并未给她带来什么幸福。那曾经煊赫的，曾经繁华的门庭，留在作者记忆深处的仅是“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阴凉”。祖父的煊赫荫遮不了父辈的衰落，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张爱玲的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夫妻不和，直至离婚。这使得张爱玲的童年分裂为两个世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的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母亲那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着张爱玲的内倾性格。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整个儿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父亲另娶了太太，这更使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后终因不堪后母折磨，在一个隆冬的夜晚，她逃离了那充满腐败气味的旧家庭，再也没回去过。这一切深深的影响了她，“都成了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张爱玲因了家庭中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汪宏声《谈张爱玲》)。”但出走后的世界的激烈冲撞使她茫然，使得她不由的留恋起缩在昔日繁华影子里的张公馆，“怅惘自己黄金时代的遗失”。这在她不少文章里有着情不自禁的流露。眼看着自己高贵的家族如何在这个急剧裂变的社会中瓦解颓败，张爱玲便有种被抛弃感，有种失去精神家园的孤独感和自怜感，没落的氛围紧紧裹挟着她，怀旧与颓废的情调深深的烙在她心的深处。在痛苦的海洋中，她紧紧抓住文学这个救渡自我的方舟。“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张爱玲独自把玩的世界竟至如此凄凉，直至教人想起鲁迅评价《红楼梦》的那句传世名言：“悲凉之雾，遍披华林。”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简陋的公寓不为人知地死去，她洞悉人世的一切悲哀和无奈，自己也如履薄冰地俯视着这一切，最终苍凉地离去。

　　张爱玲在“胡琴咿咿呀呀”声中，“在万盏灯火的夜晚”，幽幽地讲述着“Long,Long ago”的“苍凉故事”，当我们“隔着三十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看到的是“红楼隔雨相望冷”的哀愁，是 “珠箔飘灯独自归”的落寞，是不可抑制的悲悯在拍打着心。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