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隐有真事？-经典文学作品网

　　正确认识红学史

　　红学研究

　　《红楼梦》是我国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由于它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清乾隆朝)、一个特殊的家庭环境(清皇族上层)、由一个特殊的人物(曹雪芹)、使用特殊的方法(隐写法)、写出的一部特殊的文学作品，因而给后人留下了诸多不解之谜，使这部作品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200多年来，《红楼梦》以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百科全书般的美学价值、奇妙无比的故事情节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红学爱好者一代接一代的对其进行研究、挖掘、考证工作，力图早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享受一睹书中隐秘之快。红学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用不同的思想方法对其进行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互不相同的结论，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这些学术派别通过互相商榷、论辩、批评或者批判，达到统一思想、求同存异、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目的，把红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正确认识红学史，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来科学认识红学史，客观公正地评价红学各个学派的功与过，以便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促进红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使人们对《红楼梦》这一复杂事物的认识一步步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正象人类对其他客观事物的认识那样，对《红楼梦》的认识，也“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列宁)，表现出人类认识道路的曲折性和不平坦性。整个一部红学史，就是红学家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红学研究的认识史。它再现了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全过程，验证了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法则。本文拟在《红楼解梦》对红学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奇人曹雪芹，奇书《红楼梦》

　　曹雪芹是一个千古奇人，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哲学家和伟大的诗人。《红楼梦》是一部千古奇书，它的奇妙的五个书名，它的看似未竟之作而实则全璧、正文+脂批+“误谬”的奇异的作品结构，它的“一喉二歌”的丰富内容，它的与众不同的写作奇法和秘法，它的不同凡响的社会影响和艺术魅力，都是一般的文学作品无法比拟的。如果我们仅用一般人的普通心态和思维方式来对待它，仅用一般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甚至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评价它，仅用一般的自传体小说的标准来衡量它，仅用一般的自然主义作品和现实主义作品来比拟它，显然是不妥当的。这是200年来红学家们的研究没有完全取得真理性认识的根本原因。

　　二《石头记》曾经被篡改

　　《红楼解梦》指出，“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乃曹著之全璧”。它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八十回本《石头记》正文，二是脂砚斋的全部评批，三是书中“误谬”。这三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一句不能更，一字不能改”。乾隆皇帝曾经试图销毁该书，未达目的，便在曹雪芹去世27年以后的1791年，授意程伟元、高鹗二人进行篡改。他们删掉了脂批，修改了书中“误谬”，又加续了后四十回，使“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变成了百二十回高续《红楼梦》。这样改的结果，虽然使人们看到了一部完整的小说，但却堵死了探索背面历史的道路。200年来，红学家们一般都是以百二十回高鹗续本《红楼梦》小说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这就完全违背了曹雪芹的本意，也是长期以来未能索出背后之隐的根本原因。是“解梦”作者第一次坚持了研究对象的真理性，指出，只有坚持以“八十回本《石头记》+全部脂批+书中‘误谬’”的三位一体为研究对象，把脂批和“误谬”看作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得出真理性的结论。

　　三《红楼梦》中隐有真事

　　《红楼梦》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作品?红学界至今仍然是两军对峙。一派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是一部小说;既然是小说，就与其他小说无异，反面不可能隐有历史。另一派则认为，《红楼梦》的反面隐有历史。《红楼解梦》认为，曹雪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家，他是一个以文学家身份为掩护的政治家。《红楼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的特殊性。它象《风月宝鉴》一样，具有正反两面，正面是优秀小说、古典名著，反面隐有真事，是一部清宫秘史。

　　1、作者有说明。作者曹雪芹在开卷第一回中便作出交代：“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书。就象《风月宝鉴》，正面是借“通灵”写小说，反面隐有历史真事。“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乃“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的“当日所有之女子”，以及作者自己的“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在写作方法上则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只是实录其事”。并把自己的著作与野史相比：“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这就清楚的告诉我们，曹雪芹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写历史，是借小说形式隐写一部历史，是以小说作掩护来写历史。

　　2、批者有暗示。批书人脂砚斋反复强调：《红楼梦》是野史，曹雪芹是“史公”。他在评论《红楼梦》中的人物如何刻画时，不言“作者用意”，不言“小说家用意”，而一再说“史公用意”、“史公笔力”、“春秋笔法”。同时强调了《红楼梦》的自传性，“因为传他，并可传我”。这就清楚的告诉我们，批书人也说曹雪芹是写史之人，《红楼梦》记述的是历史，是传记。

　　3、读者有领悟。读者戚蓼生(乾隆34年进士)看懂了《红楼梦》，并发出“一声二歌”的惊呼，称曹雪芹著书时运用了“史家之笔”。这就清楚的告诉我们，在《石头记》问世之初便有读者戚蓼生看出其历史属性和以小说隐写历史的奇妙艺术形式。

　　四评点派的初步认识

　　《红楼梦》问世之初，人们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只是在小说层面上评评点点，就小说论小说，回避书中之所隐;即使对小说本身，“亦不免自为好恶，妄断是非。”他们没有形成自己的专著。这种认识是初步的、肤浅的、表面的、现象的、感性的，是认识的初级阶段或初始阶段。对这种认识不能要求太高，因为它符合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一般规律。

　　五索隐派有积极意义

　　索隐派作为认识的第二阶段，比评点派前进了一大步，已经从现象进到了本质，从表进到了里，在《红楼梦》研究中具有积极的意义。索隐派的出现是《红楼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产物，是认识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纪元。索隐派大大提高了《红楼梦》的价值和地位，把《红楼梦》从“无稽小说”提高到《诗经》的高度，是“以注经之法注《红楼》”，即“注经考史法也”。同时看到了它的深刻的思想性，并称之为“社会小说”和“政治小说”。他们尊重作者和批者的意见，认为《红楼梦》的反面隐有真事，并力图索出其隐，其出发点是对的，其研究方向也是正确的，是从《红楼梦》的特殊实际出发的，这一点必须予以充分肯定。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还不具备，时机还不成熟，加上其“简单比附”的错误研究方法，因而导致了错误的研究结论。导致这种错误结论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思想方法的主观性、表面性、随意性和不科学性，仍然在于脱离了《红楼梦》的客观实际，脱离了作者曹雪芹和批者脂砚斋一再强调的此书是作者用眼泪写成的、“哭成此书”、“以泪为水，砚血为墨”、“一字一泪，一泪化一血珠”、“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个客观的实际。作者怀着这样万分悲痛的心情写书，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书中在“杨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背后隐写着作者的大爱大恨大悲大喜，从而验证了书中隐有作者亲身经历的真事。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曹雪芹写书宗旨是为了传小说之意和传其他历史人物的家事之说。所以，索隐派被后人讥为“笨伯猜谜”、“附会大家”也就不奇怪了。(见《红楼解梦》第五集第124页“正确认识索隐派”一文)

　　六考证派功不可没

　　在批判索隐派错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红学考证派，有其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他们的认识比索隐派又前进了一步。他们从曹雪芹“哭成此书”这一实际出发，对曹雪芹及其家世进行了大量的挖掘考证工作，从而肯定了《红楼梦》中所写的，并非其他人的家世经历，而是作者本人的经历及其家庭的兴衰史，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他们发掘、整理、分析了大量有关曹家的史料，理出了曹家与清宫的关系，从而发现《红楼梦》中的故事与曹家密切相关。他们的研究为后来研究者的突破打下了基础，在红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红楼解梦》第一集第3页)。考证派的研究思路是对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研究成绩是巨大的，功不可没!至于其研究结论的错误，要做具体分析。

　　1、按照自传体小说的一般写作规律来讲，把《红楼梦》当作一部自传体小说来研究，其研究思路是对头的，而且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2、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曹雪芹的复杂性和神秘性以及《红楼梦》的特殊性和高超的艺术性。曹雪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作家，《红楼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用评价一般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的思想方法去评价《红楼梦》，显然是不妥当的。

　　3、他们的挖掘考证工作还远远没有达到那样一种高度，即对曹雪芹的人生坎坷、其家世的兴衰迹遇和《红楼梦》创作过程中的那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特殊性、复杂性、奇妙性、神秘性的深刻认识。这是考证派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如何也难以达到的高度。这就叫做历史的局限性。

　　4、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可能用不了多少时日，就会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考证派的研究却在非学术性的政治冲击中夭折了，中断了，转向了，180度的大转向!代之而起的是小说评论派。评论派完全扭转了研究的大方向，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探求小说背后的历史又转回到了小说本身，仿佛又回到了评点派。这在认识论上叫做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圆圈”，“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相对于评点派而言，评论派实际上已经进到了一个更高级的阶段。

　　七评论派的功与过

　　评论派是评点派的继承和发展，其研究特点是：就小说论小说，否定小说中隐有真事，否定小说的自传性。其功是：着重分析小说人物和小说本身所固有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较为深入地研究了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思想价值、艺术成就、语言特点等各个方面，认为这是一部堪与任何世界名著相媲美的伟大作品。在搜集、整理、研究、出版《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历史资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对《红楼梦》版本的发掘、整理和研究(《红楼解梦》第一集序第5页)。其过是：1、全盘否定索隐派和考证派。2、认为《红楼梦》中无谜可猜，无隐可索，并形成可怕的“禁区”，使研究者不再敢涉足于这个领域。3、对1989年出现的“解梦派”是全盘否定，或置之不理，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1995年以后还组织过三次大规模的“围剿”。

　　评论派错在何处?

　　(一)对待索隐派和考证派的态度错。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是：尊重历史，具体分析，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评论派对索隐派和考证派的态度却都是全盘否定，认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无一可取之处。在哲学上这叫做“抛弃”而不是“扬弃”，“泼脏水连婴儿一起泼出”，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表现为主观性、片面性、绝对化的错误。

　　(二)设置“禁区”错。评论派以西方文学理论作指导，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隐寓传统，犯了“本本主义”的错误;从根本上否定《红楼梦》隐有真事，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带有很强的主观因素;把评论《红楼梦》正面小说，与探索该书背面历史(或真事)完全对立起来，设置“禁区”，划定学术范围，这是排他性、绝对化的形而上学做法。其错误的思想根源是：

　　1、索隐派的“附会法”和考证派的“简单比附”只是研究方法的错误导致了研究结论的错误，没有否定《红楼梦》反面有隐的必然性。

　　2、评论派否定《红楼梦》反面有隐，不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和考证成果而作出的结论，而是在批评他人错误的基础上作出的结论。

　　3、设置“禁区”，划定学术范围的结果是：束缚了评论派的手脚，使评论派失去了一块重要阵地，留下了一片“空白”，造成了认识上的“盲点”。因为评论派完全放弃了索隐的权利，所以丧失了对“红学研究全面突破”的一切可能性。评论派自己不去索，也不许别人去索，如果有谁胆敢去索，就是“笨伯猜谜”，“顶风臭八百里”，只要你索，便是你错!你索出成绩，便是大逆不道，必欲全盘否定、“围剿”、扼杀而后快!今天解梦派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讲，不能不说是评论派拱手相让的，是评论派成全了解梦派。这就是成功者为什么是解梦派而不是评论派的客观原因，也是解梦派诞生20多年来至今尚未得到评论派的承认和支持、而是对其“围剿”和“冷战”的根本原因。

　　4、1996年130位专家学者的“共识”，是在《红楼解梦》出版发行6年以后达成的。“解梦”作者已经考证出曹雪芹的生辰，并领悟出《红楼梦》的自传性质真实如铁、不容怀疑的时候，“共识”却仍然坚持“《红楼梦》不是史书、经书，不是等待破译的密码”的片面看法，硬要人们去“着眼于小说的艺术魅力的研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作怪。为什么非要把对正面小说的研究和对反面历史的研究对立起来?难道他们真的是宁可抱残守缺，也要维护文学作品的“纯洁性”吗?难道“索隐”真的是“严重破坏了文学作品的完整性和美学意义”吗?

　　(三)对待解梦派的态度错。在评论派一统天下的1989年诞生的解梦派，曾掀起过一个不小的“解梦热”。到了1995年《红楼解梦》(增订本)出版发行以后，却遭到了三次大规模的“围剿”。“围剿”者斥作者是“走火入魔”，斥作品是“异端邪说”、“无稽之谈”、“纯属子虚乌有”、“丑化曹雪芹”、“糟蹋《红楼梦》”、“无一可取之处”等等，大有“文革”遗风。有些批评文章只会纠缠枝节问题，不敢触及核心问题和主要观点。有些批判文章错误百出，可以说是在用错误观点批判“解梦”的正确观点，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和弱点。

　　(四)学术批评的方法错。健康的学术批评应该是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相互商榷、以理服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评论派则恰恰相反，无论是对索隐派和考证派，还是对解梦派，一律是全盘否定、恶意攻击、贬低诽谤、侮辱漫骂、嘲笑讽刺、以势压人。这种对其他学派的观点绝对否定的态度，说明了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唯物论和辨证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而暴露了红学界的学风不正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八解梦派的全面突破

　　解梦派是一个新学派，诞生20多年来，坚持以科学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敢地闯入“禁区”，摘取“禁果”，解决了大量红学难题，实现了红学研究的全面突破，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 《红楼解梦》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包括〈红楼梦〉的抄本、结构、写作方法、时代背景、思想倾向性、主题、纪年、人物、语言、诗词、宁荣二府和大观园。

　　(二) 《红楼解梦》对曹雪芹研究的贡献：包括曹雪芹的生辰、卒年与葬地、祖籍、父亲及家世、母亲、故居、曹雪芹与批书人的关系等。

　　(三) 《红楼解梦》对中国古典文学特殊性研究的贡献：(1)中国古典文学有自己独特的体系。(2)中国古典文学“文史不分”或“文史合一”、“艺术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巧妙结合的特点(3)《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顶峰。(4)应当建立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体系。

　　(四) 《红楼解梦》对清史研究的贡献：(1)揭开了雍正暴亡之谜。(2)考证出雍正暴亡时身边有两位皇后，其中一人为竹香玉。(3)揭开了乾隆篡位之谜。(4)竹香玉皇后的档案和曹雪芹家族的档案从清宫秘档中被删削掉乃乾隆所为。(5)乾隆是阉割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的罪魁。(6)乾隆曾两次大搞“文字狱”，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7)考证出保存于故宫博物院的《香玉皇后行乐图》和《香玉皇贵妃采花图》。(8)考证出弘瞻是竹香玉的儿子，并非刘嫔妃所生。

　　(五) 《红楼解梦》对红学史研究的贡献：(1)第一次提出“正确认识索隐派”的问题，认为“索隐”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之一，并充分肯定了索隐派产生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了索隐派错误的方法论。(2)正确评价了考证派自传说的功过。其功是：立足于资料的占有及分析，发掘、整理、分析了大量有关曹家的史料，理出了曹家与清宫的关系，为后来者突破《红楼梦》研究打下了基础。他们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过是：将考证出的史料记载与《红楼梦》两相对照，简单比附，得出“《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的错误结论。(3)分析了评论派的研究特点：就小说论小说，否认小说中有真人真事，否定小说的自传性;着重分析了小说人物及小说本身所固有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把正面小说分析得详尽周到、细密深刻，并强调了小说正面之寓。(4)分析了历史上红学各派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排斥、不可调和的，即考证派自传说批倒了索隐派，评论派批倒了考证派自传说和索隐派。(5)分析了“解梦派”与红学各派之间的同异，论证了“解梦派”的包容性、集大成性和发展道路的宽广性。

　　总结《红楼解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红楼解梦》提升了而不是降低了曹雪芹的历史地位，提升了而不是降低了《红楼梦》的历史地位，提升了而不是降低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地位。从而使我们对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理性化了。

　　2005年4月1日于新疆伊宁市

　　红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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