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府里根本就不许有《红楼梦》？-经典文学作品网

　　《周汝昌梦解红楼》书摘：恭王府传奇

　　红学研究

　　北京什刹海环抱着一座神秘的古王府，那儿天天游客盈门，国际嘉宾更是为数不少，令人格外瞩目——这就是闻名寰宇的恭王府。此府，前部为邸第，包括九道大庭院;后部即府第之北是一座花园，目下开放的还只是花园的这一部分。

　　听人说：人位德国客人，看了园子，对这座保护完整的私家花园极致惊喜激赏之意，表示应该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珍贵项目内，可与皇家园林、紫禁城比肩。国内呢，一个有趣的现象更为奇特：不少新婚的郎妇、伉丽相偕，专门要到此园来拍照，以为婚礼留念。

　　如此不同凡响。

　　那么她(园子)的魅力何在呢?

　　要回答此问，长谈须万言大文，短讲则只需一句白话——原来此园的地点(前身)曾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大有关系。

　　新婚的爱侣，特意要在“大观园”留影，意味深长，那绝不会是要民清末的“六爷”(恭亲王奕祈)结什么“不解之缘”。

　　此园地点即大观园遗址?谁说的?有证据吗?

　　有证有据，话是清代及民初的民间父老、历史学家、诗人、哲士……都这么说的。

　　“恭王府”之名，并非不对，但只表明末代府主是恭亲王罢了，它的前身历史，极为丰富多彩。最早可以追溯到金代，这儿曾是皇家的东北郊园，离宫别苑——名叫万宁宫。元、明两代，什刹海畔留下了不少名园甲第，明代此处的大慈恩寺，有花园，宰臣李东阳、大太监李广，都曾居此“蓬莱”仙境(湖、河环抱四围)，都有园林;直到清代蒋廷锡的赐第在此，乾隆帝的御书匾仍然是“秀比蓬壶”四字。所以曹雪芹让李纨作诗，开头就是“秀水明山抱复廻(huái)，风流文采胜蓬莱。”字字合符，事事实境。

　　那一带居民父老众口一词：六爷府为西府，就是小说中的荣国府(指地点遗存)。此说来历久远，到府园归于辅仁大学时，从校长、教授到工友，都认同这个“闾巷传闻”，信服不疑，——还把一位洋教授与其住处比为“林美人”与“潇湘馆”(园之东部垂花门内)。

　　《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的子侄辈在三十年代住进了“东府”(康熙皇子胤-的故府，因是雍正的反对者，被废)，其四公子刘大绅(留日学者，哲学家)为纪东、西两府的历史传说及实境，写了四首七律诗。其中“夹道中分荣国第”，正是数百来的二府相邻、只隔一巷的实况之吟咏(可惜巷已拆改，全非旧貌)。

　　可见此种闾巷传闻，大有文献可证(献，即耆宿口述史迹)，并不能以胡说斥之，论学要重文尊献，岂可轻薄诋词。

　　有人说，此府此园始自和珅(乾隆后期)，以前无有，云云。此纯属不考之过。和珅诗中明写园中旧有“寿椿楼”，却让姬妾居于楼中，“寿椿”是敬父之词，显为旧主所筑(如今也找不到此楼的遗迹，可知历次易主拆改变化巨大)。园中“天香庭院”匾，早于和珅年代。出慎郡王之手笔。其它明代建筑的铁证，地下出土的明瓷，诸般反证，断非和珅始建。

　　世上的事，目光不同，想法各异，乃是常情，于是恭王府园(前身)与大观园是否有关，亦有仁智之见。例如有专家并无一项论证，却公开表示二者无关。这就不属于学术(史地)研究的性质了，故无从讨论。再如一种说法，以为这可能是把明珠府的事混而为一了(因旧说谓《红楼》所写是明珠之子纳兰容若的事，属“索隐派”主张)。这充其量又只不过是揣度而想当然，还是不属学术研究范围，因为明珠府在什刹海北岸西端，此地居民父老，世代为邻，怎么会把左邻右舍都分之不清，闹到一处去?况且那儿也没有“夹道中分”的建筑格局可言。所以当地老住户听那揣度，会觉得是“外乡人”之“隔岸观花”了。

　　只一句话，几点空谈，都无法否定证据重重的事实。恭王府之所以独得保存，其实也正是红学之力。离开学术文化，离开《红楼梦》，只凭一个“恭王”，则此府此园能有多大的魅力?其生命血脉源流会有多大的积蓄?仁人智士，皆有深思。

　　戊寅闰五月，为府园修复10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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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恭王府孤立起来，我连一句都不想讲它，遑论三讲。所以要讲它，就是因为它与《红楼梦》有关。

　　怎么一个有关?说来话长，那是一部书的事，而不是一篇短文能说清的。只拣要点各讲几句，也就是了。要点之一，是府的建筑布局，九道大院落，横看中东西三路，纵看前中后三进，仪门以内，各路之间，有夹道。最北(后)有后楼。这和雪芹所写的荣国府，简直一样。我在四十年代凭小说画出一幅草图，那时我连“恭王府”的名字都不晓得，是后来辅仁大学数学系的一位老教授写信告知于我，说：你画的图，和我校女生部这座老府的布局一模一样!他邀我去看看——这是1954年我刚从成都调回北京所接到的第一封信。

　　令人惊讶的不只这一点。此府的地理位置，也与芹书所写吻合。《红楼梦》写的，以北京西城名目为多，而又偏北。比如，贾敬卒于郊外道观中，其灵柩入城治丧，是进“北下门”。宝玉偷祭金钏，私出城门，从家里后门上马，那马只拐了几个弯就是“出北门的大道”。薛蟠被柳湘莲用拳头教训了一顿，也是在“北门外”苇子坑里。北京北面有二门，东为安定门，是上首;西为德胜门，是下首。可见“北下门”即指德胜门，而荣国府的模特儿实距德胜门不远——这正是恭王府的位置。诸如此类的书中内证，我早年也举了很多。

　　更令我惊讶的是，拙著1953年出版以后，才逐步地得知，这一带老居民，本来早都传说，这就是荣国府大观园，而这种传说，我找文字记载的痕迹的线索，最晚的也在道光末年，那时恭亲王还没住进这座大府，正在空着。那么，这一传说无法解释为“受周汝昌的影响”，因为它比我“古老”得多呀。

　　还有很多层次的巧合，就使得本来不肯相信的人拿不出整个否定的好办法。

　　但是否定最后的撒手锏抛出了，计有两点反对理由：一是据乾隆早期地图，此处不是大府，是一般民宅。二是恭王一家人“喜欢”《红楼梦》，所以他的后花园是仿照小说改的。

　　你听，这都够有力的吧。现在北京出的旅游小册子，有一本里面就特笔大书云：“恭王府说”已由“不少”专家进行“大量”研究、查阅“大量”资料，组合予“否定”了!我给他泄泄底，所谓“不少”，所谓“大量”又加“大量”，不过就指上述两点。

　　那两点有科学价值吗?我不敢妄断，须由内行公议。据古建筑专家陈从周先生考察，此府现存东墙最古，不会晚于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建成的北京西城的帝王庙古迹，有早无晚。府与园内部。几处皆有明代建筑的确证。

　　我的友人园林界高级工程师赵光华先生，研究此一地带历史地理，恭王府这个“点”前后左右被几所王府包围着。他质疑说：难道有哪个平民老百姓能在这个“府堆”核心夹缝里做住户，而他的院墙比帝王庙气势还雄伟?他不相信这里原是“空地”或“民居”说。

　　至于恭亲王家竟会拿着一本《红楼梦》去照猫画个园虎，此说尤奇。前年此园部分开放时，《北京日报》有文章，载明采访爱新觉罗氏原府主后人溥先生，问他这个问题，他答说：“恭王府里根本就不许有《红楼梦》。”

　　此语可供有关研究者参考思索。

　　倡此说者，忘记了一个历史事实：拙考一句也没有说园子“全像”大观园，我画出的只是府院图。辅大老教授以及很多人惊讶于吻合的，也是指这处大府而言。假使有谁力主园子是“仿红楼”的作品，我就要请问一句：难道一座王府，也会照小说来盖造吗?不知几千年中华史上可有此例?

　　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小考题，根本够不上什么学术考辨。但也得絮絮如此，读者能谅解吗?如以为烦，而不加谅，我是一点儿也不觉意外的，因为谁能想得到里面有那么多事故呢。

　　这并非闲谈一段，而是中华文化史上一大公案。六十年代初，沪《文汇报》登载了大观园文章，受到“四人帮”的严厉的公开训斥，“文革”中这题目成为该报的批斗的主要项目之一，有关的几位同志为此吃够了苦头!后来逼得出了一条人命——我是从报刊文章中窥见一二的，详情自然不可尽晓。我举这个例，是为了说明“恭王府说”能否令人信服，岂容自封自是;但是“人家也总有些理由”，人家也“进行了大量研究，查阅了大量资料”，才下的结论。

　　恭王府位于北海之北，什刹海之西，北京师范大学之东，早先是一处四面水抱的“蓬莱仙岛”。

　　在明清两代，这里都属于皇家宫中的太监或内务府管辖的范围，宰相、掌权的大太监、亲郡王的府邸，以及贵家的名园胜景，都聚于这个“特区”地带。

　　最早的建筑历史，可以追溯到金代，金世宗在这儿兴建了一处离宫，规模弘丽，——那时间，在杭州“行都”，还是南宋才宗的年代呢，也就是范石湖、杨诚斋、陆放翁这些大诗人生活的年代。

　　贾元春

　　雪芹为小说设色皴染，处处别具匠心。他写看戏，也不是单为了热闹，图一个取悦于世俗之人;而是各寓深意。清虚观打醮，礼成之后，例有戏文娱乐，于是就在神前拈戏——用抽签拈阄的方式来决定戏目。这不禁令人想到：《红楼梦》已经写了两次在大场面中的戏文节目，而两次都与元妃有关系。一次是她来省亲，一次就是传谕打醮。两番戏目，都由她引起。

　　脂砚批语，常常说到一个艺术用语，叫做“特犯不犯”。此是何义?盖谓雪芹专门喜欢自寻这种难题——故意要与前文相犯，显有某种重叠之处，可是在他写来，却又各有特色，各有精意，虽似有同，实又有异。比如只这看戏一节，前番是点戏，是请贵人按自己的心意去“圈定”节目;而此次是拈戏，全不由人作主。两番的戏目，又有其相同之点——就是都隐寓着全部书的大局要旨，可是细一寻按，又两番各有特异之处。这正是雪芹擅长的一个独特的艺术手法。这是很难的事，俗手不敢如此自己难自己，勉强要作，结果也会是令人徒有叠床架屋之感，略无柳暗花明之致。咱们不妨借此机会，作一小小比较。

　　元妃省亲时点戏戏目：第一出《豪宴》，第二出《乞巧》，第三出《仙缘》，第四出《离魂》。

　　荣府打醮时拈戏戏目：第一本《白蛇记》，第二本《满床笏》，第三本《南柯记》。

　　脂砚批语揭明，省亲时四出戏依次寓意是暗伏全部书的四大关目，即：伏贾府之败，伏元妃之死，伏甄宝玉送玉，伏黛玉之死。依此可推，打醮时三出戏必然也有寓意可寻。相较之下，我们看到两组戏目的所伏之事，都是隐喻贾府的盛极而衰。这是两者相同的一面。但也有相异的一面，即是前组中家势败亡和宝黛之不幸两条线交糅在一起，而后组则只是隐喻家势败亡的一面，并没有宝黛之事显示于戏目之中。

　　再一点不同之处，是省亲时“正场”演罢之后，还有“加码”，又找补了一出《相约相骂》;而打醮因是神前拈戏，自无追加之理。《相约相骂》，也是暗寓黛玉之事。

　　但是，如果稍一细心，便又会觉察出雪芹的笔法是极活的，富于变换的。比如省亲一回，戏目里既有了宝黛之事的隐喻在内，书文中则一字不及;而打醮一回，戏目里不涉宝黛之事，可是书文中却明写二人因到清虚观而引起的一场特大风波。即此以观，同而不同，不同而又实同，说明了凡一涉元妃的场面，实际上却总是暗中与宝黛之事大有关联。

　　若从这一角度再来重读张道士提亲的文章，必然对雪芹的文心又增添一番体会。

　　说到此处，不妨作一小结，所得结论是：元春对于荣府的命运和宝黛的姻缘，都是一个至关紧要的人物。平安醮，却包含无限不平不安之兆。

　　然而，元春对贾府败亡的关系，容易理解;至于她对宝黛婚姻大事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至今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关于这个重大问题，实应另设专讲细论才行，此刻只能单说一点：那元春在游幸大观园点戏时，最欣赏的是龄官这个女孩子，所以才特谕着她加演一出——贾蔷让她演《游园惊梦》，她执意不肯，这才改演《相约相骂》。而这龄官(就是“画蔷”的主角)不但性格属于黛玉类型，就连相貌也酷似黛玉，书中明叙大家都看出她扮上戏，活像林姑娘，只不敢说出口来，却被湘云不管不顾，一语道破。再者就是黛玉后来在中秋月夜与湘云联吟时告诉湘云说：像凸碧山庄、凹晶溪馆等等许多匾额，都是当日宝玉未曾题完时由她补题的，贾政看了十分喜欢，就都采用了(当然也是要奏请元妃同意的)，这一切，都说明了元春对于黛玉并无恶感，正是非常爱赏于她。可是不知由于何故，等到赐下红麝串的时候，不是黛玉与宝玉的赐品相同，却是宝钗与宝玉的一样。因此宝玉才十分疑心，说：“别是传错了吧?”

　　看来，隐隐约约，此中大有文章了!又由此可知，打醮一回书，特笔涉及宝黛，非无故矣!

　　《红楼梦》，照鲁迅先生的理解认识，是一部“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小说。书中明言“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所以书文的内涵，主体是雍正末年、乾隆改元，以至乾隆四五年间的事(此截至八十回而言)。清代皇族都是强弓硬马的武将，到了“百年”时期，军事战争已非主要功业，但满洲皇室、贵族，仍然要保持习武的传统。怎么习呢?就是以打围(猎)为习练骑射本领的重要方式。

　　皇帝每年都要到口外去避暑，去打围。那地点相当于现今的河北省承德及其西北的围场县，距京八百里。那时的旗人贵家公子，因习于逸乐享受，已经视打围为苦事了。书中第二十六回，有一段特提铁网山打围的事，看似闲文，却正是伏笔要害。

　　那是薛蟠请客，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紫英忽然来了，因久不见，又脸上带有一处青伤，问起缘故，方知就从三月二十八跟他父亲到铁网山打围去了，脸上是让鹰的翅膀划伤的。这贵公子彼时就说：我没法儿，只得去;不然咱们一起聚会多么乐，会自去寻那苦恼去?还又说，此行有一件“不幸中之大幸”，前文还特提与“仇都尉”打架的事。隐隐约约，内藏无限丘壑，大有文章在后面。

　　原来，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变。

　　乾隆四年(1739)，皇族内四家老亲王(康熙之子)的本人或子侄，许多人联合密谋，另立了自己的“朝廷”机构，准备推翻乾隆(旧恩怨还是在报复雍正的残杀骨肉)，至此暴露，获罪者不计其数。到次年，乾隆又举行“秋狝”，在围场又遇到庄亲王王子的密计，险遭不测，幸被发现，将主犯囚禁后，假装无事，照样行围，以安人心。这种历史事态，曲折地反映于小说之内。元春的死，正是在她随驾到口外围场期间，事变猝起，她乱中被敌对势力的人员乘机杀害了。

　　这就是“望家乡、路远山高”的真情和痛语。

　　这也就是她的簿册判词所说的——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

　　虎兕，语出《论语》，两种力最大的兽，比喻二强相斗。元春死于非命，年方二十〔注〕。元春归省，自己点的四出戏，第二出是《长生殿》，脂砚斋批语也点破了：这出戏暗伏了元春之死。这怎么讲?原来此戏演的是唐明皇、杨贵妃的事迹，杨贵妃正是死在随明皇入蜀逃难的路上，被迫缢死的!李义山的名句：“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六军不行，妃子只好以自己的性命解围了。这就是元春大小姐的悲剧。

　　注：元春的册子上，画有一张弓，此或谐音“宫”。但另一义即清代宫中有以弓弦缢死后妃的习俗。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