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芹本生祖父为什么“宣”而改名“荃”?-经典文学作品网

　　周汝昌的大作总是很有趣

　　红学研究

　　也不是我一定要跟周汝昌过不去，只是我订《文汇报》，而他的大作常常见诸报端，于是我就多了不少乐趣。

　　比如三八节这天，就看到了周汝昌的鸿文《重建大行宫》。文章的主旨表面上看起来是表彰南京那些愚蠢的官僚们伪造古迹，其实是夸赞自己对红学的伟大贡献，即把胡适那个假说性质的“《红楼梦》作者是江宁织造曹家后人”变成了“定论”。

　　这篇文章鲜明地体现了周汝昌同志的学风，即：胡说八道，无理取闹。

　　我哪有功夫像贾母那样一件一件地掰谎，只能在给儿子揩屁股的间隙顺手给他一枪。先抄一段原文：

　　(康熙)赐了一个“特许谕旨”：曹家上上下下，从此不必再讳那个“玄”字了――雪芹本生祖父不是就因名“宣”而改名“荃”了吗?这是一道“解讳令”，非比寻常。若明此义，方不致疑惑：雪芹写书，为何公然写出“三宣牙牌令”的“暄”“喧”“宣”都出现于中秋联句呢(按，此句文理不通)?

　　真是莫名其妙。曹家有了“解讳令”，所以不必避“宣”，那么，别的人都得避“宣”字吗?都不能“公然”写出“暄”“喧”“宣”吗?根本就是胡说嘛，清人何尝避讳“宣”字?!清代的最后一个年号叫什么?

　　喝高了哟。

　　这是在文汇报电子版上查到的原文，请

　　各位参详一下，这位优秀的红学家和清代历史专家有没有把常识搞错。

　　重建大行宫

　　■周汝昌

　　南京大行宫的重建，标志着什么?这个提问让我想到很多很多，从古代六朝往事直到近世史迹，文化的多次消亡和再苏，人民的苦难和振作……因为秉**诗嗜曲，又想起不少人的名篇佳句，就中最属难忘的是杜牧之的绝句和王安石的《桂枝香》，那写得真好!“千里莺啼绿映红……多少楼台烟雨中”;“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令我击节倾倒，令我神驰意远。

　　如今，我却为南京重建大行宫而填词抒感，其词云：

　　行宫轮奂映朝阳，新美旧辉煌。金陵佳丽千年事，迈风流，来续齐梁。织锦江南黼黻，艺芸蓟北缥缃。

　　治隆唐宋笔非常，萱瑞奉高堂。恩深保育迷青史，诵红楼，祠语微茫。万寿禅林钟磬，西池台榭梨堂。

　　拙词的要紧一句，端在“恩深保育”之句。若问为何单单此句要紧?我就爽直地回答说：若无此句，大行宫的意义和重建，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若问这话又是何逻辑道理?再答：一，建大行宫为了纪念中华文曲巨星曹雪芹，而曹雪芹怎么会生在南京?由此引出织造署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二，曹家为何会来到南京做织造?由此引出康熙与曹玺夫妇的重要关系。三，这个重要关系是怎么知悉的?为何以前未闻此说?由此引出拙著《红楼梦新证》，在此书中首次揭明：曹玺是雪芹的曾祖父，其曾祖母孙氏封一品夫人者，乃是康熙幼年的教养嫫嫫(亦写作嬷，与“妈”不同，是满语)。康熙之得以成长，得以立为继位(顺治)人，全由嫫嫫的辛劳和求治痘疹，带养抚育，教导启兴。以故，康熙因生母佟太后早逝，即视孙嫫嫫为真慈母，终生难忘，即位后破格报恩。也就是说，曹家在江南的近60载的兴衰荣辱，陵谷沧桑，悉由此起——也就是说，雪芹所撰作《红楼梦》，这才是总根源。

　　当上世纪20年代之最初，胡适先生即开始了红学的考证，此考证即由作者本人及其家世入手。他当时得其门人顾颉刚之助，搜阅史料，颇多建树。然而，他们师弟二人的识见却不及鲁迅先生。是鲁迅第一次提出了“不知何因，似家遭巨变”;又第一次引用了陈康祺的《郎潜随笔》指出康熙为孙夫人题“萱瑞堂”并赏赉甚厚的史实。这就为研究雪芹打开了一个新境界(不同意“坐吃山空”、“自然趋势”的观点)。

　　但先生未及再去寻检陈氏所记的原书与全貌。到《新证》创稿，这才根据《永宪录》抉示了这个关系曹家最最重大的皇家内幕的真情实况。

　　所以，今日来讲“大行宫”，是因为康熙多次南巡，除首次外，皆驻跸织造署，以为行宫。

　　我先要讲及此一历史经过，而无法“回避”那是自己的考证成果。如果不明上述一义，那么重建大行宫毕竟对纪念曹雪芹又有何干涉?

　　南京织造官署与官署住宅(俗称府)原先是合在一处的，自康熙首次南巡后，于二十八年方将署、府分开，以便皇帝驻跸。府即移往“操江衙门”的府址去了。那么有人会问：既是纪念曹雪芹，应是幼年诞生之“府”，与官署何涉，亦即与大行宫何涉?我答：这叫做“直线单行逻辑”推理。讲文化的事，这种思维模式是不合用的，那太简单化了。事实上，曹家自到江南的一切高层的文化活动，地点都是署内而非府中。眷口住宅是另一回事。到曹寅时期，子侄们(包括丰润原籍的族兄弟侄辈)也都是住在署内读书学习的。到雪芹时也还是祖风家数，一切如旧。他的“文化基地”是署不是府。

　　如照上述那种“逻辑”，把大行宫抛掉，只在其旁建一处无图无考的所谓“故居”住宅，试问这还有何重大深远的文化涵义可言?论事应明通，所见者大，所虑者周，方为可取之道而不陷于流俗的浅见之列。

　　“萱瑞堂”一匾，是考证织造署方是大行宫的前身，亦即它与曹家的关系，重建大行宫才是纪念曹雪芹的真正纽带。这一点明确了，还应叙一叙早在1948年我搜寻雪芹家世史料时的往事。

　　我对清人诗文集的查阅和摘录工作，其所据线索有三：一是张伯驹先生珍藏的《楝亭图》四巨卷中丰富的题跋之作者署名，二是向史学大师邓之诚先生请教，亲聆其指点。从第一项线索中我最早查阅的诸家包括了尤侗的著作，从中发现他的“萱瑞堂”所题的颂赞。然后方从毛际可、冯景两家文集中找到了十分珍贵的《萱瑞堂记》各一篇，史迹的实况，得以尽明。

　　拙著《新证》著录了这两《记》，而将尤侗之颂词略去未收(无助考证)。我看到，毛《记》文笔甚奇，但有疏失，如岁次“己卯”竟写成了“癸卯”，而将“署”又写成了“府”。这都不足为据：第一，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不是癸卯;第二，皇帝驻跸，其规模制度，随侍官员、人役之众多，俱非常人所能想象，那是不可能住在一个官眷住宅中的。由此而知，冯《记》明文，书作“署”是正确的，毛公有误。

　　但毛公之误，署为府，与今日之考辨署、府之争又不必“同日而语”，因为，毛公曰“府”者，是个尊称泛词，比如“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此官署是也，而转称曰府者，尊其皆为皇家之事务衙门也。所以具有钦差性质的织造署，俗话中则可以“府”称之。然而这是另一义，那种主张大行宫是“府”的错误主张，却不容引毛《记》以为借口。

　　那是康熙三十八年的夏四月，康熙到达南京是初十日。他在织造署(行宫)略一休息，即南下杭州，是为南巡终点地。由杭州返回南京，那天正是四月十五日。康熙回到南京后，即拜谒了明孝陵，并以特号“斗笔”亲书“治隆唐宋”四大字，交巡抚宋萦、织造曹寅制匾敬悬。这次留下的“御笔”，至今保存无恙——而同时书写的“萱瑞堂”三大字，却早已难觅了。

　　康熙之书赐此匾，纯为表其孝思，毛《记》开篇专明此义。但以我的愚见揣度当时实际，萱花本未“先期”“盛开”，不过是皇帝运用《诗经》典故，借以为喻罢了——那时只是四月方中(望日)，天气尚未甚暖，有时是有寒意，而萱花是五月中方才“抽茎开花”的。节气相差了一个月之久，而发生“先期盛开”的异事，恐怕是本无其实，无非是文臣们的渲染夸饰而已。

　　康熙帝本名玄烨，于织造署行宫，老嫫嫫(保育之母)孙夫人先要到署去行国礼，而然后康熙又到织署(住宅)去行家礼，这是规矩：先君臣，后母子。康熙喜见幼年慈母，向随侍人等说：“此吾家老人也”，那“吾家”指皇家，因那时是把仆役侍从都看作是“家里人”的，今日读者恐怕就觉“吾家”之称太“奇怪”了吧?

　　不仅如此，这个颁赐不止是一方大匾的荣耀，而且还随带着又另赐了一个“特许谕旨”：曹家上上下下，从此不必再讳那个“玄”字了——雪芹本生祖父不是就因名“宣”而改名“荃”了吗?这是一道“解讳令”，非比寻常。若明此义，方不致疑惑：雪芹写书，为何公然写出“三宣牙牌令”的“暄”“喧”“宣”都出现于中秋联句呢?

　　我在此想要指明的，是今日重建大行宫，复现江宁织造署的多层次、极深厚的中华文化意义，那绝不是修造一处“古建筑”的“旅游项目”。

　　再以小诗结束此文：

　　说到江宁织署尊，行宫驻跸万马屯。萱花献瑞须参悟，识得深涵文化存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