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反《红楼梦》？-经典文学作品网

　　作为反《红楼梦》的《鹿鼎记》(上)

　　红学研究

　　《鹿鼎记》诚然是金庸最奇特的一部作品。主人公韦小宝的形象不但在金庸著作及所有武侠小说中戛戛独造，即求诸整个的中国文人小说，也无有其匹。《鹿鼎记》刚在报上刊载的时候，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作者《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金庸自己也承认这部小说与其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1]但是这个“故意的”行为，是否如作者在后记中接下来解释的那样，是因为“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呢?我以为，理解金庸何以要作《鹿鼎记》是理解这部作品题旨的关键。

　　《鹿鼎记》的故事脉络是延续金庸早期著作《碧血剑》而来。在武侠小说创作界，例有为自己作品作续篇的传统。金庸自己就有《射雕》三步曲的宏制。但是《射雕》三步曲中《倚天屠龙记》已自矫矫不群，更多的属于政治小说的范畴。从《天龙八部》一著开始，金庸更是进入了“自为”地创作的阶段。在写作《鹿鼎记》的时候，金庸已经成功地塑造了“无为无不为”的侠客令狐冲，从而达到20世纪人类认识自己(人类的个体)的最高境界。金庸自己也表示，在他笔下所有人物形象当中，他最愿意做令狐冲。金庸小说主要承继西方19世纪主流文学的传统。古典西方文学的根本目的是认识人自己。既然《笑傲江湖》已经完美地完成了这个任务，金庸有什么必要去尝试“新的创造”?不错，《碧血剑》是金庸最不满意的一部作品。我们可以从“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2]一语间接地得出结论。但《鹿鼎记》既非《碧血剑》的续集，只是基于时间的设定，《碧血剑》中的一些人物：九难、何惕守、归辛树等又在《鹿鼎记》里出场罢了。作者决不至于因为早期的一部很不满意的作品而特为写一部新作。如果作者存此心愿，自当写一部《碧血剑外传》(如《飞狐外传》之于《雪山飞狐》)，却不是另起炉灶创作可谓惊世骇俗的《鹿鼎记》。金庸明知《鹿鼎记》将会因其与从前的小说截然不同而可能剥夺许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却依然要执行其写作计划，实在是因为这部小说基于完全不同的创作理念。即金庸自己所说的：“《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它被创作出来，其目的不是为了人类的个体，而是为了认识人类的群体，亦即社会。

　　《鹿鼎记》第36回末尾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可以由之而窥见金庸创作该书的动机，却往往被“金学家”们所轻忽：

　　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其实此事说来亦不希奇，满清开国将帅粗鄙无学，行军打仗的种种谋略，主要从一部《三国演义》小说中得来。当年清太宗使反间计，骗得崇祯皇帝自毁长城，杀了大将袁崇焕，就是抄袭《三国演义》中周瑜使计、令曹操斩了自己水军都督的故事。实则周瑜骗得曹操杀水军都督，历史上并无其事，乃是出于小说家杜撰，不料小说家言，后来竟尔成为事实，关涉到中国数百年气运，世事之奇，那更胜于小说了。满人入关后开疆拓土，使中国版图几为明朝之三倍，远胜于汉唐全盛之时，余荫直至今日，小说、戏剧、说书之功，亦殊不可没。

　　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著名论断，即诗是比历史更严肃、更具有哲学意味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这样说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总是具有偶然性，而诗却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可然性与必然性的规律的规律来描写的。金庸已经不满足于“描写人性”[3]，他认为小说不但可以描写政治、描写历史，甚至自身都可以介入历史，成为历史发展合力中的一维。

　　中国传统小说绝大部分都是在“说故事”，不但描写人性的作品罕有其睹，即使是描写世态人情之作亦非夥颐，仅得《金瓶梅》、《红楼梦》等寥寥数部而已。近百年来，《红楼梦》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历程中的巅峰之作已为世所公认，尽管时有不同的声音，也尽都被压制了。金庸既然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介入历史，能够深刻描写社会，便会很自觉地把《红楼梦》当作他创作所能企及乃至超越的目标。《鹿鼎记》第50回有一段话：“后人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原为御前侍卫，曾为韦小宝的部属，后被康熙派为苏州织造，又任江宁织造，命其长驻江南繁华之地，就近寻访韦小宝云。”忽然提及曹寅，不为无因。不仅如此，为了说明“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的道理，金庸在《鹿鼎记》后记当中列举了哈姆莱特、罗亭直至阿Q等一系列人物。在所列那么多的文学形象中，单单以贾宝玉作为与韦小宝相比较的对象：“韦小宝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并没有贾宝玉那么多，至少，韦小宝不像贾宝玉那样搞同性恋，既有秦钟，又有蒋玉函。”金庸要把韦小宝当作贾宝玉的对立面来写。一部《鹿鼎记》，就是一部反《红楼梦》。考察这两部小说的主题意旨，其间更存在着惊人的对应。

　　学界围绕《红楼梦》的题旨聚讼多年。正像罗忼烈教授所说的：“封建时代，人们认为《四书》、《五经》比任何典籍都高出几百倍，所以把其他的书束之高阁，唯此是务。现在《红楼梦》取代了《四书》、《五经》，红学专家取代了经师，他们的著述比《皇清经解》、《通志堂经解》只多不少。”[4]无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他们对于《红楼梦》研究的贡献都是不能抹煞的。但是，这两派研究的方式都不是文学的研究方式。尽管考证派标榜自己比索隐派更加科学，不去解“笨谜”，然而，不是从艺术直觉出发而是从别的“非文学”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文学的问题，考证派同索隐派之间并无根本分野。大抵来说，考证派走的是史学的道路，索隐派热衷于凭空假设体系，可以说是哲学的道路。真正以文学研究方法理解《红楼梦》的第一部著作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当中，王国维凭借他天才的艺术敏感，领略到《红楼梦》文本下隐藏的深刻悲凉。他认为，《红楼梦》是宇宙间一大悲剧，是与《浮士德》交映生辉的悲剧双璧。由于当时文艺美学的术语尚未完成建构，王国维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未始没有可以商榷之处，因为依照严格的术语体系，悲剧是与崇高联系在一起的概念，而《红楼梦》是不能够被称作悲剧的。李劼的《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是自王国维以来这一类研究方式的集大成著作。这种感发式的研究方式比较容易触及作品的审美内核，缺点是先验的成分太多，如果过分相信既定的理论框架——比如王国维之于叔本华，李劼之于尼采、斯宾诺沙，就容易陷入“六经注我”的境遇当中。因此，光是有艺术直觉是不够的，研究者只有从作品的内在矛盾出发，寻找出作品的隐藏症候，才能最终理解作品的题旨。

　　或许是因为学科分类太过专门化的缘故，长期以来，以抒情文体研究为主体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概念没有能够引入到小说研究尤其是《红楼梦》研究的畛域当中。而小说理论恰恰不太适于《红楼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人们的习惯说法，其实即使是明清之际，《红楼梦》也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独特主要表现在一般的明清小说为着叙事，而《红楼梦》的目的却是在抒情;一般的小说是在描写，而《红楼梦》却是在刻画。没有比《红楼梦》更加琐碎的描摹，——《镜花缘》琐碎到不像文学而近于教科书，《红楼梦》的琐碎只有在汉大赋当中才能够见到。《红楼梦》的琐碎不是体现在对人物的语言描写或行为描写的过程中，而是体现在作者对于纤弱、绮丽的美的描摹上。根源于这种审美旨趣而架设的大观园是《红楼梦》艺术世界中的一方净土，作者对于它描摹得不遗余力。不仅如此，凡是一切纤弱、绮丽的意象都是作者要花大力气着墨之所在。没有一种叙事文体会像《红楼梦》那样注重意象的问题，意象是为抒情而服务的，《红楼梦》的抒情姑无论其是否“善”或“美”，至少是真挚而且深沉的。一般的明清小说其本质是话本，而《红楼梦》的本质却是诗。在表达方式上，《红楼梦》尤其偏爱诗词创作中惯用的“赋”的形式。而我们知道，“赋”作为主流话语方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只在两个时期曾经出现。文治武功最称鼎盛的西汉是中国人所经历的第一个现实的盛世，汉大赋的适时出现充分折射出汉代社会自豪、积极的进取精神。明清之际以吴伟业首倡，影响中国文坛垂三百年之久的梅村体歌行又一次把“赋”当作其主流话语方式。在经历了晚明的金粉浮华之后，中国的士大夫更亲历“亡天下”(顾炎武语)之惨，剩下的只有对于往昔的无限追怀和对末世的病态依恋。《红楼梦》正是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红楼梦》就是小说化了的梅村体。《红楼梦》的基调是女性化的。今天的人们或许会依据当代的眼光，指出《红楼梦》所具有的男女平权的意识，而此一点初与作者原意无涉。作者对于晚明的文化气脉抱有相当程度的同情，而晚明的文化气脉基本上是纤弱的、秾艳的、甚至是颓唐的。一部《红楼梦》，充斥着对于末世浮华的病态依恋。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处在上升阶段的市民阶层为了实现自身文化的独立，标出一个“情”字来对抗儒教的“理”。而对于市民阶层来说，“情”之一物同“肉欲”又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思潮的流亚就是明末书坊间大量生产出来的性爱小说以及以“水磨腔”为表征的昆曲。依照《礼记·乐记》的标准，昆曲是很典型的“淫声”。所以说晚明气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淫”。[5]《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警幻道：“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此段明为《红楼梦》一书题旨所在。明清之际多有标榜情欲的小说或拟话本，它们能够被创作、被流播，其根本原因当在迫切需要文化上独立的市民阶层对于传统礼教的自发反抗。《红楼梦》则把这种反抗上升到了终极理想的层面。换言之，《红楼梦》的作者以士大夫的面目把市民阶层的自发的文化革命推进到了自为的阶段。《红楼梦》是一部排满的小说，但是作者的排满意识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明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化尽管具有个性解放的萌芽，但其主要特征是颓靡的、放纵的。清代前期的文化则还不曾被腐朽的汉文化所完全侵蚀，仍然具有刚健的、积极的世俗精神。这种文化气脉是自北向南而渐的。《红楼梦》作者家族久处江南，作者仍及亲炙晚明文化，当他不得不面对强大的北方的新文化的时候，他的文化失落感是无比强烈的。作者借写荣、宁二府的衰败，表达他对于旧文化衰亡的不尽哀惋。如果说南明时代的《燕子笺》是所谓的“亡国之音”，那么《红楼梦》就是“亡天下”之音。自《红楼梦》以后，明代的文化气脉彻底消歇。

　　“遗老遗少，无时无之。”[6]《红楼梦》就是一个文化遗少在顾影自怜的时候的呓语。我们尊重这些人的文化选择，同情他们的际遇，但是，文学的发展史表明只有那种“圣之时者”的作品才具有恒久的价值。而《鹿鼎记》就是这样的一部鸿篇巨著。

　　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也带来了北方民族刚劲、质朴的文化。《红楼梦》是一部“骸骨迷恋”的作品，它的文化精神是阴柔的、女性的、颓靡的、自恋的。《鹿鼎记》却崇尚一种阳刚的、尚武的、上升的、江湖的精神。《红楼梦》对于后一种精神极端排斥，像薛蟠这样的人遭到无情的嘲弄。[7]然而在《鹿鼎记》当中，我们却看到隐藏在“浊臭的男人”——包括天地会群雄和满口“他奶奶的”的御前侍卫们——身上的强健的生命力。《红楼梦》已经虚弱到退守一隅，依靠大观园的自我封闭来固守即将飘逝的旧文化，《鹿鼎记》中韦小宝出生在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处扬州，出于对尚武精神的追求，毅然跟随茅十八北上，并且在以后的生涯之中北至罗刹国，南至昆明，以饱满的生命力迎接江湖的洗礼。《红楼梦》的作者欣赏所谓的“雅趣”，而《鹿鼎记》则将之解构为酸秀才的吊书袋：

　　查伊璜一挥而就，交给顾炎武，道：“亭林兄你瞧使得吗?”顾炎武接过，吕留良就着他手中一起看了，都道：“好极，好极。”吕留良笑道：“这句‘岂知我太祖高皇帝首称吴国，竟应三百年后我叔侄之姓氏’，将这个‘吴’字可扣得极死，再也推搪不了。”

　　顾炎武笑道：“这两句‘欲斩白蛇而赋大风，愿吾侄纳圯下之履;思奋濠上而都应天，期吾侄取诚意之爵。’那是从六奇兄这句‘欲图中平、开平之伟业，非青田先生运筹不为功’之中化出来的了。”查伊璜笑道：“依样葫芦，邯郸学步。”天地会群雄面面相觑，不知他三人说些甚么，只道是甚么帮会暗语，江湖切口。

　　再看韦小宝：

　　韦小宝心中虽对顾炎武颇为敬重，但这三位名士说话咬文嚼字，每句话都有典故，要听懂一半也不大容易，和他们多谈得一会，便觉周身不自在，听说要走，真是求之不得，心想：“你们三位老先生赌钱是一定不喜欢的，见了妓院里的姑娘只怕要吓得魂不附体。我若是骂一句‘他妈的’，你们非瞪眼珠、吹胡子不可，还是快快的请罢。”

　　更思忖道：

　　朝廷里那些做文官的，个个也都是读书人，偏是那么有趣。江苏省那些大官，好比马抚台、慕藩台，可也比顾先生、查先生他们好玩。若是交朋友哪，吴之荣这狗头也胜于这三位老先生了。[8]

　　《红楼梦》当中林黛玉为《牡丹亭》的感动是那样的纤弱和不健康，充满自恋的情结：

　　这里林黛玉见宝玉去了，又听见众姊妹也不在房，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只是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9]

　　林黛玉不过是念了《四书》，[10]就沾惹了酸腐文人的怪习气，她的这种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的脾气其实正是晚明孱弱文人的通病。而崇敬尚武精神的韦小宝则只爱看“打得结棍”的武戏。台上演“游园惊梦”，两上旦角啊啊的唱个不休，韦小宝听得不知所云，也就很不耐烦。对与《牡丹亭》同处在一个系统之下的《思凡》，韦小宝也是毫无兴趣。[11]二著文化气脉之迥异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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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鹿鼎记》后记

　　[2]《碧血剑》后记

　　[3]《笑傲江湖》后记：“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

　　[4]罗忼烈1979年8月3日致王季思函，见《玉轮轩曲论新编》8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

　　[5]关于昆曲的“淫”的问题，余另有《从昆曲到皮黄》一文申论之。

　　[6]《兼于阁诗话》“杨云史”条，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

　　[7]第28回

　　[8]第40回

　　[9]第23回

　　[10]第3回：“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