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情文化”或“情本思想”究竟包含了哪些丰富内涵呢?-经典文学作品网

　　《红楼梦》中的情文化和情本思想

　　红学研究

　　孙逊教授

　　——孙逊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清人赵翼说得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也有一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和作家群。我们通常讲，秦汉是辞赋的黄金时代，唐宋是诗词的豆蔻年华，元代是戏曲的丰收季节，明清便是小说的繁荣岁月。明清小说的繁荣首先表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质量上，而质量就具体体现在名著上。我们经常讲四大名著，就是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古典小说。如再把视野放宽一点，还可以有六大名著，这就是四大名著之外，再加《金瓶梅》和《儒林外史》。再把视野放宽，还可以吸纳更多作品进入名著的行列。而名著之所以是名著，是因为它们都具有非常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经得起人们再三咀嚼和回味。

　　每一部名著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都是各不相同的。例如《三国演义》的文化特质，可以用“忠义”二字来概括，“忠”主要体现在刘备集团和汉王朝、刘备和孔明的君臣关系上，“义”则主要体现在刘、关、张和其他异姓兄弟的关系上;“忠”和“义”最后聚焦在关羽身上，随着关羽的不断被神化，《三国演义》的“忠义”观念也不断被增殖。《水浒传》的文化特质主要是“绿林文化”，或者叫“江湖文化”，可以用《水浒传》里的四句话来概括这种文化的政治特征：逼上梁山、替天行道、以贤为能、接受招安，它几乎是所有聚啸山林的绿林好汉的共同特征。《西游记》则主要反映了“神魔文化”的特质，具体表现为神魔的对峙与转换，它所包含的文化隐喻今天还依然存在。《金瓶梅》是我国古代世情小说的代表，它以大量笔墨写及男女两性生活，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性描写之集大成者，其文化特质也许可以概括为“性文化”。《儒林外史》是封建科举制度走至反面时，我国古代“士文化”的一个代表，集中反映了封建科举下士大夫的人性扭曲和内心痛苦。

　　那么，《红楼梦》的文化精神又是什么呢?我们该用哪两个字来概括它的文化要义呢?个人认为，《红楼梦》主要的文化精神便是“情文化”，或者叫“情本思想”。这个“情”当然首先包含了我们通常讲的“男女之情”，否则《红楼梦》也不成其为《红楼梦》;但它又远远不止“男女之情”，而是包含了远为丰富和复杂的内涵。把《红楼梦》仅仅理解为爱情小说，把《红楼梦》的“情”仅仅理解为“男女之情”，不仅不符合小说实际，而且辜负了作者的一片苦心。

　　《红楼梦》的“情文化”或“情本思想”究竟包含了哪些丰富内涵呢?

　　一、《红楼梦》里的“情”，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相悦相爱之情，并在这方面提出了超越性爱的“意淫”观念，以及以思想志趣的一致为基础的新的情爱观。

　　《红楼梦》写了好多“情案”，最主要并处于小说中心地位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它构成了小说情节的主线。作为宝、钗、黛爱情陪衬的，还有宝玉、湘云、妙玉，宝玉、袭人、晴雯之间的爱恋之情。其中宝玉和湘云也是一对“金玉之缘”(一个有通灵玉，一个有金麒麟)，宝玉和妙玉则构成另一对“双玉”，小说在这方面有含蓄的描写。袭人和晴雯分别是宝钗和黛玉的影子，宝玉对她俩都钟情，其中宝玉和袭人还有过性爱冲动。以上由宝玉和六位女性所形成的三组六对或明或暗的恋人关系，构成了《红楼梦》“男女之情”中最重要、也最感人的内容。此外，宝玉对金钏、芳官、五儿等，也都有过一种特殊感情。

　　除去和宝玉直接相关的“男女之情”，《红楼梦》写及的其它“情案”还不少，重要的有：秦钟和智能的幽会，贾蔷和龄官的两心相印，贾芸和小红的遗帕相思，藕官和药官的你恩我爱，以及三姐对柳湘莲、司棋和潘又安、金哥与未婚夫的以身殉情等，它们作为通部“情案”的一部分，作者或直接或间接，或重墨描写或简笔带过，都给予了不同的艺术处理。

　　以上“情案”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反抗封建礼教的意义;还有一类“情案”，旨在表现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加害，使女性成为牺牲品。具代表性的有：元、迎、探三姐妹的婚姻悲剧;“三春去后诸芳尽”，惜春正是从她姐姐们的不幸遭遇中幡然醒悟，剪发修行。李纨的心如槁木，湘云的白首双星，也都属于这类“情案”。

　　上述各类“情案”之外，小说还写到不少“贪淫恋色”的另类“情案”，突出的有：老色鬼贾赦;“垮掉的一代”的典型贾珍、贾琏和贾蓉之流，一个个更是无耻之徒：贾珍不仅和媳妇秦可卿有不正当关系，而且和妻妹尤氏二姐妹也有纠葛，甚至在尤二姐被贾琏占有、他本人名分之下是尤三姐时，仍“不忘旧情”，百般轻薄;贾琏则是“成日家偷鸡摸狗，脏的臭的”，都拉了屋里去，先与厨子多浑虫的老婆多姑娘私通，后又与女奴鲍二家的偷情，不久又偷娶了尤二姐，等到贾赦把房中丫环秋桐赏他作妾，他又把尤二姐置之脑后，致使尤二姐吞金自尽;贾蓉是草字辈中的花花公子，他不仅和凤姐眉来眼去，癙婶间有暧昧关系，而且和父亲贾珍一起，与尤氏二姐妹调笑嬉闹，父子二人“素有聚之诮”……这些另类“情案”，虽不是情之正者，但小说并不乏对它们的描写。

　　正是在分析考察了各种“情案”的基础上，《红楼梦》通过警幻之口，提出了著名的“意淫”说：“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究竟何谓“意淫”?作者没有明说，根据上下文语意，应是指超越“性爱”之上的男女相悦相恋之情。仅停留在“性爱”层面，便是所谓“皮肤淫滥之蠢物”，如贾赦、贾珍、贾琏、贾蓉之流;“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真诚地“怜香惜玉”而不追求“性”的占有，这便是“意淫”，如宝玉就是天下第一“意淫”之人。我们看宝玉对黛玉和其他青年女性的关爱和呵护，是那样地体贴入微，但全然没有《金瓶梅》之类的“性思维”在作祟。最典型的例子如第十九回，写宝玉来到黛玉房间，黛玉正睡在床上歇午，丫环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宝玉进来，忙走上来推醒黛玉道：“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睡出来的病大”;又第二十一回，写宝玉来到黛玉房中，黛玉和湘云尚卧在衾内，那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史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宝玉见了，叹道：“睡觉还是不老实!回来风吹了，又嚷肩窝疼了。”一面说，一面轻轻的替她盖上。这正如脂砚斋批语所指出的：“若是别部书中，写此时之宝玉，一进来便生不轨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有许多贼形鬼状等丑态邪言矣。今反推醒他，毫不在意，所谓说不得淫荡是也。”(已卯本第十九回批)“‘叹’字奇，除玉卿外，世人见之自曰‘喜’也。”(庚辰本第二十一回批)看到熟睡的女性，看到熟睡的女性“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非但没有任何“不轨之心”、“苟且之念”，反而推醒她，怕她睡出大病;反而轻轻的替她盖上，怕她“肩窝疼”，这就是典型的“意淫”，它和“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膀，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鲁迅《而已集·小杂感》)之类的“性思维”彻底划清了界线。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小说还提出了以思想志趣的一致作为基础的新的情爱观，这突出表现在宝黛爱情的价值标准上：宝玉之所以选择黛玉而非宝钗，既不是因为门第(论门第宝钗更高)，也不是因为美貌(宝钗和黛玉一如娇花，一如纤柳，各尽其美)，更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性格脾气(宝钗的脾气性格远要比黛玉为好)，而仅仅是因为黛玉和他的思想志趣一致，从来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同样，黛玉之所以只钟情于宝玉一人，也只因为他是大观园内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在这里，传统的浅薄而外在的“怜才爱色”的爱情模式，已经为新的追求内在思想志趣的一致的情爱观所替代，这种新的情爱观不仅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即便在今天也还没有失去其进步意义。

　　二、《红楼梦》里的“情”，还逸出了“男女之情”的狭隘理解，包含了以尊重和关爱女性为核心的可贵平等精神。

　　世界上的“男女之情”，并不仅仅只是两性相悦相爱之情;一个男性关心一个女性，可能有性意识在起作用，这是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也可能是别的意识在起作用，这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

　　大家知道，按照古代阴阳五行的观念，男人和女人，男人是阳，女人是阴;主子与奴才，主子是阳，奴才是阴;《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湘云、翠缕论阴阳也这样说过。因此，《红楼梦》里的丫环，既是女性，又是奴才，更是阴中之阴，是人类中最弱势的群体。小说就写及贾宝玉非常体贴入微地关爱和呵护这一群体，而且完全没有任何性意识在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是尊重和关爱。

　　可以举出几个最典型的例子。

　　一是宝玉对平儿的关心。第四十四回凤姐泼醋，把平儿也打了，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的干哭。这时宝玉最为关心，他让平儿到怡红院中来，先是替贾琏夫妇两个“赔不是”;接着提议换衣裳、洗脸梳头;然后笑劝“姐姐还该擦上些脂粉”，并且亲自找来上好的茉莉花粉和玫瑰胭脂;再用竹剪刀撷下一枝并蒂秋蕙，与她“簪在鬓上”;这里，宝玉对平儿的关心完全没有性意识在起作用，而只是因为“宝玉因自来从未在平儿前尽过心”，“深为恨怨”，今日“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乐也”;“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姐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犹甚。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不觉洒然泪下。因见袭人等不在房内，尽力落了几点痛泪。”事后他还拿熨斗把平儿衣裳“熨了叠好”，又把手帕“洗了晾上”。可见，对平儿的同情和关心是他唯一的出发点。

　　第二个例子是宝玉对香菱的同情。第六十二回写香菱和芀官、蕊官等在园中玩，几个斗起了嘴，芀官连身将香菱压倒，两个人滚在草地下，弄脏了香菱的新裙子。正好宝玉走来，低头一瞧，“嗳呀”了一声，道：“怎么就拖在泥里了?可惜这石榴红绫最不经染”。又担心薛姨妈“老人家嘴碎”，回去看见了，“又说一个不清”。于是主动提议袭人有一条一模一样的，竟送了她换下来，免得姨妈老人家生气。香菱点头笑道：“就是这样罢了，别辜负了你的心。”宝玉听了，喜欢非常，忙忙的回来，一壁里低头心下暗算：“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与了这个霸王。”这里，宝玉的内心同样没有别的，有的只是对香菱的同情心。

　　以上例子，最典型不过地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通常所说的相悦相爱之情，还有超越“男女之情”的广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关心和同情透射出以呵护和关爱女性、特别是女奴这个最弱势群体为核心的可贵的平等精神。

　　其实不只是女性，对男性，宝玉在斥责“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并“浊臭逼人”的同时，对同为“情种”的男性，如秦钟、蒋玉菡、柳湘莲等，他同样引为知己，不以富贵贫贱限人，表现了可贵的平等精神。第三十三回宝玉被打，其直接导火线之一便是所谓“在外流荡优伶”，即与蒋玉菡的关系所致。事后宝玉表示：“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里说的“这些人”，也是为封建主流社会所歧视的弱势群体。宝玉甘愿为他们死，可见他对“这些人”的尊重和心仪。

　　三、《红楼梦》里的“情”，还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广泛地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了人类必须体贴和善待自然万物的博大情怀。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他古典小说普遍忽略、惟独《红楼梦》相当关注的一个问题。它集中表现在宝、黛二人身上，通过他俩对包括落花、草木、小鸟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种种怜惜之情，表达了作者“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因而人类也应“有一痴情去体贴”的博大情怀。

　　宝玉和黛玉都把自然万物看作是有生命的对象，不仅细心体贴，并不时与之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小说第二十三回，宝玉在沁芳桥边桃花底下展开《会真记》，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树满地皆是。此时“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在宝玉看来，落花是有生命的，“恐怕脚步践踏了”，因而“撂在那水里”，因为水是干净的。但在黛玉看来，“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于是提出了“葬花”的想法：“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两个都怕把花糟蹋了，一个要“撂在水里”，一个要埋在土里，都表现了一种体贴和怜惜自然万物的“痴病”。

　　不仅如此，黛玉还一边葬花，一边吟唱着：“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完全赋予了落花飞鸟和人一样的情感与生命。而她紧接着提出的“而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问题，更把落花当作了唯一的知己，两人就生命问题坦诚交流，互诉衷肠，落花的命运和少女的命运融为了一体。

　　宝玉对自然万物的痴情更甚，“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和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第三十五回)在宝玉这样的“情痴”眼中，“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有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大随人之正气，千古不磨之物。……小题目比，就有杨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药，端正楼之相思树，王昭君冢上之草，岂不也有灵验。”(第七十七回)包括怡红院阶下的一株海棠花，无故死了半边，正应在晴雯夭死上。这篇袭人所谓的“痴话”，正是宝玉视天下之物皆有情的世界观的具体阐释。

　　所以在小说末回“情榜”中，宝玉被列名榜首，其评语为“情不情”。所谓“情不情”者，按照脂砚斋批语的解释，即“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甲戌本第八回批语)视草木有情，视天下万物有情，作为人类，都应“有一痴情去体贴”它们，这正是“情不情”的具体体现，也是曹雪芹通过他笔下的人物所表达的“情文化”的重要内涵。

　　这样，《红楼梦》里的“情”就完全逸出了“男女之情”的狭隘理解，而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这个“情”首先包含了男女间的相悦相爱之情，同时又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关爱之情，更涵盖了人对自然的体贴怜惜之情;它们共同构成了《红楼梦》“情本思想”的丰富内涵。

　　四、从汤显祖、冯梦龙到曹雪芹：《红楼梦》“情本思想”的渊源与发展。

　　《红楼梦》的“情本思想”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从根本上说，它是明代以来以汤显祖、冯梦龙为代表的“情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明代中叶以后，在社会风气的浸染和新思潮的激荡下，在文学领域内出现了大批以艳情、言情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文言小说中有各种艳情专题的小说总集，通俗小说中有大量专注于男女性描写的所谓“艳情小说”，其中多数都停留在“性”的层面，特别是后者，更表现了一种无处不有的“性思维”特点。在“性”充斥泛滥的同时，有两位作家的两部作品，集中表现了超越性爱之上的“情本思想”的特质，它们就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和冯梦龙的《情史》。前者表现的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牡丹亭题辞》)因此它虚构了一个因情而死、然后又死而复生的故事，以彰显它所要表达的上述主题。《情史》是一部按情归类的文言小说总集，虽属编集性质，但体现了编者的指导思想。冯梦龙在该书序言中讲：“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又在《情史·情灵类》总评中提出：“人，生死于情者也;情，不生死于人者也。”这就把“情”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把“情”作为一种独立于生命的、宇宙间的一个基本元素来看待了，其对“情”的看法和推崇又超过了汤显祖。

　　曹雪芹的《红楼梦》显然继承了汤显祖、冯梦龙的上述“情本思想”，不仅《红楼梦》里多次明确写到了《牡丹亭》，不仅曹雪芹原稿中《红楼梦》的末回“情榜”明显受到《情史》分类的启发，更重要的，是《红楼梦》在传统的佛教“色空”观念之中，引入了“情”为中介。以前我们批评过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的“色空”观念，这个观点缘于佛教的理论，即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实俞先生的概括和我们后来批评者的理解都是不完备的，因为“色空”观念不能代表《红楼梦》的全部观念。小说开头有四句话，叫“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在“色”与“空”之间，引入了“情”作为中介。“由色生情”，指由客观存在的世界万物而生出人类的感情;“传情入色”，指人类把自身的情感投射传递到客观万物中去。“由色生情”和“传情入色”，构成了人类生生不息的情感历程。所以确切地说，《红楼梦》表现的是“色——情——空”观念，其中“色”和“空”是人生的起点和归宿，“情”是人生漫长的经历和过程。对于人生来说，开始和结束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过程。《红楼梦》就以细腻的笔触，写了一群可爱的青年男女的情感历程，这个情感既包括我们通常说的男女相悦相爱之情，又包含了逸出“男女之情”狭隘理解的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关爱之情，还包含了人对自然的体贴怜惜之情，它和汤显祖、冯梦龙的“情本思想”相比，无疑更具有一种哲学的形而上意味，更具有现代的色彩和意义。

　　讲演者小传

　　孙逊

　　1944年生，江苏丹阳人。1965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委，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著有《红楼梦脂评初探》、《明清小说论稿》、《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等专著;目前关注域外汉文小说研究和都市文化研究，发表有《明代“玉堂春”故事在韩国的流传》、《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等论文。

　　《红楼梦》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呢?《红楼梦》主要的文化精神便是“情文化”，或者叫“情本思想”。这个“情”当然首先包含了我们通常讲的“男女之情”，否则《红楼梦》也不成其为《红楼梦》;但它又远远不止“男女之情”，而是包含了远为丰富和复杂的内涵。把《红楼梦》仅仅理解为爱情小说，把《红楼梦》的“情”仅仅理解为“男女之情”，不仅不符合小说实际，而且辜负了作者的一片苦心。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