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对生活的“记录”？-经典文学作品网

　　绪论：现代批评视野中的《红楼梦》

　　红学研究

　　绪论：现代批评视野中的《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是我们至今都难以企及的艺术典范，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摧操夺目的明珠。它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是我们中国人为世界文学艺术所作的杰出贡献。如果说英国有一个说不尽的莎士比亚，那么，中国就有一个说不尽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所谓“现代批评视野中的《红楼梦》”，是指在我个人对《红楼梦》这座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甚至至今都无人能够企及的高峰——的研究思路中，把它纳人到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纳人现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视野中，来仔细地审视它和观照它。

　　我之所以要把《红楼梦》放到现当代的文艺批评视野中，主要有两大原因。

　　的确，《红楼梦》是一部谜书，而且是罕见的谜书(比如，第七回“送宫花贾键戏熙凤”就未见“戏”;第六十二回“呆香菱情解石榴裙”亦未见“情”;至于第十三回秦可卿之死，那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它的作者之谜。今天，当我们提起《红楼梦》、提起《红楼梦》的作者的时候，都会说八十回《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的作者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后四十回是高鹗。但是当初，对作者及其身份的确认却没这么简单，其实现在也仍有争议。比如，当代最具权威性的已故的红学家高阳先生就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都是曹雪芹写的，根本不存在高鹗续补一说(在此著者补充一句：孙伟科《宝黛爱情悲剧的一次预演》，《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期称：20世纪初，胡适考证出后四十回是高鹗所作。高银程伟元说，他们从民间藏书家那里先搜求到二十余卷，后于鼓担上购得十余卷，前后可以接榫，对漶漫之处细加厘剔，截长补短，遂成现在的一百二十回本。但这一说法目前遭到美国学者、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周策纵先生的挑战。据周先生考证，高鹗从程伟元那里拿到书稿，可以进行从容写作的时间只有四个月，而要在这短短的四个月完成23.7万字的写作，又要照应前面的伏线，同时还要模仿曹雪芹的风格，使之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是不可思议的。这一点，也可以给高阳先生的观点作一个理论支持)。其实不独高阳先生有不同看法。据粗略统计，《红楼梦学刊》从创刊号起至第50辑止(即 1979年第 1辑到 1991年第4辑)，在关于后四十回的专题研究的27篇论文中，指《红楼梦》》为“高鹊伪续”的有14篇，占51.85%;对所谓“高鹊续书”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的有10篇，占37.04%;而认定后四十回为曹雪芹原著的仅有2篇，占11.11%。这说明对《红楼梦》作者的认定是有分歧的，但也不难看出，绝大多数红学研究者还是确认“曹著高续说”的。退一步讲，如果我们今天敢于确定地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那么，在“红学”界应该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胡适先生，另一个是鲁迅先生。因为是胡适先生在20世纪初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尽管在此之前已有不少人就明确地指出《红楼梦》为曹雪芹所作，但并不因此而降低胡适先生考证的历史价值。如二知道人就曾说：“囊阅曹雪芹先生《红楼梦》一书，心口问泊2日然，欲有所吐。……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雪芹之书，虚事传神也。”(嘉庆十七年刊《红楼梦说梦》);裕瑞也曾说过：“《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枣窗闲笔》];梦痴学人也曾说：“《红楼梦》一书，作自曹雪芹先生。”(光绪十三年〈1887〉管可寿斋刊《梦痴学梦》)。同时也考证出后四十回为高鹤所作，而鲁迅先生欣然接受了他的见解并把它写人《中国小说史略》里。对于这个结论，学术界普遍认同。但接下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既然作者是曹雪芹，那么，他是哪里人呢?(有说是辽阳的，有说是丰润的，还有的说是铁岭的)他的身世、生平又如何呢?他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部谜书、奇书呢?……这样，对于作者的研究就形成了红学领域中的“作者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考证。再如，它的诞生之谜。我们知道，任何一部艺术文本的诞生或说形成都有一个过程。《红楼梦》也不例外，只是有点特别。关于《红楼梦》的诞生，流传着这样一个非常悲凉凄婉的传说：约在乾隆十四五年即曹雪芹三十四五岁时，他曾在作为宗室教育机构的“右翼宗学”(清廷称清代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为宗室子弟设立的官学称宗学。宗学分左翼和右翼。时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爱新觉罗·敦敏、爱新觉罗·敦诚在右翼宗学就读)做过类似“管理员”之类的小职员。在那里，他结交了敦敏、敦诚二兄弟并成为至交。在这一时期，他开始了《红楼梦》的创作。乾隆十六年，曹雪芹搬到香山正白旗健锐营专心写作《红楼梦》。这里，有个叫鄂比的犯人，他被拨归镶白旗健锐营来住，与在此写书的曹雪芹结成莫逆之交。但曹雪芹此时景况特窘，常常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生活。在正白旗住了四年，曹的原配夫人去世了。乾隆二十年春天，一场大雨冲倒了他的房屋，鄂比帮他在镶黄旗营的碉楼下找了两间房子，此时他的生活更加穷困。可创作欲望却越来越旺盛。有时，跟朋友们一起饮酒谈论的时候，突然灵感袭来，他便不顾一切地离席回家，埋头写作;或有时在路上徘徊构想，对熟人、朋友视而不见，人称“疯子”。在镶黄旗营，他娶了第二位夫人，但新夫人不识字。乾隆二十六年中秋这一天，正当月圆人团圆的时候，新夫人生的儿子死了。曹雪芹晚年丧子，加之境遇坎坷，因而纵酒得病，于除夕那天也死了。曹雪芹死后，新夫人日夜啼哭。同院住的一位老太太见新夫人一筹莫展，就来帮忙。她对新夫人说：曹先生生前对你那么好，如今他死了，你也不给他烧个纸?于是，随手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整叠的纸，剪成纸钱给烧了。正月初一，鄂比给教敏、敦诚兄弟俩报了丧，替曹雪芹料理后事，葬在本旗义地地藏沟。送葬回来，鄂比看见路上有许多有字的纸钱，就捡了起来。一看，原来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原稿。回到曹家，又在曹家的抽屉里发现了前八十回的原稿和一百二十回的目录。鄂比十分惋惜，但无济于事，他曾想续写后四十回，苦于才力不济，数年未成，后来是他的继子高鹗为他完成了这一续书宏愿(在此著者加一句：按脂砚斋的说法，《红楼梦》是百回大文，曹雪芹基本完成了全文，并且脂砚斋还瞩目过全文，只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后三十回散失了)。这一传说究竟是真是假，现已无从查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曹雪芹生前，社会上就已经流传着各种版本如甲戌抄本、己卯本和庚辰本，以及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高鹦的程甲本，其间共30多年。在此，我讲这个传说的目的是要说明：曹雪芹不像别的作家那样是以一个完成了的完整的精神产品公示于众，而是以半部残卷留诸后世。这无疑给红学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和障碍;加之在流传和传抄的过程中，它难免发生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流变，这就使人对它的真伪难以辨别，同时也就更加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更不用说在封建专制文化统治极其严厉的历史时期，它曾三次横遭禁毁：一次是在乾隆、嘉庆年间，一次是在道光年间，一次是在同治、光绪年间。这样，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包括版本的真伪就成为红学领域中的“版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主要是考证、索隐。其他如主题之谜、人物之谜、情节之谜等。例如主题之谜，有人主张“寓言说”，有人主张“自传说”，有人主张“色空说”，有人主张“爱情说”，有人主张“排满说”，有人主张“明珠家事说”，有人主张“顺治与董鄂爱情说”，有人主张“哀叹人世间美好东西的被毁灭，探讨人生的意义”，毛泽东则主张“政治、历史说”(即认为它的主题是反映薛、王、贾、史这四大家族的兴衰史)，等等。20世纪90年代中科院高级工程师崔耀华在其《红楼探幽》中指出：《红楼梦》的核心不是梦也不是情，而是作家在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治世理论。书中人物是这些哲学思想的形象化描述。书中不存在男女爱情之说，当然也就不存在爱情上的进步与腐朽、叛逆与卫道之说。林黛玉是儒家思想的化身，薛宝级是老庄思想的化身，贾宝玉是法家和儒家的合成，所以，宝玉的一半是黛玉，另一半是宝民爱情和婚姻在《红楼梦》的研究中是一种可憎的理解，因为它根本上违背了作者的本来用意和宗旨，大观园则是曹雪芹一直向往建立的“世外仙园”。再如人物之谜。对于我们一般读者来说，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恐怕是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关于人物的命运和遭遇，曹雪芹在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铁饮仙醒曲演红楼梦”借贾宝玉梦游大虚幻境在“孽海情天”“薄命司”看到的《金陵十二级正册》、《金陵十二级副册》、《金陵十二级又副册》的册子中，就已经通过“判词”把一些重要的和主要的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巧妙地寓含了。但书中人物的命运和遭遇是否与“判词”一一对应或说吻合，由于曹雪芹给我们提供的是半部残卷，后人看不到《红楼梦》本来的或完整的面貌，所以人物的命运和遭遇的最终结局，也是红学家们研究的问题。这种研究或是评点，或是考证，或是索隐，或是探佚，或是文本研究，成就各异。

　　第二，在文学批评的层面上，我始终坚持对作品作深入细致的、较为科学准确的“文本研究”。在这一点上，我想引用美国新批评的理论观点(尽管它存在着理论上的一些不足)：美国新批评主张文学批评的对象应是文学文本。文学文本是文学研究的唯一依据，任何脱离文本的研究都有可能陷人“感受迷误”或“意图迷误”。这样就自然地带来了我对《红楼梦》研究上一些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批评方法的反思或说思考。比如，评点的方法。评点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一种传统的批评方法，有许多被我们称为文论家的人，就是以其对文本的评点而著称于世的，如金圣叹评点《水治传》、《西厢记》，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在《红楼梦》的研究中，评点的方法虽然确实功不可没(研究《红楼梦》有很多东西都要依托脂批，而且脂批对《红楼梦》)的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它是评点者在阅读和欣赏的过程中的有感而发，随意挥洒，点点滴滴，所以很难有一个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再说评点的质量又完全取决于评点者个人的欣赏水平以及个人好恶，它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就必然受到影响。再如考证、索隐的方法。所谓考证的方法，其实就是实证的方法，就是摈弃个人成见，抛开一切感情用事，在占有大量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对某一个或某些问题或某一论点等进行论证并得出正确的结论。毋庸置疑，考证的方法在《红楼梦》的研究中确实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作者研究和版本研究就主要是靠这种方法完成的。但这种方法弄不好有时也会出问题。假如考证者所采用的材料不可靠，或者明知有几分不可靠而又找不到更加可靠的材料，但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却不得不用这一材料，这样所得出来的结论就必然缺乏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科学性。至于索隐的方法，在《红楼梦》的研究中，它是指揭示《红楼梦》的“本事”，猜测其中隐含的所谓“真人真事”。这种方法虽然看起来很有意思，但往往会显得牵强附会。比如曾对《红楼梦》的作者提出质疑的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放认为k红楼梦》写的是一段悲惨的历史。这段历史是“康熙皇二子即太子的兴黜与蒙冤泣血宫禁的身世”。因为据他研究，书中的贾宝玉不是别人正是康熙皇二子即太子。他说，康熙次子生下来后母亲就死了，两岁时即御封太子，乳名“宝成”。这个叫宝成的“宝二爷”与《红楼梦》里乳名叫“宝玉”的宝二爷性情十分相近，都是“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随着年龄的增大，宝成十分渴望自由，同时也成了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和替罪羊。他两度兴废，罪名都是“纵情声色”与“不肖”。康熙皇帝多次气得同贾宝玉的父亲贾政一样涕泣发抖，恨不得“一发勒死，以绝将来之患”。张放认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写太子宝成叛逆的人生，而林黛玉(宁代语)则是写宝成囚禁后的生涯。否则，“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及“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岂非言过其实?对此，我不敢妄加评说。但我认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作家个人艰苦创造的精神产品，它虽然以社会生活为唯一的源泉，但又不等于生活，它是对生活的超越，它包含着作家对生活的审美评价。曹雪芹写《红楼梦》的确有非常深厚的生活底蕴，但绝不是对生活的“记录”。如果我们这样死板地去理解曹雪芹的创作用p是否太狭隘了呢?胡适先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明确地指出《红楼梦》是“创造的小说”，这一卓见至今都给我们深刻而绵长的启发。既然是“创造”，想象和虚构、变形和夸张就是必不可免的。更何况，即使是由历史逐渐演变过来的小说也绝不可能跟历史一样，《西游记》、《三国演义》跟历史一样吗?单说华伦为关羽刮骨疗毒就与历史不符，更不用说孙悟空是一个无父母无姓名无籍贯天生石长的“怪胎”了。所以，我认为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比较科学可靠的方法就是一切从文本出发。具体到《红楼梦》，就是把《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是分裂开来而是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有机的文本整体来看待。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高鹦或怎样评价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实事求是地说，前八十回也不是白壁无假，后四十回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它既然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里流行了两百多年，说明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否则，为什么那么多人企图“续红楼”、“补红楼”、“解红楼梦”、“圆红楼梦”，但都没有高鄂续补的好呢?连周汝昌老先生都不敢去续。可见，“续红楼”绝对是一项极难完成的美的创造工程。既然我们不能完成，高鹗替我们完成了，而且与前八十回一起流传了这么多年，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前八十四和后四十回看作是一个整体去研究呢?所以，我的观点是：把它们当作一个完整的文学文本来看待(这似乎是跟有的红学家唱反调了)。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把《红楼梦》纳人与世界接轨的现代批评视野中。

　　我们说，《红楼梦》这部鸿篇巨制所蕴涵的那种深鹗深邃悠远的、令人震撼的思想意义和挖掘不尽的艺术魅力，是开放的、流动的、无限的、历史的，是随着时代、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不同读者的参与会赋予它不同的蕴涵。正像接受美学创始人尧斯说的那样：“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所以，今天，在文学艺术愈来愈全球化的语境中，一切搞文学、搞创作、搞理论的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把《红楼梦》这部世界经典名著与世界文化背景相联系相融合，更何况《红楼梦》本身也给我们提供了这种现实依据及实现的可能性。

　　……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