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玉古今人孰似?

　　贾谊与林黛玉

　　红学研究

　　贾谊与林黛玉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林黛玉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女主人公，吸引了无数研究者的目光。她的永恒魅力促使人们对其一品再品，并将其与古代历史人物、小说人物等一再比较品评，以便更好的凸现林黛玉性格的复杂性。

　　清代红学家涂瀛在一篇题为《红楼梦问答》的文章中，就曾经用古人对林黛玉作出了比喻，他说：

　　“黛玉古今人孰似?”曰：“似贾长沙。”

　　这个比喻大胆而新奇，黛玉是一位柔弱任性的少女，却被比作了西汉的大文学家贾谊，实在令人惊奇。不过，仔细推敲一下，贾谊与林黛玉二人在某些方面又确有相似之处。

　　首先，贾黛二人皆是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贾谊是西汉洛阳人，他十八岁时便以能够诵读《诗》、《经》而闻名郡中，小小年纪便诵读了五经和诸子百家之书，成为当世罕见的奇才。于是二十余岁，便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因其能指陈时事、谈吐不凡，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曰：

　　“文帝召贾谊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贾谊可以说是历史上少见的才子和杰出的政论家。观其《过秦论》，文笔犀利，论理精深，语言奔放，气势磅礴，被鲁迅先生誉为“西汉鸿文”。他的《服鸟 鸟赋》也是情真意切，悲愤感人。

　　林黛玉也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才女。她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无不通晓，既懂庄子，又晓禅理，还读兵书，至于诗词曲赋，角本传奇等杂书，她更是爱读。因此，在“红楼诗人”中最负诗名。清代红学家涂瀛在《红楼梦论赞》中便称赞她道：“林黛玉人品才情，为《红楼梦》最。”不仅如此，林黛玉的诗魂还有一种清奇之气。在《红楼梦》的众才女中，只有林黛玉是被全方位诗化了的诗人。脂批的“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真真绝倒天下钗裙”的论断就强调了她的诗品和人品已近浑然一体了。时至今日，林黛玉诗中仍有许多名篇名句牵动着读者的心。如那首《葬花词》，在《红楼梦》中，它是一曲哀婉凄美的绝唱。全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辞意虽然浅近，但却是书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如果抽去《葬花词》，那麽不仅林黛玉的个人形象，就连《红楼梦》此书也定当减色不少。

　　其次，贾谊与林黛玉二人虽然身处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中，但是，此二人在心理和性格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贾黛的内心情感世界都是极为敏感、细腻的，再加上他们本身对个人身世遭遇及个人不幸命运的感怀，就造成了他们与自身所处环境的严重冲突，而这种冲突反过来又形成了对其自身的一种折磨。

　　贾谊这位才华出众却又敏感多愁的大文学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少年得志之后，终因其才华过人而遭人妒忌、中伤，不得已被迁任长沙王太傅。汉初的长沙，尚处于未经开发的蛮荒地带，朝廷上犯错误的官员常常被贬谪到这里。含冤遭贬的贾谊此时陷入了深深地怅惘之中。他心里实在想不明白，为何他的一片忠心，竟换得了如此凄凉的下场。迁谪途中路遇湘水，令他想起了楚大夫屈原，不胜感慨之下，便作赋吊念屈原，“以抑郁难遏之气，抒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哀”。

　　在长沙任王师期间，曾有一只服鸟 鸟飞到了他的住所，停在了他的椅子旁边，他就敏感的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回影响自己的健康，不得长寿-------《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中说：“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号鸟 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号 曰服 。贾生既已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副以自旷”。赋曰：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搏;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体; 潺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

　　这篇因服鸟 鸟偶落家中而作的《服鸟 鸟赋》，虽是偶然之作，却也抒发了作者长期压抑在胸中的抑郁不平的情绪。赋中作者甚至以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消极思想来自我排遣，可见贾谊的愁思与消沉。

　　几年后，贾谊又被派做梁怀王的太傅，期间又因怀王坠马而死，令他感到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而自悲自责，尽日啼哭，“哭泣年余而卒”。死时年仅三十余岁，可谓英年早逝。贾谊性格中的敏感、多愁由此可得证明。

　　林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则更加典型。“多愁”，是封建主义在黛玉精神上、感情上施加重压的结果;是因对宝玉执着的爱所生的疑虑而造成的结果。黑格尔说：“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1 所以黛玉对宝玉这种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能忘其所爱的矛盾与痛苦，经常使她反常与失衡“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尺幅鲛 肖劳惠赠，为君那得不伤悲!”“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善感”则是黛玉对客观环境种种动向的敏锐的清醒的真实感受。第七回中，周瑞家的替薛姨妈给贾府众姐妹送宫花，当送到黛玉处时，黛玉不是象宝玉那样拿来欣赏一番它的“新巧”手艺，而是首先发问，“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当她知道别人“都有了”的时候，便冷笑道：“我就知道麽!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呀”。再有一回，薛宝钗给她送了一点薛蟠带来的土产，林黛玉就“触目伤情”，想起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寄居亲戚家中——当紫鹃对她劝解，她反而“泪痕满面”。这些都直接写出了待遇的敏感。在感情问题上，她的“善感”也表露无遗。恩格斯针对爱情问题曾指出：“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在“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一回中，林黛玉来宝钗处，见宝玉已在那里，心中便有些不快。于是冷言刺语，奚落宝玉，讽嘲宝钗，借题发挥。连雪雁送来手炉，也被她指桑骂槐。诚如薛姨妈所说：“你是多心的有这些想头”。

　　再次，正是由于贾黛二人具有丰富的学识和对周围事物细腻、敏锐的洞察力，才使他们成为各自所处时代的先知。

　　“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一个给历史留下巨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文化素养上，往往不仅表现出对现有文化的精深把握和透彻理解，而且在思想上总是领先于同时代的许多人。他们总是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审视他们所处的时代。在历史的‘已然’之下看出潜隐着‘将然’矛盾和新的发展趋向，并由此提出超越于时代的观点、主张”。贾谊正是他所处时代的先知。智者见于未萌，愚者暗于战事。贾谊就是这样的智者。他在思想、政治上过于早熟，他的思想意识过于超前。当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正陶醉于“安且治”的升平气象时，贾谊却清醒地看到了已经存在的各种尖锐问题。但是，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尚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而他偏偏又以极度迫切的心情希望朝廷早日解决这些问题，若不能解决，便为此而焦虑，而悲伤，而痛哭流涕。他在《陈政事疏》中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他在痛哭，他在流涕，他在仰天长叹!这是加以发自内心的呐喊，是一个政治先知的预先警示，是出于一个青年政治思想家对国事的深切焦虑!

　　爱情，在林黛玉所处的时代，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严重叛乱。马克思曾经说过：“当旧制度本身还信仰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2 在这可悲的时代，黛玉表现出了顽强的抗争力与叛逆精神。她正是通过自身对爱情、自由的不泄追求毅然成为了这个悲剧时代的先知和觉醒了的叛逆者。

　　黛玉年幼时受父亲的宠爱，使她读书而不知礼。她不象宝钗那样受过严格的闺训，所以才形成了她那与封建礼教背道而驰的叛逆性格。封建礼教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黛玉却随时随地展示自己的诗才口才;封建礼教认为《西厢记》、《牡丹亭》皆是淫词滥调，而黛玉却说它是“词句警人，诗香满口”，竟在大庭广众之下随口吟出;封建礼教认为：青年男女应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而黛玉却用心上的血，眼中的泪去追求美好的爱情。恩格斯说：“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3 面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待遇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用生命和血泪给自己无望的爱情献上了一曲哀歌。

　　另外，黛玉还蔑视权贵，却尊重和亲近那些沦为努力的春节善良的女子。北静王之类的王公贵族，在她心目中不过是些“臭男人“。相反的，她对待象香菱那样毫无社会地位的丫头，却是极其的平易近人。这具有很高的思想意义。它冲破了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封建秩序，打破了主奴界限。这也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挑战。

　　正如以上所述，涂瀛把林黛玉比作贾谊是却有其合理之处的。但是，比喻终归是比喻，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并不一定确切、合适，就连作出此一比喻的涂瀛也曾经一再表白他仅仅是在作比喻而“不知其他”。换句话说，也就是加以和林黛玉身上还存在一些不同之处。而二人的所谓差异则主要表现为他们的思想来源不同。

　　贾谊早年所受教育的是以原始儒学为主要内容的，再加上适逢文帝初立，天下和洽的政治局面，儒家的入世精神便自然而然的融入了他的血液当中。因此，贾谊的思想来源是以儒家为主。心理学原理告诉我们，“个体不仅有生理的需要，而且还有安全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我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自我实现”欲望相对来说是最为强烈、迫切和持久的。原始儒家的根本命脉就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志在济世救民，为万世造太平。这种充满强烈救民、治世精神的人文主义落实到每个知识分子身上就表现为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正式在这种内在精神的驱动下，贾谊才特别表现出了积极入世的儒家进取心态。

　　林黛玉的思想来源则是道家思想。她的三首咏菊诗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红楼梦》中，待遇的三首咏菊诗中都出现了陶渊明的形象，第三首中还提出了庄生梦蝶的典故，值得仔细研究。自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传诵千古之后，人们见到菊花往往很自然的与他相联系。在《咏菊》一诗中，林黛玉在“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句之后，紧接着提到了陶渊明：“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又表达了她对陶渊明的仰慕。第二首《问菊》全诗简直是以菊写人，是一首对陶渊明风范人格的颂词。“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更是将自己定义为陶渊明的理解者。第三首《 菊梦》则最妙。在此诗中作者提到了庄周梦蝶的故事，并且说：“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意即：在梦中升仙，并非羡慕庄子那样变成蝴蝶;怀念旧情，还是愿意实现与陶渊明同隐的盟誓。梦幻与归隐都是道家的思想模式与生活模式。从黛玉诗中对陶渊明的赞许与尊崇来看，说她具有浓厚的到家思想就是确实无疑的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本质是现象的根据，本质决定现象，并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自己的存在;现象又总是从不同侧面表面表现事物的本质，它的存在和变化，归根到底是从属与本质的”。所以说，虽然林黛玉和贾谊在某写行为和性格特征中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究其思想根源却又具有天壤之别了。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再一次证明了，林黛玉作为一个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形象其内心世界是具有无与伦比的丰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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