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本质属性，是历史而不是小说?-经典文学作品网

　　《红楼解梦》的历史命运

　　红学研究

　　《红楼解梦》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红学研究专著。作者是四名退休干部。他们以“老有所为”的精神，20年如一日，潜心研究，孜孜不倦，已经完成了20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出版专著1至5集，另有3集待出。

　　1982年2月，作者霍国玲女士推出第一篇论文《曹雪芹生辰年月考》，同年10月23-29日，提交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该论文立即受到红学界的重视，其所考定的曹雪芹的生辰，被载入1988年出版的《红楼梦鉴赏辞典》中。在该辞典《曹雪芹传略》部份写道：“雪芹的生年既难论定，他的诞日，更是难题，研究者也提出九种异推，今亦采一说，暂系五月初三日(公元1715年6月4日)。”

　　1983年，霍国玲女士写出第二篇论文《反照“风月宝鉴”--试论<红楼梦>的主线》。1985年，作者霍纪平先生写出第三篇论文《双悬日月照乾坤》。1986年，该二文曾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印发。后刊登在《山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四期上。

　　1989年，《红楼解梦》初版发行，一次就印刷2万8千册。

　　1995年3月，《红楼解梦》(增订本)第一集出版发行，一次印刷3万册。

　　1996年5月，《红楼解梦》(增订本)第二集出版发行。

　　1997年5月，《红楼解梦》(增订本)第三集(上、下册)出版发行，一次印刷1万2千册。

　　1997年12月，《红楼圆明隐秘》出版发行，一次印刷1万册。

　　2002年1月，《红楼解梦》第四集(上、下册)出版发行，一次印刷6千册。

　　2003年1月，《红楼解梦》第五集(上、下册)出版发行，一次印刷6千册。

　　《红楼解梦》是一部论文集，即是由许多篇论文组成的著作，仅已出版的前5集共9册著作，共收入论文66篇。它的一些论文，从一问世便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关注。

　　《红楼解梦》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的理论体系，因而自成一派—“解梦派”。“解梦派”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的学派。他们是在继承“索隐派”和“考证派”研究成绩、扬弃其错误的基础上形成的。有人说他们属于“索隐派”，而他们自称是“分析、考证、推理索隐派”或“新索隐派”。

　　《红楼解梦》的主要观点是：

　　1、《红楼梦》不是一部纯粹的小说，或者说，不是一部本来意义上的小说。它是一部以小说的形式做掩护而隐写的历史。《红楼梦》的本质属性，是历史而不是小说。尽管如此，由于曹雪芹的艺术造诣高深奇绝，使其小说仍然能与古今世界文学名著相媲美。但小说中存在的许多“误谬”，仅用小说理论来解释，是解释不通的。《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它象一柄两面皆可照人的镜子，有正反两面。正面是小说，反面是历史。

　　2、《红楼梦》反面所隐历史，既是《红楼梦》一书的主线，也是作者写作《红楼梦》一书的真正目的。一是隐写一部历史。作者要为闺阁女子写传，主要是为竹香玉树碑立传。同时为自己写传。并隐写了曹雪芹与竹香玉合谋害死雍正的全过程。二是借此痛骂雍正，大骂清廷，揭露其腐败，预示清王朝日益没落的前景。三是指奸责佞，贬恶诛邪。

　　一、《红楼解梦》的主要贡献

　　《红楼解梦》由于思想观点全新，研究方法独特，在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之中影响较大。有些读者说，“《红楼梦》是一部奇书，《红楼解梦》同样也是一部奇书。”它闯入了“禁区”，摘取了累累硕果。《红楼解梦》是对《红楼梦》研究的“全面突破”，“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的新的里程碑”。其主要贡献是：对长期以来红学界各学派内部的大量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问题，都给予了一一破解，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论证和解释。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在《红楼梦》版本、结构和写作方法、时代背景和思想倾向性、主题、纪年、人物、语言、诗词、宁国府、荣国府和大观园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2、对曹雪芹研究的贡献。对曹雪芹生辰、卒年与葬地、祖籍、父亲与家世、母亲、故居、曹雪芹与批书人的关系等方面有重大贡献。

　　3、对中国古典文学特殊性研究的贡献。(1)中国古典文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2)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分重视“史”的国家，先有“史”而后有“文”，“文史不分”或“文史合一”，把“艺术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不宜将西方文学理论套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3)《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顶峰，它既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文”和“史”彻底分流的反映，又是“文”和“史”奇妙的合而为一的体现。(4)应当建立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体系。

　　4、对清史研究的贡献。(1)揭开了雍正暴亡之谜。(2)考证出雍正暴亡时身边有两位皇后，其中一人为竹香玉。(3)揭开了乾隆篡位之谜。(4)竹香玉皇后的档案和曹雪芹家族的档案从清宫秘档中被删削掉乃乾隆所为。(5)乾隆是阉割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的罪魁。(6)乾隆曾两次大搞“文字狱”，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7)考证出保存于故宫博物院的《香玉皇后行乐图》和《香玉皇贵妃采花图》。(8)考证出弘瞻是竹香玉的儿子，并非刘嫔妃所生。

　　5、对红学史研究的贡献。(1)第一次提出“正确认识索隐派”的问题，认为“索隐”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之一，并充分肯定了索隐派产生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了索隐派错误的方法论。(2)正确评价了考证派自传说的功过。其功是：立足于资料的占有及分析，发掘、整理、分析了大量有关曹家的史料，理出了曹家与清宫的关系，为后来者突破《红楼梦》研究打下了基础。他们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过是：将考证出的史料记载与《红楼梦》两相对照，简单比附，得出“《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的错误结论。(3)分析了评论派的研究特点：就小说论小说，否认小说中有真人真事，否定小说的自传性质;着重分析了小说人物及小说本身所固有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把正面小说分析得详尽周到、细密深刻，并强调了小说正面之寓。(4)分析了历史上红学各派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排斥、不可调和的，即考证派自传说批倒了索隐派，评论派批倒了考证派自传说和索隐派。(5)分析了“解梦派”与红学各派之间的同异，论证了“解梦派”的包容性、集大成性和发展道路的宽广性。

　　二、两次“解梦热”

　　1.《解梦》一问世，很快形成“热点”

　　(1)、《红楼解梦》1989年初版，红学家胡文彬先生为之作“序”，他“觉得颇有新意，那立论的角度就不同于一般，考证的细密也出人意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胡文彬先生在《序》中说，《红楼解梦》是一部红学“研究专著”。还说：该书作者“这种献身于学术、对事业执着地追求精神是多么可贵而令人敬佩啊!”他的看法，基本代表了当时红学界对该书的评价。

　　(3)、1990年，在《红楼梦学刊》第四辑上，徐恭时先生著文《秦淮梦幻几经春》，呼吁于1995年6月4日“举行曹雪芹诞生280周年的纪念佳辰，为一代文豪抒敬仰之情。”而这一天正是霍国玲女士论证出来的。

　　(4)、“解梦”学说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正面小说去探查其背后的历史。这种研究方法吸引了一些红学工作者也走上这条研究之路。为了探究曹雪芹生辰，这些人在走上“解梦”之路后，写出了如下文章：周文康《<红楼梦>后四十回非后人续作的内证及其作者生年月日考辨》、刘成贵、严宽《曹雪芹生辰考――与郭浩先生商榷》、杜景华《<红楼梦>的叙事流年及其隐寓探考》和《<红楼梦>人物生辰补谈》、李关庭《从贾宝玉艺术形象探讨曹雪芹生辰》、李葆真《曹雪芹生年月日可从<红楼梦>中探寻》等文。此外，有些人为了探讨贾宝玉的生日，也采用了此法，如王靖《贾宝玉生辰考――“五月初三”说质疑》。

　　(5)、《山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四期在刊出“解梦”文章后加的“编者按”说，两篇“关于《红楼梦》新解的文章，是我校外语系1976年毕业生霍纪平与其姐霍国玲十余年潜心研究《红楼梦》的成果之一。他们从小说本身和脂批出发，对《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关系作了全新的解释，在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学研讨会”上曾引起人们的注意。北京《桥》杂志今年第一期对他们的研究情况做了介绍。”之后，对于这两篇文章，连同“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汇编的《红楼梦研究》(季刊J21 1987.4)不仅全文转载，而且把霍国玲文列为全刊的第一篇，可见其重视程度。

　　(6)、国内有些报刊介绍“解梦”观点：

　　《桥》杂志1987年第一期刊出王洁、殷罡的文章《红学研究异军突起，<红楼梦>之谜又有新解》。与此文同时刊出的还有霍国玲、霍纪平的《关于<红楼解梦>》一文。

　　《中外妇女》1987年第七期刊出南北的《姐弟俩和他们的<红楼解梦>》一文。从第九至十一期以《大观园中的女性》为总题，发表霍国玲、霍纪平的共8篇短文。第九期有一段编者的按语：“本刊七月号向您介绍了《红楼解梦》的作者霍国玲、霍纪平姐弟，引起读者关注。应大家要求，从本期起，我们请霍氏姐弟连续著文，结合《红楼梦》这部巨著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及曹雪芹所运用的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写作手法，解开大观园中众位女性命运之谜。可了解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的特殊而隐曲的笔法，您更会深切地感到《红楼梦》这部巨著悲剧的魅力。”

　　《人民政协报》1989年2月28日刊出方正的《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介绍独辟蹊径的<红楼解梦>》一文。

　　《北京图书信息报》1989年6月28日刊出刘尚勇的《千古奇书，另有新解，推荐<红楼解梦>》一文。

　　《中国青年报》1990年1月刊出郭平的《引人瞩目的“红学”成果--介绍霍国玲、霍纪平的<红楼解梦>》。

　　《中国电机报》1990年1月30日在《<红楼解梦>学术座谈会在京召开》的报道中写道：“……与会专家学者对两位业余作者献身学术，勇于探索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2月5日刊出周汝昌《从鲁迅论<红楼梦>谈起》文中写道：“……得知其研究经过，克服了种种困难阻力，精神毅力俱可佩服。惨淡经营，数载之功，实非易易。此书之问世，对推动学术发展，交流切磋，定然有益”。

　　《中国青年报》1990年2月“文学与青年”版刊出《引人瞩目的“红学”成果――介绍霍国玲、霍纪平的<红楼解梦>》一文中写道:“……《红楼解梦》以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对《红楼梦》一书做出了新的解释。”

　　《新闻出版报》1990年2月7日在“加强出版界与学术界的联系，燕山出版社为《红楼解梦》召开座谈会”报道中写道：“这次活动不仅促进了学术交流，而且也加强了出版社与作者、读者的联系，使这部《红楼解梦》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文汇报》1990年3月4日第4版写道：“……今年元月出版的红学研究专著《红楼解梦》提出大观园是隐写的圆明园。”

　　香港《文汇报》1990年6月以后用了约半年时间连载《红楼解梦》。

　　总之，《红楼解梦》自一问世，便在海内外引起关注，舆论界给予了普遍的赞扬和好评，形成了第一个“热点”。

　　2、《红楼解梦》(增订本)出版后逐渐形成“解梦热”

　　(1)、《红楼解梦》(增订本)第一集于1995年3月问世。“增订本”出版后，因其内容更加丰富，理论开始走向成熟，读者当然会更加感兴趣。于是，在一些报刊上，开始出现介绍《红楼解梦》的文章。

　　《北京青年报》1995年12月4日第三版刊出张晖的《曹雪芹塑像新作面世》。

　　《视点》1996年第一、二期合刊，登载刘丽荣的《曹雪芹谋杀了雍正皇帝?――北京奇女子著<红楼解梦>试解红楼百年谜案》。该文附有四张图片。

　　香港《明报》1996年2月1日摘登了刘丽荣的文章，题为《<红楼解梦>语惊人，曹雪芹当年杀雍正》，并附有四幅图片。

　　《中国新闻社》1996年3月21日对刘丽荣的文章给予了报道(载于《中国新闻》1996年3月22日，第13827期)。3月22日见于报端的计有：香港《文汇报》、澳门《大众报》、《正报》、美国《侨报》、新加坡《星岛日报》等。香港《文汇报》的标题是《奇女子奇解<红楼梦>》,《侨报》的标题是《曹雪芹与情人合谋杀了雍正皇帝?北京一位奇女子奇解<红楼梦>，惊世骇俗传奇，红学界坚不作评》。此后，该消息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国内报纸刊出的有：《长江日报》(1996年4月26日，标题为《北京奇女子奇解<红楼梦>》，由赵守禄摘自《4月1日《华商时报》》;《扬子晚报》(3月23、24日);《文摘周报》(4月8日)等。

　　(2)、与此同时，许多高等院校都邀请《解梦》主要作者霍国玲去作学术报告。这些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电力大学等十几所。霍国玲的学术报告早在《红楼解梦》第一版出版后就进行过，如1991年第一次在中国人民大学作报告，听众达上千人。

　　由上可知，在《红楼解梦》(增订本)出版后，逐渐形成了“解梦热”。其结果，是人们对《红楼梦》的进一步钻研与思考，采取的方式则是将《红楼梦》小说与《红楼解梦》“研究专著”“两相对照的阅读方式”。

　　三.三次“围剿”和一次“封杀”

　　作为一种理论观点，在红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兴起一种“热”现象，或是产生某种争议，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甚至受到某种程度的“围剿”和“封杀”，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它从正反两个方面突显出了这个理论的非同一般的重要价值。《红楼解梦》在经历了两次“热”现象以后，也曾经历了三次“围剿”和一次“封杀”。它依然没有逃出历史上所有真理所曾遭遇到的命运，没有超越其他真理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没有冲破所谓“普朗克原理”的法则。1995年、1996年、1997年，随着《红楼解梦》(增订本)第一至三集的出版发行，也遭遇了三次“围剿”，甚至是“封杀”!

　　1、红学界借谈“热点”对《解梦》进行造谣中伤

　　1995年3月《红楼解梦》(增订本)第一集出版，同年年底，在武汉近郊的汉川县召开了一次当代红学研究会。1996年2月21日《文汇报》第一版刊出《“红学”之路怎么走?》的报道，针对“解梦”的观点，该文最后写道：“《红楼梦》不是史书、经书，不是等待破译的密码，红学应着眼于小说的艺术魅力的研究。”这是汉川会议上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130位专家学者就今后红学研究重心达成的共识。

　　1996年3月1日，《北京青年报》刊出记者张向红和该版面负责人张维国的文章《红楼梦不是密电码》，大骂《红楼解梦》。这篇文章的副标题为：“曹雪芹谋杀雍正帝――《红楼解梦》“立异标新”;“人心浮躁的学术反映”――众红学家称“走火入魔”。“《红楼梦》不是谜语，也不是等待破译的密电码。”“《红楼解梦》是社会转型时期人心浮躁在学术上的反映。”“红学界对‘炒’红学颇为不满，敦请一些人不要再推波助澜。”受此影响，许多报章杂志都刊出了攻击“解梦”的杂文和漫画。

　　1996年1月30日至2月3日在哈尔滨举行的海峡两岸红学研讨会上，红学界主要领导首次提出红学的五个“热点”问题。

　　1996年10月9日《中国文化报》第三版刊出红学会秘书长杜景华的《当前红学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共谈了五个“热点”，与上次五点相同。其中第四点为：“1995年-1996年间霍国玲姐弟出版了《红楼解梦》一书，对《红楼梦》的许多文字和情节进行了索隐，提出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招致了众多红学家的批评。”

　　1997年4月《文艺报》“副刊”刊出《90年代“红学”八大热点》，其中“热点”之六为“曹雪芹‘谋杀雍正’的《红楼解梦》”。

　　1998年第一期《红楼》杂志刊出田荣访问红学家胡文彬先生后写出的采访文章，题为《近年来<红楼梦>研究“热点”评议》。当问道“请谈谈《红楼解梦》”，胡文彬先生答道：“《红楼解梦》是霍国玲、霍纪平姐弟合著的，发行量很大。霍家姐弟参考《红楼梦》及已有的红学考证成果并借助于脂批，做出了分析推论，认为《红楼梦》写了曹天祐(曹雪芹)与表妹竺香玉(林黛玉原型)的合离欢悲。竺香玉被迫入宫为雍正(胤)妃。曹与竺，合伙毒死了雍正。显见，纯属子虚乌有。对这本书，媒介给予很高的评价。如说200年来，只有他霍某人与戚蓼生读懂了《红楼梦》;又借北京学生之口，说霍是当代最“××”的红学家，这种言论，不实事求是，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

　　《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2辑刊出周思源的《九十年代“红学”八大热点》一文。该文与1997年4月《文艺报》“副刊”连载的《90年代“红学”八大热点》之文，题目与内容均相同，但并未作任何注明。一文两刊，在于原文中有这样的话：

　　“最近几年和《红楼梦》有关的畅销书是什么?是霍国玲三姐弟合著的《红楼解梦》。1989年燕山出版社一次便印行两万八千册。……人们普遍将其看作侠文学作品，不是研究《红楼梦》的学术著作，所以没人去争议。1995年中国文学出版社两次共印增订本第一集三万三千册，一些新闻媒体争相介绍，有的称该书‘为红学研究的一次全面突破。’霍国玲到几个大学演讲并签名售书，电视台也做了报道。霍国玲表示：‘二百年来，只有戚蓼生和我真正读懂了《红楼梦》。’……为此，北京青年报采访了几位红学家，1996年3月1日在头版以《<红楼梦>不是密电码》为题详细报道了他们的批评.接着一些红学家在《红楼梦学刊》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处以论文和直播形式，指出《红楼解梦》有许多常识性错误。比如《红楼解梦》全书立论的基础是曹雪芹有意识地将《红楼梦》写成一部历史，因为“野史”就是历史。……小说反映了某些历史和以小说隐写历史是两回事。这类错误在《红楼解梦》中比比皆是，而且多处自相矛盾。”

　　自1996年初红学界主要领导人在内部谈了九十年代红学“热点”之后，1996、1997、1998、1999年每年都必有人谈“热点”。若没有人谈，便炒炒“冷饭”，将以前登过的文章再刊登一次。这种奇怪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2、大谈“热点”的真正用意：

　　(1)、借谈“热点”，中伤、攻击《解梦》，欺骗读者。

　　1992年至1994年，曾大肆炒作的通县假“墓石”的问题，他们认为不是“热点”。克非的《红楼雾障--玩味脂砚斋》，先在杂志上连载，后于1997年3月出版单行本，四川省文联甚至为此召开座谈会，并拍制电视片全国放映。支持的、反对的文章都有，他们认为不是“热点”。而没有几个人知道的赵国栋于1990年发表的《红楼梦作者新考》却列为“热点”之一。这说明不论作者还是编者，对“热点”认识的主观随意性是很强的。

　　他们所谈的“热点”内容，尤其是涉及到《红楼解梦》的内容，有些是歪曲事实，甚至胡编乱造，以便欺骗不明真相的读者。

　　(2)、借谈“热点”歪曲《红楼解梦》。

　　周思源先生谈到《红楼解梦》第一版(1989年)时说：“人们普遍将其看作侠文学作品，不是研究《红楼梦》的学术著作，所以红学界没人去争论。”周先生把《红楼解梦》的“红学专著”的性质歪曲为“侠文学”、“不是学术著作”。

　　有记者在报道中使用了“只有戚蓼生和我(指霍国玲)真正读懂了《红楼梦》”这样的话。于是便借机向作者发难，为围剿《解梦》寻找借口。

　　胡文彬先生说：“对这本书(指《红楼解梦》)，媒介给予很高的评价。如说200年来，只有他霍某人与戚蓼生读懂了《红楼梦》。……这种言论，不实事求是，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

　　周思源先生说：“霍国玲表示：‘二百年来，只有戚蓼生和我真正读懂了《红楼梦》。’……为此，北京青年报采访了几位红学家，1996年3月1日在头版以《<红楼梦>不是密电码》为题详细报道了他们的批评.”

　　周思源先生在《沙滩上的大厦――评<红楼解梦>》中写道：“霍国玲女士自称：二百年来，只有戚蓼生和我真正读懂了《红楼梦》。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位红学界人写文章正式批驳我。我相信自己是驳不倒的。”

　　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已成为“围剿”者投向《红楼解梦》作者的重磅炸弹，从而败坏了《解梦》作者的名誉。

　　(3)、自己编造“立论”，却贴《解梦》标签。

　　《红楼解梦》第三集《前言》中概括了《红楼解梦》的立论基础：“……《反照‘风月宝鉴’--试论<红楼梦>的主线》一文，便是《红楼解梦》的立论基础。”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红楼梦》一书犹如正反皆可照人的‘风月宝鉴’，它既有正面，又有背面。正面是空虚幻设的假话，而背面却隐写着真实的历史。读者可以遵循脂砚斋批语的指点，透过小说和诗词，去探寻隐藏在书中的历史。”

　　周思源先生在《再评<红楼解梦>的分身法》一文中曾说：“这个‘分身法’就是《解梦》者最主要、最基本的‘解’法，是其全部立论的基础，此法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解梦》主要结论能否成立，它简直就是《解梦》的命根子。”

　　然而，周先生在《九十年代“红学”八大热点》一文中，谈到《红楼解梦》的“立论的基础”时，竟又变了，不再提“分身法”，却说：“《红楼解梦》全书立论的基础是曹雪芹有意识地将《红楼梦》写成一部历史，因为“野史”就是历史。”周思源先生在为《红楼解梦》编造了“‘野史’就是历史”这样一个“全书立论的基础”后，就在“野史”不是历史这个问题上，大作起了文章来，最后写道：“小说反映了某些历史和以小说隐写历史是两回事。这类错误在《红楼解梦》中比比皆是，而且多处自相矛盾。……”

　　周思源先生便是用这样一个与《解梦》毫不相干的所谓“立论基础”强加给《解梦》，之后大加挞伐，以便达到全盘否定《解梦》的目的!

　　3、以《红楼梦学刊》为主要阵地的“围剿”。

　　《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二辑，红学会秘书长杜景华先生在《新世纪红学》一文中，在对《红楼解梦》进行断章取义，并做了令人吃惊的歪曲后，写出如下的话：“霍国玲姐弟的《红楼解梦》属于新索隐派。……(新索隐派)从创作的角度讲是严重的歪曲，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则是十分滑稽的。治学方法不科学，治学态度则非常不严肃。《红楼解梦》无论从创作意义及学术意义来讲，都是很糟糕的。把创作引向歧途，将学术研究搞的概念含混，在学术界制造了很大的混乱。”

　　4、2003年以后对《红楼解梦》的“大封杀”。

　　2003年1月《红楼解梦》第五集出版以后，随即遭到了来自权力方面的“大封杀”：(1)封存所有新华书店中的已出版的前五集《红楼解梦》，禁止销售!理由是该书不受读者欢迎，属于滞销书。(2)授意所有出版社不许出版《红楼解梦》之类的书!致使《红楼解梦》第六——八集的正常出版受到严重影响。(3)长期以来，红学会不接纳“解梦”作者为自己的会员，《红楼梦学刊》及其他红学刊物不刊登“解梦”作者的文章。批评“解梦”的文章一登再登，而“解梦”的答辩文章却一篇也不予刊登。红学界对待“解梦”的态度是不理采，不做评。

　　有关方面的上述做法，严重侵犯了《宪法》赋予“解梦”作者的出版自由的基本权利，严重违反了党的“双百”方针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严重破坏了红学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严重阻碍了红学事业健康发展的脚步!

　　学术研究是一项崇高的追求真理的伟大事业!学术事业是在不断的“争鸣”过程中健康发展的!学术界应当创造一个宽松、和谐、民主、活泼的学术环境，营造一种轻松、健康的学术氛围，以正常的讨论、辩论、批评和反批评，代替漫骂、造谣、中伤、“围剿”和“封杀”。学术研究只有在不断地否定了过去错误的认识，而以正确的观念所代替，才会得到不断地发展。若是谬误，理当被否定!正确，想否也否不掉!真理犹如真金。“真金不怕火炼!”，当谬误被剔除后，剩余的则是真理――这种真理将会更加光彩夺目!

　　四、 “解梦”之路越走越宽

　　《红楼解梦》从出版发行到现在已有15个年头了。随着“解梦”理论的不断完善和经受长期检验，日益显露出它的学说的系统性和客观的真理性，并日益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接受和认同，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正是在“解梦”理论的巨大影响和启发下，红学大师们的认识也开始不断转化和深化，一些人已经开始走上了“解梦”之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解梦之路”，一个新的“解梦”热潮必将很快到来。红学大师们在完成了对《红楼梦》正面小说的评论任务以后，立即转向对《红楼梦》反面历史的研究，与“解梦”作者一起，共同完成破解红楼之谜的历史任务。这是大事所趋，历史之必然，时代之潮流。这也是真理的魅力，任谁也无法阻拦!

　　1、《红楼解梦》1989年初版后的情况

　　《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一辑发表朱淡文的《林黛玉形象探源》一文，该文说“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生活原型本是一人，这有脂批可证”。其“生活原型是谁--我们大致可以肯定她是作者少年时代的恋人”。“由于某种原因(如家庭干涉、选为秀女入宫或因曹家衰败而离散等)而未结合，此女后来被某显贵所占有”。——此观点与“解梦”基本相同。

　　《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一辑发表仇曾升的《曲径方通若耶溪--林黛玉原型谈》一文，探讨出林黛玉的原型名叫红玉或香玉。该文的结论是：“综知：警幻、仙姬、秦可卿、香菱、小戏子、晴雯、小红……均分担黛玉原型不同阶段的不同身份。即其幼年曾被拐买，曾为戏子、丫头，后来成为帝妃，曾是曹雪芹的恋人。”——这简直是“解梦”的翻版。

　　2、《红楼解梦》1995年(增订本)出版后的情况

　　《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四辑发表红学会会长冯其庸的《读红三要--胥惠民‘和青年朋友谈〈红楼梦〉序’》一文，谈到“焦大醉骂隐写着曹家祖上早期关外的历史和刚入关时的历史”。这一点在1997年出版的《红楼解梦》第三集(下)第437页已有论述。冯先生的论述实质上是将“解梦”的观点具体化了。

　　《红楼解梦》论证出曹雪芹的生辰(写于1982年)，并领悟出《红楼梦》的自传性真实如铁，不容怀疑。之后，有数名学者沿着此路对曹雪芹的生日进行了论证。他们是周文康、刘成贵、严宽、杜景华、李关庭、李葆真等。虽然他们论证的结果各不相同，但是他们走的都是 “解梦”之路。

　　3、 2004年底至2005年初，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播出“红楼六家谈”，六位红学家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专家们的演讲有了新的突破，对《红楼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1)、突破了1996年130位专家学者的“共识”，承认《红楼梦》中“有谜”，“有隐秘”。

　　胡德平先生在“曹雪芹的创作思想”的演讲中，讲到曹雪芹对大观园的描写，综合了皇家园林的特点，是按照“三山五园”的景色来描写的。一个国公之家的园林具有皇家园林的特点，确实令人费解。

　　刘心武先生在“秦可卿揭秘”的演讲中，说“秦可卿是一个神秘人物”，“其身世让人生疑、纳闷、有玄机”;“秦氏的居室装饰、日常用品、死后所用棺木竟是帝王家的东西，让人惊心动魄，这与她的身份有矛盾。”;并指出秦氏的身份中“有暗示”。

　　周思源先生在“莫名其妙赵姨娘”的演讲中，认为曹雪芹在塑造赵姨娘这个坏女人时违背了常规和常理。按照宁荣二府选择妻妾的“模样好、品行好”两个标准，贾政的妾赵姨娘绝对不应是这个样子，与其身份地位不相符合，让人莫名其妙。

　　蔡义江先生在“大观园里论诗才”的演讲中，说到《螃蟹咏》“讽刺世人太毒了”，表示不可理解。

　　王蒙先生在这之前也曾做客“百家讲坛”。他说，“刘老老正在讲茗玉的故事，突然有人喊‘走水了’。每次看到这里，都使我毛骨悚然。”认为其中必有“玄机”。

　　在“红楼六家谈”节目的旁白中也贯穿了一条主线，即《红楼梦》中有许多解不开的谜，象迷雾，如梦幻，让人不可思义。

　　(2)、一些红学家开始走上“解梦之路”。

　　“百家讲坛”介绍说，刘心武先生研究秦可卿这个小说人物已有十年，并已形成了自己的“秦学”。刘先生已经深入到了作品的反面，开始探索反面之所隐。他说，秦可卿的真实身份是皇家人，即康熙帝的太子允乃之女、弘皙之妹。《红楼梦》中的人物、事件均有历史上的生活原型，如：“荣禧堂”的匾额来自康熙帝为曹寅题的“萱瑞堂”，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来自太子允乃的诗“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并考证出，曹寅与太子允乃关系密切;曹寅的女儿、雪芹的姑姑是平郡王纳尔苏的嫡福晋，纳尔苏的儿子福彭是雪芹的表兄，福彭曾为《乾隆诗集》作序……。乾隆4年，弘皙因犯“结党营私”的逆谋之罪被查办，曹家受到牵连。还说乾隆删削了两家的历史档案。这与《红楼解梦》的观点已经很接近了。

　　周思源先生在讲完“赵姨娘的莫名其妙”以后总结说，据我推测，曹雪芹之所以把赵姨娘写成一个坏女人，是因为曹雪芹少年时期曾受到过一个象赵姨娘那样的坏女人的严重伤害。周先生若再进一步研究，就很接近“解梦”的观点了。《红楼解梦》认为，赵姨娘身上隐写着曹雪芹的婶娘。

　　2005年5月2日星期一于新疆伊宁市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