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酷喜读书”，贾政读的是什么书?-经典文学作品网

　　《红楼梦》的历史世界二---思想环境

　　红学研究

　　贾政，字存周，任工部员外郎。在中国历史上，是查不出这样一个人务物的，然而，在《红楼梦》中，贾政，实实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类人物的代表，成为了“正人君子”的典型。

　　这位“正人君子”，在《红楼梦》第三回中就办了一件“大事”。

　　“……雨村先整了衣冠，带了小童，拿着宗侄的名帖，至荣府门前投了。彼时贾政已看了妹丈之书，即忙请入相会。见雨村相貌伟，言谈不俗，且这贾政最喜欢读书人，礼贤下士，拯溺济危，大有祖风，况又系妹丈致意，因此优待雨村，更又不同，变竭力内中协助。题奏之日，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便谋补了此缺，拜辞了贾政，择日到任去了……”。

　　好一个“礼贤下士，拯救济危”，实际上是官场上的碍于关系“内中协助”，以便拉派结党。

　　这位贾政先生的根底，倒是让冷子兴摸了个透。“……贾政,自幼酷喜读书，……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临终时遗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遂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令其入部习学，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

　　原来这位文不能赋，武不可功的贾政先生是依赖父亲的本子弟走上仕途的。

　　“自幼酷喜读书”，贾政读的是什么书?第九回中，宝玉入塾，贾政过问“……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并指示“……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被《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看来，当年贾政苦读的也是文“《四书》”一类。为什么?

　　因为这是从“科举”走向仕途的必须。《四书》指的是朱熹注的《四书集注》。而当时的科举考试，也只考《四书》《五经》这九部书。它们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向官场出发的资本。朝野只准遵守，不准怀疑。士子们以它为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清廷推行儒家思想，而没有弄清儒学与理学之分野，一种教本式的、僵死的思想，对于封建文化专制的实行和封建社会秩序稳定有必要有利的。而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后期，成为了对历史发展起消极作用对社会发展的惰力。

　　《红楼梦》中，宝玉最为头疼的就是听到“老爷唤他”问读书的事。宝玉称那些士子们为“国赋、禄蠢”。

　　《红楼梦》中有许多有关佛、道的描写，甚至书名亦被称为“ 情僧录”。

　　于是《红楼梦》中，存不存在“色空思想”，则称为争论的一个焦点。

　　而实际上，弄通中国十八世纪那一段社会塑像文化的整体背景和对作者、对《红楼梦》的影响，则是把握《红楼梦》创作意旨和思想构成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一环。

　　在那个时代，清廷政府在调整满汉一体的政策下，大力提倡后儒学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已看出了腐朽的理学思想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到.于是往往借助禅学道学，对理学从侧面进行抨击.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记有这样一则故事：

　　肃宁有塾师，讲程朱之学.一日游僧乞食塾外，木鱼琅琅，自辰逮午不肯息.塾师厌之.自出叱使去.且曰：尔本异端，愚民或受尔或目.此地皆圣贤之徒.尔何必作妄想?僧作礼曰：佛之流而而募衣食，犹儒之流而求富贵也，同一失其本来，先生何必定相苦?塾师怒，自击以夏楚.僧振衣而起曰：大恶作剧.遗布囊于地而去.意必复来，暮竟不能.扪之.所贮皆散钱.诸弟子欲探取.塾师曰：诶其久而不来，再为计.然须数明，庶不争.甫启囊，则群蜂坌涌，蜇师弟面目尽肿.号呼扑救，邻里咸惊问，僧忽排闭入曰：圣贤乃谋匿人财耶?提囊径行，临出，合掌向塾师曰：异端偶触忤圣坚，幸见恕.观者灿然.

　　这个小故事虽短，但鲜活的勾画出了，叱责僧人佛教是异端邪说的，奉程朱之学为圣贤的师，士子们的贪婪，丑恶之心态，

　　那么这个理学是什么，又是如何渊源发展的呢，到了中国的18世纪，它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理学，指程颢，程颐所创立的学派，他们认为"理"是不以人民意志转移，不受时空限制，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体.对自然界来说，则“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河南程氏文集》卷九);对人类社会来说，则“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河南程氏文集》卷五)，可见，这个"理"不但被认为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而且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这样一个学派，出现在了北宋时期.而唐代焊愈所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和儒佛道三家的长期融合，为理学的产生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二程吸收佛，道融合三家，从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各个方面，贴出了"天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用这个体系，来解释人类社会，其必然的结果，只能是"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于是，伦理纲常就成为神圣不可改变的"恢恢天理".二程初步完成了宋代统治所需哲学思想的历史任务，儒僧道三家思想的融合，是理学的思想渊源，理学是被一种被改造了的新儒学，或者说是宗教化了的新儒学。

　　理学的产生，把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了一个高峰，理学家顺着儒、释、道三教归一的趋势，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融合佛道教的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理论和佛教的思辩哲学，改头换面，来弥补儒家哲学学说的没有严密体系的缺陷，建立成了一个比较精致，圆滑的哲学体系。

　　朱熹有鉴于韩愈等排佛的教训，认为其失是未能做到从“本然之全体”上辟佛。在批佛反道的同时，吸收了佛道思想，以便从“本然之全体”上回答佛，道的结难。周敦颐，邵雍的《太极图说》，和《先天图》便是这种尝试。二程进一步的援佛，道入儒。将自然，社会人生等问题，统统纳入了“道学”体系，“天理”范畴。提出了“理气”“道器”“形而上”“形而下”“格物致知”“天理人欲”“天命之之胜”等一系列基本范畴，为朱熹集“道学”之大成奠定了基础。

　　朱熹哲学思辩结构的最高范畴是理，又曰“道”“太极”，本体“理”自身具有“天造作”，“无极度”等特点。是一个纯然绝对，远离尘世，“空阔洁净”的世界。朱熹认为理借“气”而存在，而“气”派生“物”，“理随气”入物，而“格物穷理”的认识之法破除“物”与“理”之间的障碍，使本体理自己与自己结合。从而复归到体“理”。

　　通过“积累”而“贯通”，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的认识过程，理复归于理，从物返回于理，构成了朱熹所谓“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和进化观。

　　总体来说，朱，程理学在哲学思辩结构上强调，把世界归结为一个绝对精神本体-理。

　　当然在理学范畴内，还有陆九渊的“心学”，“心学” 在批判程朱“道学”的同时，也向朱程“道学”妥协。由于符合时代的要求，朱熹、二程的理学观念流行开来，并长期成为了官方哲学。

　　中国古代的纲常伦理，自周礼开始，春秋有了初步的定型。在汉代董仲舒那里确立了它天经地义的地位。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君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而理学家们则更加提倡发展和巩固了纲常伦理。

　　二程曾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司马光说“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第的道理”。朱熹的弟子陈谆在其《北溪字字义》中就说“纲常伦理”进行了特别阐发，造成了对后世十分深远的影响。

　　而到了清初，清廷为加强集权统治的力度，也需进一步对以宗子和族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的加强，成为巩固其统治的社会基础。为适用这种需要，被理学家财所强化了的“三纲五常”成为了维系宗法关系的链条。而理学本身也被升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具有绝对性、永恒性、普遍性的地位。“天理”“三纲五常”成为人、物，甚至禽兽都无法逃脱的“佛”“道”也无法逃脱的规律定式。理学此时已成为了御用哲学。

　　在统治者和理学继承者大肆 “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下，造成了两大灾祸。一是，文字狱的大兴。二是，“以理杀人”。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枷锁下，不知有多少青年和生命被摧残，被惨杀。

　　而理学及理学的追随者，对社会的作用愈来愈消极和反动。

　　理学曾提出“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朱熹《朱子语类》)他们利益与国家民族之利益联系起来，社会才能发展，人生也可走向崇高。

　　而理学继承者们将这一点伪装在其外，而内心中早已“只营私利”“克服公为己”，他们满口的“天理”如何为至上，“人欲”如何至下，而其骨子里却充满了私欲的极度膨胀。《红楼梦》中对贾政、贾雨春等的所作所为似乎平淡而平和的描写，正式对他们的无情揭露。

　　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而贾政等一流人不但“以理杀人”，而且他们已经不是“后儒了”，而是蜕变了的“后儒”。

　　面对“蜕变”了的后儒门，理学家们在明末之际产生了另一类的哲学思辩，这是一个社会历史巨大变化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它被称为“实学”，也称为“智学”。明清实学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吸收了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都重新进行了诠释，并实现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超越。在长期人们争论不休的儒家义利观问题上，十分具有典型性。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社会面临这样两大巨变：首先是自明中晚期以来，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其次是明末清初之际，又是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而以朱程理学为代表的官方哲学，以成为社会与思想发展的严重障碍。明清实学适应社会要求，对宋明理学展开了批判，并且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自然人性论，以及相应的新的理欲观，新的道德观。而追求个性解放与理性的觉醒，则是明清实学家最为显著的特征与前提。

　　按照学术思潮发展理路来讲，明清实学首先是对理的反对。由于假道学充斥社会，使儒家原本就有些朦胧的观念，变得更加含糊不清，理学的独尊，更是造成了人们思想深处的奴性意识。实学思潮则一反这种现状，主体价值得到了空前高度的被认可，一部明清实学思想史，就是以主体价值的张扬为避免基础而展开的。先是里李贽发出了“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号召，而明代万历年间的吕坤，则强调"自家天趣"不依附任何体系，更反对因袭僵化，注重"我只是我"个性解放的思潮，到了清代，更呈现出一种澎湃之势.以傅山，顾炎武，黄宗，王夫之等为代表.傅山主张荡涤奴性"把如俗龌龊意见打扫干净，”顾炎武则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八股取士制度，认为八股取士"败坏人才"的罪魁祸首.王夫之认为在理学的统治桎梏下，造成了"举世天可用之才"的局面，他认为人应该有"大勇浩然"，亢王侯而非忿"等等.明清实学所强调的个性解放，也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从整体上看，明清实学所秉承的是一种自然人性论，他们强调人的天赋自然，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了人的欲望是合理的，建立了新的理欲观，而明清实学的义利观测是其新的人性论，新的理欲观的符合逻辑的新结论.

　　明清实学，在对传统利益观的诠释上，一反理学企图而义吞利的流弊，表现了一种明显的功利主义的倾向.明清实学利义观从人性自然论出发，适应于已经萌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需要，把"利"提到了被高度重视的地位.明清实学普遍承认"人皆有私"，包括圣人也不例外，他们认为理学所标榜的存理灭欲，是极其迂腐的，是违背人性的.李贽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以获利为最终目的，并且以种田为例，他说"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在李贽看来，即如汉儒董仲舒所谓正义明道，其实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记功名利，只是没有说明罢了.从而又揭露了理学的伪善性.清代的颜元，是儒家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程朱理学的空谈性理之学，提出了严厉批判.职责他们是"上不见一扶危机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对国家以及个人都是毫无益处的，所谓"分毫无益于社稷生民，分毫无功于疆场天地。"颜元明确主张"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认其功"。他认为，"谋道不谋食"只能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只能是令饥寒者立死而露出者立毙。

　　清明实学强调义利统一。明确提出了义利并重的观点，吴廷翰提出了"义利原是一物，更无分别的命题。他认为："舍义而言利者，必有人欲陷溺之危;舍里利而言义者，亦无天理自然之安.""义即在利中，道理即在货财中"。同时清明实学也强调"公利"与"私利"的统一。强调既对于私利的充分肯定，又将国家利益置于不可或缺的位置，他们既强调"天下之利弗能去"，同时于以社会的实际功利作为检验道德的标准，这是针对理学家空谈道德而提出来的。因而他们不再奉行道德伦理至上主义，如唐甄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取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害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成修身."又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清实学实现了由重义轻利向重利轻义的转化，因为实学认为"义"本身就体现为一种精神，它在利的获取过程中，只是起到一种导航作用。

　　很明显，在《红楼梦》中，作者接受了"实学"的一些理念，但又不能完全对"实学"所倡导的"重利"思想完全满意，但对其人性显张的一面还是十分赞称的。

　　《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的思想，王熙凤的所作所为，这些不能不说是"实学"的先进性在书中的体现。

　　在清代理学泛滥的同时，道家，道教，佛教，禅宗也都没有销声匿迹。

　　道家和道教，不完全是一回事，"道家"一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是指先秦诸子百家中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哲学体系。而道教，则是在汉代黄老理论基础上吸收古代神仙家的方术和民间巫术，鬼神信仰而形成的宗教实体.道教是宗教，道家是哲学，二者之间虽有密切联系，但也有许多相悖之处，而作为古代哲学，老庄思想对宇宙，对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与阐述站在了道教之不能及的高度上。

　　道教自东汉顺帝时，沛人张道陵于鹄鸣山创立，一直奉《老子》为圣经，《老子》为一部富有唯心哲理，精致的百科全书，其词句精练简洁，含意深奥曲折，这样很多后人觉得混沌不明，神秘莫测.这正给神仙方术提供了向宗教引伸的好条件，并因之建立了以神仙信仰为核心，而以《老子》之学为理论基础的道教教理体系，而神话老子，抬高老子其主要目的是为与儒家的孔子，佛教的释迦牟尼相抗衡，以求成为正统宗教.

　　而庄子的思想由于上升至了人的精神世界的阐述则显得更神秘，庄子七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还有后学们外篇十五(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天地、天道、天运、刻意、缮性、秋水、至乐、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兆游)和杂篇十一中都不同程度的杂糅了神秘因素。宗教教徒以宗教的观点去理解和运用它。则使得道教教体更加完备。

　　然而老子、庄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而非神学家，对于他们原作意旨的依附与歪曲，恰恰限界了宗教与哲学。

　　而在清代初至康熙时代，无论从民间至皇宫，对道教则重于道家，也就是信徒们以宗教的方式理解道家，而传播道教，但无论如何，老庄学说，强调认识客观性，强调齐死生，这于道教追求长生的幻想相抵触，而还相分离。

　　康乾时代，道教并不衰落，反而较为兴盛。这首先取决于皇家的认可和支持。康乾年清廷便设立“天师府“，天师府成为当时与礼部有密切联系的掌管天下道事，祭祀五岳，行使朝廷赋予的权利和职能的一个机构。

　　而天师府又在道教内部属于正一派，主外丹法，这便使主张内丹法的全真派道教在这一时代逊色了。

　　雍正皇帝的死因众说纷纭，其中有一说法是服丹药中毒而死，是否真实，无从证实。但是雍正服丹药以求长生则是史实。史料计，雍正曾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到圆明园炼丹，以求吞服灵丹，长生不老。他死后三天，乾隆下令驱逐张太虚，以《清帝外纪世宗崩》中：“惟世宗之崩，相传修丹所致。”

　　这些难免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贾敬服丹药而死，贾府囚禁道士。和对清虚观的皇封“掌道录司印”的张道士，还有王一帖的着力描写刻画。

　　而对于道家学说，宝玉、黛玉、妙玉这三块玉都流露出对庄子的欣赏与钦佩。

　　对于佛教，《红楼梦》对其既有不同的态度，而佛教本身则又发展出禅宗，禅宗可以说带有强烈的中国古典式思维的哲学智慧。慧能的一句“既不是风动，也不是旌动，是你的心在动”被当代学者认为是认识宇宙的真谛。《红楼梦》中既有对馒头庵老尼姑，王夫人等丑恶行经的描写。也有对宝玉悟禅，宝钗释禅的刻画。

　　清代佛教是从顺治元年至宣统三年共二百六十八年间清朝的佛教，在管理方面在京设立僧录司，所有僧官都经礼部考选委任。

　　清朝最初的佛教，是藏传佛教，清太宗时，盛京(沈阳)方面已开始和达赖喇嘛五世建立关系，顺治九年，达赖喇嘛五世入京，受清朝册封，顺治、康熙、雍正年间佛教信仰大多体现在流传的佛经上。《华严经》《华严疏论纂要》，皇家的《龙藏》《极乐愿文》《弥勒菩萨发愿偈》《释迦佛赞》等等，都说明了此时仍以印度传来的佛教信仰为主流。

　　而摆脱了经院气息的禅宗，则并没泯灭。自禅宗从由民间兴起的那时，它就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排斥经典和偶像的权威所谓“大器者直要不受人惑，随处做主，立处皆真《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表现了禅宗的一种自尊自信意识，禅宗反对只注重经典解释的经院派学风，也不局限于一般的止观静修，认为应该随时随地发觉和体会自己本然的觉悟心性，形成了一种随缘任运，逍遥豁达的人生态度。

　　正是这些富于创造力的思想，使禅宗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至清代又以逐渐在与儒、道文化相渗透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红楼梦》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儒、理、实、道、佛并存，并且相互钩玄相互排辟，纵横交错，纷争复杂的思想环境。

　　《红楼梦》批判了愚昧的迷信，但又理性的哲学思辩是持肯定态度的。重学而轻教。

　　理学家，援佛道入儒而提出以“天理”灭“人欲”。

　　《红楼梦》则援禅，道入情，而以“人欲”反“天理”。

　　这样巧妙的对“理学”“后儒”和“蜕脱了的后儒”的批判。可以说是《红楼梦》创作思想的一个闪光点。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