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存在严格意义的避公讳吗？-经典文学作品网

　　三论红楼背景在乾隆--兼与马老师商榷

　　红学研究

　　今天读到马老师的《庚辰本是康熙庚辰年(1700年)的本子，兼谈育婴堂和时宪书》，细细研究之后，感到马老师考证扎实，论述清晰。同时钦佩老师不耻下问，甚感受宠若惊，况且，文章的考据工夫亦值得拙笔学习，谢谢马老师很好的争议大作。维“马”首是瞻也，故不侪也来略抒读后感如下，东施效颦，以就教师朋。

　　一、谈“丘”避讳的问题。争议的关键是怎么看避讳的问题。

　　其实，《石头记》抄本或《红楼梦》刻本，是不存在严格意义的避公讳即避国讳的。这个问题，笔者在《论红楼背景在乾隆年间》和《再论红楼背景在乾隆》中已经详细举例论述了。至于其中避公讳等著述时所残留的时代痕迹，譬如“玄”、“宁”、“历”和“丘”等避讳字，笔者认为它们只能是母本幸存的原貌。至于马兴华老师质疑的的不避讳的问题，笔者认为可能是推论的条件有待商榷。

　　正本才能清源。古人避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奇异的现象，避讳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汉初的五位皇帝刘邦等，就在汉朝史书上实行避公讳了。这种讳的风俗，起于周朝，盛行于唐朝宋朝。总之，名字上避讳的方法共有五种方式：

　　一、改字：用另外一个意义相近的字来代替须避讳的字。(在书面语或口语交际中避开帶有禁忌性质的讳字而择一字来代替的方法)如，遇到“正”的字用“端”字代替;“姮”用“常”代替;“鏡”用“鑒”代替等。

　　二、改音：用另外一个声音相近的字。(对避讳字不直读其音，而改读另一音的方法)如《紅樓夢》第二回：雨村拍手笑道：“是極!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他讀書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字遇著‘敏’字亦減一二筆，我心中每每疑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

　　三、空字：把要避讳的字空一格，空位可以用“□”来代替：或用某代替，写作“某”;或用“讳”字代替。如，古代文人读书时，遇到“丘”字(孔子之名)即读成“某”音，寫下來也寫成“某”字;南朝沈約修《宋書》，避宋武帝“劉裕諱”，把劉裕写成“劉□”、“劉諱”。

　　四、缺笔或改笔：把要避讳的字少写一笔，认为少写一笔就恭敬了。如，唐太宗李世民，唐代人“世”写为“卅”。

　　五、小字法：譬如，《中庸》第一章“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故君子慎其獨也”，朱熹在为《中庸》作注时把两个“慎”字用小字改为“謹”，以避宋孝宗的名讳。

　　——可以看到，避讳只是要避免和须避讳的字“一模一样”，它可以用另外一个意义相近的字来代替须避讳的字，也可以改写。正如雍正三年开始的为避讳孔子(孔子字仲尼，弱冠礼时取表字，为从曲阜之东有尼山取义)丘名，遇“丘”字改为“邱”，即为一例。其实 “虎邱”(为“虎丘”)的避讳只是雍正三年之后的写法。据载，在唐代，为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名讳，虎丘一度改名“武丘”，寺名亦易为武丘报恩寺，仍分东西两寺。颜真卿诗有“不到东西寺，于今五十春。”之句。在宝历元年(825年)，五十四岁的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吏时，写下了五律《武丘寺路》：“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河堤上，长留一道春。”可以为证。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马老师《庚辰本是康熙庚辰年(1700年)的本子，兼谈育婴堂和时宪书》一文中的推论过程：

　　如上所述，坵是丘的异体字，如果丘字要避违，那么坵字也应当避违。从以上四个例子可以看出，在庚辰本中对丘(坵)不避违。根据陈先生说的避违原则：“雍正三年(1725)下旨：为避讳孔丘名，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字都应加耳字旁为‘邱’。”庚辰本手抄本应当是雍正三年(1725)以前的本子，因为其后的本子应该避违，丘字写作邱。庚辰本第六十七回补入的本子确实把丘(坵)写作邱，这个补入的本子应该是雍正三年(1725)以后的本子。

　　——笔者在查询本子以后，其整个考证的“坵”字现象，的确都合乎本子的事实情况(另外，程甲本这些地方都是严格避讳的)，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它给忽视了，即推论的前提“如果丘字要避违，那么坵字也应当避违”。其实，恰恰这个有问题，忽略了避讳的真实的精华了。

　　试问：既然是避讳“丘”字，那么所有和这个笔画互异的情况，可不可以是避讳的呢?原则上是可以的罢?因为，在历史上其实还实际存在直接缺中间一竖划或者末笔一横这样的“四不象”的“丘”字呢。而且，“坵” 是丘的异体字，并不违背笔者引据的凡遇“丘”字都应加耳字旁为“邱”的雍正旨意罢?

　　我们回头来检索一下马老师说的列本现象(虽然真实性还没有庚本得到公认，但不妨说说)。

　　列藏本第六十七回的两个“虎丘”都写作“虎丘”。不过这两个丘字都有改动的痕迹，先写作“坵”，然后又把 “坵”字的土旁涂掉，各在丘字的左边留下一团墨迹。这两个丘字的改动说明列藏本的母本是写作“坵”字的。由此可见，抄写本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文字上的改动。列藏本在第四十二回中把“丘壑”写作“邱壑”，应该说这是避违的情况。列藏本中丘(坵)字避违的只有一个，不避违的有五个，多数回目是不避违的。列藏本可能是雍正三年(1725)以后的抄本，但是多数回目保留了雍正三年(1725)以前的母本的情况。

　　——结合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列藏本上5个原来的坵”字的现象，正好说明它是已经避讳的了，包括“邱壑”的情况。所以，判断列藏本是雍正后的抄本了。那么庚辰本自第五册起，有“庚辰秋月定本”字样，我们说庚辰本是乾隆二十五年的庚辰(1760年)的本子，应该是很严谨的说法了。《红楼梦》只有可能是乾隆时代的产物了。因此判断“庚辰本是康熙庚辰年(1700年)的本子”的说法，有误。于是我们判断，依此讹误来进一步推论以坵”字的现象来否定作者曹雪芹说，是不靠谱的。

　　二、关于时宪书，有清史料确证。

　　马老师在《庚辰本是康熙庚辰年(1700年)的本子，兼谈育婴堂和时宪书》中的第三个异议是：

　　……把历书叫作“时宪书”古已有之，并不是乾隆朝为了避“弘曆”(弘历)违才出现的新名词。下面引用“时宪书”的一个例子：

　　除此之外，关于唐代中期以后有雕板印刷的，还有一些记载，如说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中也说：西川淮南等道，都用版印日历，在市上发卖，每岁不待司天台奏准颁下新历，私印历本就早已通行天下。(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册)·第二节民间手工业)

　　由此可见，早在唐代就使用“时宪书”这一名词了。

　　马老师的这个问题，关键是证据真实性的问题。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回答：

　　首先、清代康熙之前并不存在《时宪书》的称呼，社会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历法学书。“时宪书”是从雍正元年建元，有乾隆七年开始颁行社会的。“时宪历”这个名称，见于清史料记载。据《清史稿·本纪四·世祖本纪一》记载：“顺治元年……秋七月丁亥，考定历法，为时宪历。”它后来有两个修订版本。一是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历象考成》，编成后用该书中所译第谷的数据做岁实来修订，叫做《甲子元历》;二是乾隆七年(1742)年重修，以雍正元年(癸卯，1723)为元，用牛顿的数据做岁实来修订，叫《癸卯元历》——颁行社会时叫“時憲書”，比如现存的《大清光绪二十三年時憲書》等。《癸卯元历》这部历法由戴进贤等人着手修订。这部历法的特点是采用了开普勒行星运动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公元1742年大清王朝开始使用这部历法了，一直使用到大清王朝灭亡，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现在，民间还使用着，例如在民间还有人将历书叫“时宪书”。

　　其次，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卢仙文专家考证的比较详细，论述了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历法，到隋唐两宋历法，到元明历法。现节选一段，转引如下

　　《数理天文学成就──历法》

　　中国古代历法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日、月及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就此研究内容而言，称中国古代历法为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是恰当的。史籍所载中国古历前后近一百部，其中获得官方正式颁行的五十余部。各部历法在具体内容和治历方法上有承袭，也有变革，绵绵两千余年，作述不息。令人叹为观止。要而言之，中国古代历法的中心课题可以归结为两个：原理和数据。原理是指日、月、五星运动规律在历法中得到的反映;数据是指历法对日、月、五星运动的数值描述。历法之疏与密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根据原理和数据这两个要素，对中国古代历法作纵向考察，可以按时间顺序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两汉魏晋南北朝历法;(2)隋唐两宋历法;(3)元明历法。

　　传说汉代以前有所谓的先秦古六历，然而对它们的真伪，便是古人也早已怀疑。汉武帝时修的《太初历》是中国古代有明文记载的第一部历法，但已不传。西汉末刘歆所作的《三统历》是第一部被完整保留下来的历法，但学者们认为它几乎就是《太初历》的翻版。《后汉四分历》虽经反复修改，但并无实质变化。直至刘洪《乾象历》，引入月亮视运动的不均匀性，算是一大进步。此历并未颁行，至魏晋修历时其先进方法被采用。南朝何承天《元嘉历》在实测数据上有所改进。祖冲之所造《大明历》则试图从改变闰周和测定冬至点入手，提高历法精度，但由于政治原因，其法不得施行。

　　隋张宾《开皇历》依何承天之法，微加增损而已。而刘焯的《皇极历》根据北齐张子信发现的太阳周年视运动和行星运动不均匀性，引进定气;采用定朔、岁差;还运用先进的数学手段解决计算问题。所有这些先进的原理和方法的运用使得《皇极历》成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上的历法。同样由于政治原因，其法不得施行。但时人称其为精密。唐初《戊寅历》和李淳风《麟德历》虽然行用一时，但它们的成就均不出《皇极历》的范围。直至一行《大衍历》，在对天体运动的理解、实测、计算技巧方面，都有重大革新，使得《大衍历》成为中国古代历法史上冠绝一时的好历。南、北两宋颁行的历法共有十九部之多，然均无重大突破。

　　《大衍历》之后，元代郭守敬等人的《授时历》成为中国历法史上的另一座高峰。经过前后数百年的努力，历法所反映的天体运动规律，即治历的基本原理已被古代天学家们大致掌握，欲使历法有所改进，惟有在数据及其处理方法上下工夫，《授时历》便是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并获得成功的典范。其基本数据全凭实测，打破古来治历旧习，开创后世新法之源。明代遵用《大统历》，其法沿用《授时历》。(《中国古代天学》)

　　由此可见，隋唐两宋朝廷历法是《开皇历》和《皇极历》，明代通行“大统历”，明末传教士西来传入西洋历法。徐光启等首先学习西法主持撰成《崇祯历书》。新法未及颁行而明亡。满清入关，西人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汤删改《崇祯历书》作成《西洋新法历书》。现在所说的“农历”，本质上是由汤若望等编制的《时宪历》。

　　天文科学专家权威资料证明，清雍正朝以前，古代历法书名稱《時憲曆》。所以说，只是在乾隆以后，因避讳“弘曆”(弘历)社会和朝廷上才改成“時憲書”(《时宪书》)的。《红楼梦》中的“時憲書”这段文字，在庚辰本等抄本或者程本刻本都一样存在。它可以作为成书在乾隆时代的标志之一。

　　再者，时宪书局的出处，确实从乾隆时代开始的。据专家史玉民考证，现今发现的清档中，由奏销黄册行文中可以发现宪书房未称“宪历房”，司书厅未称“司历厅”等，推知是避“历”字讳，因此这应是乾隆朝或其后的黄册。很可能就是《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一提到的乾隆三十一年(1776年)那次“奉诏重修”后的报销清册。现节选如下：

　　据《钦定大清一统志》载：“时宪书局在宣武门内天主堂 ①东。即明天启二年(1622年)都御史邹元标、副都御史冯从吾所建首善书院。”([6]，卷二.65页.)实际上，明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奉旨督领修历事务，在此地设立历局时，以其一半“与西洋人作天主堂”。[27]② 因此，明历局只是原首善书院的一部分。其余则可能辟为教堂或作为耶稣会士的寓所。

　　清顺治七年(1650年)汤若望在此基础上，又“向朝廷请求禁城与历局之间一块空地”，兴建了“无玷始胎圣母堂”(即南堂)并在其旁侧同时修建了“专供妇女会教学习练教义之用”的一座小教堂。[28] 历局，清乾隆以后改称时宪书局，为在钦天监供职耶稣会士的寓所。③(汤若望，南怀仁、戴进贤、刘松龄、高慎思等都曾居住于此)因此，时宪书局与清钦天监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清代北京方志记载钦天监时多提及时宪书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南堂为义和团所焚，“连四周群房约三百余间俱皆烧尽。”④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按《辛丑条约》，重建南堂，“时宪书局之地，亦并入其中”。([10]，241页)至时，时宪书局就不存在了。实际上道光六年(1826年)以后，钦天监不再用西洋人，[29]作为钦天监外署的时宪书局可能已另作他用了。(史玉民《清钦天监衙署位置及廨宇规模考》)

　　参考文献：

　　[6](清)和珅等撰.大清一统志[M].卷二. 四库全书[Z].第47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重印,1987.62-65.

　　[10]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172.

　　[28](意)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14-515.另见:(德)魏特.汤若望传[M].商务印书馆1949. 251.

　　[29]柯劭忞等撰.清史稿[M].卷一百十五.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9234.

　　①原档未注明年代，但由奏销黄册行文中，宪书房未称宪历房，司书厅未称司历厅等知是避“历”字讳，因此这应是乾隆朝或其后的黄册。很可能就是《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一提到的乾隆三十一年(1776年)那次“奉诏重修”后的报销清册。

　　③《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二载：“本朝令西洋人居此，治理时宪书。”

　　最后，笔者冒昧问一下，白寿彝先生所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节民间手工业》援引的资料不全，其原文为《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

　　◇　禁版印时宪书奏　　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於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这个唯一的资料，曾经被王国维引来当作论述中国雕版在唐朝开始的孤证。但问题是《全唐文》的为清代董诰等纂修。是否可能已经避讳过了呢?正如鲁迅说的“四库全书出，而天下无书矣”，其真实性已经有专家纂文讨论时说“等待新的史料出现，才能确论”。因为譬如《红楼梦》，记载其作者为曹家的说法，也有出处，但是因为大家质疑其作者的真实性，故而问题悬而未决。此与先生引述很类似。

　　总之，请马老师详细查询冯宿其人其书的情况如何。此外，马先生还有别的记载别代有“时宪书”的例证否?果然如此，意义定当非凡。

　　附：《大清光绪二十三年時憲書》封面：

　　三、关于育婴堂的问题

　　现存记载最早的，在1650~1740九十年間在江南46個州府縣中有38個設有育嬰堂，而育嬰堂有44所。此現象育嬰堂在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中期這九十年之中，至少在江南地區，已普遍建立起來，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据考证，得到官方資助最厚的是江寧府的育嬰堂(1679)和蘇州府長州縣育嬰堂(1737)。其中江宁可能接近《红楼梦》的背景设置：

　　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二十岁。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乙卯科进士(笔者注：程本为“丙辰科进士”，更应合乎明清历史的科考制度)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第13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四、还有“丙辰科进士”的典故

　　《红楼梦》第13回，说贾蓉捐官，履历上：

　　上面写道：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二十岁。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乙卯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相同。但区别是己卯本上“江南”为“江宁”字上涂改的)

　　上面写道：江南应天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二十岁。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丙辰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程甲、乙本)

　　那么，比较此处贾敬的“乙卯科进士”和“丙辰科进士”，究竟哪个更合乎历史典故呢?因为六十年一循环，所以我们考察起来也方便。

　　清朝与明朝一样，选取官员实行科举取士。科举分三个等次，初级为“童试”，取中者为“秀才”;中级为“乡试”，取中者为“举人”;高级为“会试”(中试者叫做“贡士”，其中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也叫“廷试”，皇帝亲自出廷取士)，取中者为“进士”。“殿试”取中者又分三甲，泛称“进士”。清朝从顺治三年(1646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共举行会试、殿试112科，产生状元114名。

　　据《清史稿·选举志》：“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均初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定制。”又，《清通考·卷四七·选举考一》记载，有清一代的乡试正科在“子、午、卯、酉”年的八月举行，每三年一次，五年两次。会试于乡试的次年的二月举行，同年此后举行殿试。乾隆十年后，会试改为乡试次年的三月举行。正科进士会试中式的年份应为“丑、辰、未、戌”年。除正科外，如遇皇帝万寿、登极或大庆典而加恩科，此时恩科如适逢正科之年，则为恩科，而正科或于前一年或后一年补试。由此可见，“进士”不存在 “卯科”年中式的会试考的。

　　我们查所有清代科举会试的历史，从顺治三年到程本刊布的乾隆五十七年之前，不论恩科或正科，实际确实都不存在所谓的“乙卯科进士”，只有“丙辰科进士”。又如，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纳兰氏，后为避太子讳始改性德，于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二十二岁时参加了殿试，得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从乾隆六十年以后才真正有乙卯科进士，如高鹗就是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科进士。

　　对照万年历，契合小说背景“丙辰科”的只有两个年份：乾隆元年丙辰(1736年)或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其上为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和往下1795年都不合乎红楼背景。

　　结合上面考论已经确定了《红楼梦》必须是写作在乾隆时代的，所以推断贾敬“丙辰科进士”，应是1736年的而不是1676年的。可以说，程本《红楼梦》第13回的“丙辰科进士”是契合历史的。

　　此外，还有后40回中的“文勤公”的典故。

　　第96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泄机关颦儿迷本性》：贾琏请了安，将到十里屯料理王子腾的丧事的话说了一遍，便说：“有恩旨赏了内阁的职衔，谥了文勤公，命本家扶柩回籍，着沿途地方宫员照料。昨日起身，连家眷回南去了。舅太太叫我回来请安问好，说：‘如今想不到不能进京，有多少话不能说。听见我大舅子要进京，若是路上遇见了，便叫他来到咱们这里细细的说。’”(程本)

　　——这个四大家族的“王家”人在死后封号“文勤公”。那么，乾隆时的文勤公有谁呢?经专家考订，在清初到乾隆时代，只有大臣陈世倌谥号“文勤公”。陈世倌(1680—1758)，字秉之，号莲宇，海宁盐官人。谥文勤。著有《学辩质疑》、《读书管见》、《宋十贤传》、《嘉惠堂集》等。看来如果作者要坐实历史素材，《红楼梦》成书必须在乾隆二十三年，即1758年之后了。

　　总之，此系列的细节物证和“征候”，充分显示了《红楼梦》作者的时代烙印和时代气息。按照确证两个以上的立论原则，我们把《红楼梦》故事背景确定在乾隆年间来考察，应该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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