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故事背景是在康熙—乾隆年间的叙事？-经典文学作品网

　　再论红楼背景在乾隆

　　红学研究

　　引子：

　　笔者的《论红楼背景在乾隆年间》在“红楼艺苑”发表之后，有网友青木转到“国学论坛”，引起的大家讨论的兴趣。随后，土老师也写了一篇大作《〈红楼梦〉背景果真是乾隆年间么》。首先谢谢大家的捧场。读过土老师的文章后，很是受教，谢谢土教授考证的贾元妃“曲柄七凤黄金伞”典故,确实是从乾隆十年开始有的。此仍可作为笔者论述《红楼梦》故事背景在乾隆朝以后的一个历史典故的硬证之一。不过，感觉其似乎避开了笔者在后来帖子中所强调的“虎丘”和“时宪书”为雍乾时代避讳的两个历史证据(土老师是资深历史教授，笔者不揣鄙陋，班门弄斧了)本着学术求真的要义，故而把此文增改了一下，此为修定稿，以期抛砖引玉，就教方家。

　　正文：

　　我们来详细探索《红楼梦》故事的具体时间背景之迷。首先确定，红楼故事大背景是在什么时代呢?我们说，《红楼梦》故事背景是在康熙—乾隆年间的叙事。

　　首先，从《红楼梦》中“养生堂”，即“育婴堂”说起。《红楼梦》第8回《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他父亲秦邦业现任营缮司郎中，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年至五旬时尚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谁知儿子又死了，只剩下个女儿，小名叫可儿，又起个官名叫做兼美。长大时，生得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秦邦业却于五十三岁上得了秦钟，今年十二岁了。因去岁业师回南，在家温习旧课，正要与贾亲家商议附往他家塾中去。

　　翻阅陈康祺著清史笔记《郎潜纪闻•初笔卷四》，发现第140条目为“育婴堂”：

　　“元明之世，育婴堂尚未通行。自国家忠厚开基……世祖皇帝讲筵触发，特严溺女之禁，海内始知育婴堂为善举，然在官尚无常饩(笔者注：指供给的粮食)也。仰维孝庄皇后首颁禄米，满汉诸臣，依次输助。不数年，由京师以达郡县，育婴之堂，遍天下矣。”(P70.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乃出身养生堂，即从“育婴堂”所抱养也。可以说，《红楼梦》的历史背景，必在康熙朝之后了，因为如果作者是明朝人，那么他是不可能知晓清朝才出现的“育婴堂” 这个社会现象的。

　　附一：现存记载最早的天津市育婴堂——《育婴堂天津孤儿的“避风港”》：

　　今天的程林庄路上，有一个天津人都知道的地方———SOS国际儿童村。这里有舒适温馨的别墅式住宅，每一个孩子都会享受到一个完整家庭应该有的幸福和快乐。读者也许不知道，二百多年前，在小树林一带的水阁大街上，天津就有了第一个育婴堂。

　　育婴堂天津孤儿的“避风港”。说起育婴堂这个已经被历史封存的名字，许多老人都还记忆犹新。根据史料记载，育婴堂是乾隆五十九年的九月(1793年)建成的。现如今的本市河北区还有用这个字号命名的地方，据说就是育婴堂的原址。大水过后弃婴遍地。

　　盐商捐资联合建堂。据了解，目前存有记录着有关育婴堂资料的地方，只有南开区档案馆一家。(《天津青年报》2004年06月24日，记者王志辉)

　　附二：孝庄皇后姓博尔济古特，名布木布泰，公元1613年3月28日出生于蒙古科尔沁贵族世家，是“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的后裔。皇太极称帝后，她被封为庄妃。顺治、康熙时，她被尊为皇太后、太皇太后。1688年1月27日病逝，享年75岁。后人称为孝庄皇后。

　　其次，从《红楼梦》避讳“丘”为“邱”来看。孔夫子是中国人最尊敬的大偶像，孔夫子的名字叫“孔丘”，宋朝时候，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不准念成“丘”字，该念成“某”字，才算尊敬。同时规定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在满清入关以前，“丘”家族以“丘”为姓，一直到清雍正开始，由于避讳孔子的名号而下令把“丘”姓一律改为“邱”姓，在原字的右边增加一个“邑”旁，借以表示对至圣先师的崇高敬意。雍正三年(1725)下旨：为避讳孔丘名，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字都应加耳字旁为“邱”。从此，凡是天下姓“丘”的，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在第67回《见土仪颦卿思故里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母女二人看时，却是些笔、墨、纸、砚，各色笺纸、香袋、香珠、扇子、扇坠、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带来的自行人，酒令儿，水银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灯，一出一出的泥人儿的戏用青纱罩的匣子装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与薛蟠毫无相差。宝钗见了别的都不理论，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细细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来了。因叫莺儿带着几个老婆子，将这些东西连箱子送到园子里去。又和母亲哥哥说了一回闲话，才回园子里去。这里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点清楚，叫同喜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不提。(以上己卯本、庚辰本、程本均同)

　　——其中，“虎邱”(现在写作为“虎丘”)为雍正三年(1725年)之后的避讳写法。如果加上作者的“批阅十载”，还有写作的酝酿期，故事成书应该在乾隆初年(1735年)以后了。这些也说明《红楼梦》故事成书在乾隆朝了。

　　再者，从《时宪书》的称呼来看。在第62回《憨湘云醉眠芍药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湘云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猜起拳来。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也“七”“八”乱叫，起拳来。平儿、袭人也作了一对。叮叮当当，只听得腕上镯子响。一时湘云赢了宝玉，袭人赢了平儿，二人限酒底酒面。湘云便说：“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有的话，共总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众人听了，都说：“惟有他的令比人唠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宝玉快说。宝玉笑道：“谁说过这个，也等想一想儿。”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钟，我替你说。”(庚辰本、程本)

　　——因为在清雍正朝以前，古代历法书名稱《時憲曆》，只是在乾隆以后，因避讳“弘曆”(弘历)社会和朝廷上才改成“時憲書”(《时宪书》)的。《红楼梦》中的“時憲書”这段文字，在庚辰本或者程甲、乙本都一样存在。它可以作为一个成书在乾隆时代的标志。

　　至于说到避讳——譬如说，它是否可能是乾隆朝的抄胥过录是改成现在的样子，即把文内的“時憲曆”改成了“時憲書”了呢?我们可以否定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包括程本、戚本等流传下来的本子，对“歴/歷”字避讳，都不是太严谨的。

　　有专家曾经考察,《石头记》中还有不避讳“寅”的。清自康熙时代，始注意避讳帝之名号，雍正、乾隆之后始严。但屡见避讳不严、不全，甚至完全不避讳的抄本、稿本、刻本。比如，康熙十七年(1678)刻本《巍巍不动太山根深结果宝卷》、三十七年(1698)年刻本《正学谬石》(笔者注：谬应为金字旁，音LIU，为鎏的异体字)、五十三年(1714)抄本《销释孟姜忠孝贞节贤良宝卷》等通篇不避讳“玄”字。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曹寅《楝亭集》避讳比较严格，但也有个别“玄”字不缺笔。晚清抄本《读红楼梦随笔》通篇不避讳“玄”字(但“宁”字避讳却比较严格)，仅个别由他人校改的字如“泫”字缺末笔。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本《程甲本》中避讳也不严格，比如“弦、眩”等字常见不缺笔的例子。譬如：1992年影印的《程甲本红楼梦》，其中，第10回尤氏和璜大奶奶谈论秦氏病情：“话也懒怠说，眼神发眩。”，张先生说秦氏的病症“头目不时眩晕”，第11回尤氏说吃了张先生的药“今日头眩的略好些”等，这几处的“眩”字都没有缺末笔的“点”，没有避康熙的通讳。

　　另外，在王羲之《圣教序》草书上就有“歴”字。据考证，弘曆的“曆”字，起初是把字中双禾改成“林”，下方仍是“日”字，但到了乾隆二十八年才改成心字底的“厯”字，以心代日。心字跟止字的草写相似，因此就有了“歴”和“厯”的通用。譬如，第1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程甲本作“歴”，程乙本也有一个作“歴”)

　　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末投胎人世。趁此机会，就将此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家又将造劫历世，但不知起于何处，落于何方?”那僧道：“此事说来好笑。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中，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程甲、乙本)——其中，“经历经历”、“来历”等之“歴”，都没有避讳。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来，有些趣味，故镌写此，意欲闻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纵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石头果然答道：“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程甲、乙本)——其中“来历”，都有避讳“来厯/厯来”，替代字是“厯”。

　　总之，以是否避讳来判断真伪，恐非确据。因此，如果要否定“時憲書”不是作者的原来的意义，而是程高木活字印刷包括抄本抄胥等的改笔，那么，就要先否定流传现今的程本都不是乾隆时代刊行的原本子，再承认他们都不是当时的雕版原本罢?目前看来这个很难做到，那么抄手来避讳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時憲書”可以作为一个成书在乾隆时代的标志。因为即便是原来的作者也是表达故事背景在乾隆朝。

　　以上是文本内证，下面再仔细考量一番历史上的系列外证。确定在清朝乾隆年间的历史和文本契合的证据有：

　　一、文献可考量的，只有清朝康熙和乾隆皇帝有六次江南巡视，《红楼梦》第16回赵姨娘的话：“那可是千载稀逢的”、“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江南的甑家……独他家接驾四次”，所以历史必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而由于素材的酝酿过程，作者至少是在乾隆年后才写作的。

　　二、《红楼梦》第18回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叙述元妃“然后是一把曲柄七凤黄金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 有历史专家考证，皇室权威的象征“黄金伞”，从乾隆朝皇贵妃、贵妃才创设有“曲柄黄金伞”。据《雍正会典》记载，清初到雍正朝皇贵妃、贵妃所用者为“红缎七凤曲柄伞”。皇贵妃皇妃使用的伞盖改为金黄色，典故是乾隆十年以后。

　　另外，《红楼梦》第53回，“已到了腊月二十九了……次日(笔者注：按照文本叙述“次日”应为“此日”)，贾母有诰封者……进宫朝贺”。朝仪“元旦朝贺”典故，见故宫博物院授权的“明清五百年—清代宫廷大事表”网站有载：“乾隆三年(1738年戊午)正月，初行元旦朝贺礼。乾隆帝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诣寿康宫庆贺皇太后礼成，再御太和殿受百官之贺，自是每年元旦如此。祈谷于上帝，奉世宗配享。初幸圆明园，奉皇太后居畅春园。”

　　——可证从清朝乾隆3年始有“元旦朝贺”的。《刘心武揭谜〈红楼梦〉》认为第18回到第53回写的是乾隆元年的事件，应该是让故事的贾母“寅吃卯粮”了，这样的附会仿佛是考古在秦佣的地坑内突然发掘出一个现代的洛阳铲来，当作骨董了呢。这样的荒唐，钱钟书先生在《管椎编》中曾拈出是古人的荒唐。《红楼梦》作者如此精细，又不是前知后算的神仙，怎能预支以后的典章制度呢。

　　三、历史专家确定，“钦定乡试增五言排律”(五言八韵诗)的皇家典故，史实确在1757年，乾隆22年丁丑年(周策纵先生也有论及)。俞樾最早就指出，后40回写乡会试要作“五言八韵”诗，这是乾隆年间的事。譬如，《红楼梦》第97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提到李纨为贾兰应考“改诗”：

　　李纨正在那里给贾兰改诗，冒冒失失的见一个丫头进来回说：“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里都哭呢。”李纨听了，吓了一大跳，也不及问了，连忙站起身来便走。素云、碧月跟着，一头走着，一头落泪，想着：“姐妹在一处一场，更兼他那客貌才情，真是寡二少双，惟有青女素娥可以仿佛一二。竟这样小小的年纪，就作了北邙乡女。偏偏凤姐想出一条偷梁换柱之计，自己也不好过潇湘馆来，竟未能少尽姊妹之情，真真可怜可叹!”一头想着，已走到潇馆的门口。

　　据专家启功先生考证说：

　　在科场考试中，与八股文并行的一种文体，就是“试帖诗”。考试所用的文体，本有多种，如赋、论等等，但最主要的，一直与科举考试制度相终始的，八股之外，要数试帖诗了。试帖诗又称为“五言八韵诗”。它的形式，即是“五言排律诗”。(《说八股：十、试帖诗(附记)》)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邓瑞全先生也有详细介绍：

　　在清代科举考试的各种文体中，除大家知道的八股文外，还有试帖诗。试帖诗有着严格的格式和规范，比之八股文，其程式化更为严重。

　　试帖诗源于唐代律诗，但唐代选择做诗的题目非常宽泛，对诗的内容也没有过多硬性要求，考生容易发挥水平，展示才能。自宋熙宁至于清初，科举场中基本不考诗赋。到了清乾隆年间，科举考试中增加了试帖诗的内容，且分量越来越重。试帖诗和八股文一样，都是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首先在乡试和会试中增考五言八韵诗一首，此后成为定式。其他考试如生员岁考、科考、贡生考试与覆试朝考等，都要求用五言八韵，童试可以降低要求，用五言六韵就可以了。试帖诗必须用官韵，且每首只限一韵，在题目旁注明，为得某字，取用平声，诗内不许出现重字。

　　同八股文相比，试帖诗的内容远远超出四书五经的范围，历代经、史、子、集中的名言名句或故事，以及前人诗句，都可以成为考试题目。因此，应试的很多举子虽然做的一手标准规范的八股文，但常常因做不好试帖诗而失利。(《清代科考另一卷——试帖诗》)

　　看来，清乾隆年间，科举考试中增加了试帖诗的内容，所以李纨为贾兰应考“改诗”必须是乾隆二十二年后的典故。这在《清稗类钞：考試用五言八韻詩》中也有记载：

　　大小考試皆用五言八韻詩，即試帖也。洪北江嘗謂此於諸體中又若別成一格，有作家而不能為八韻詩者，有八韻詩工而實非作家者，如郎中項家達、主事貴徵，雖不以詩名家，而八韻則極工。項於某年考差，題為“王道如龍首”得“龍”字，五六云：“詎必全身現，能令眾體從。”貴於某年朝考，題為“草色遙看近卻無”得“無”字，五六云：“綠歸行馬外，青人濯龍無。”可云工矣。祭酒吳錫麒於諸作外，復工此體，然道光庚戌考差，題為“林表明霽色”得“寒”字，吳頸聯下句云：“照破萬家寒。”時閱卷者為大學士伯和珅，忽大驚曰：“此卷有破家二字，斷不可取。”吳卷由是斥落。

　　此外，《红楼梦》第118回《记微嫌舅兄欺弱女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一时贾兰回去，便将书子留给宝玉了。那宝玉看着书子，笑嘻嘻走进来，递给麝月收了，便出来将那本《庄子》收了。把几部向来最得意的，如《参同契》、《元命苞》、《五灯会元》之类，叫出麝月、秋纹、莺儿等都搬了搁在一边。宝钗见他这番举动，甚为罕异，因欲试探他，便笑问道：“不看他倒是正经，但又何必搬开呢。”宝玉道：“如今才明白过来了。这些书都算不得什么。我还要一火焚之，方为干净。”宝钗听了，更欣喜异常。只听宝玉口中微吟道：“内典语中无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宝钗也没很听真，只听得“无佛性”，“有仙舟”几个字，心中转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宝玉便命麝月秋纹等收拾一间静室，把那些语录名稿及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搁在静室中，自己却当真静静的用起功来。宝钗这才放了心。

　　——其中，有“应制诗”反映是“五言排律”。另外，在《红楼梦》第53回是这样介绍璎珞的：

　　原来绣这璎珞的也是个姑苏女子，名唤慧娘。因他亦是书香宦门之家，他原精于书画，不过偶然绣一两件针线作耍，并非市卖之物。凡这屏上所绣之花卉，皆仿的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从雅，本来非一味浓艳工匠可比。每一枝花侧皆用古人题此花之旧句，或诗词歌赋不一，皆用黑绒绣出草字来，且字迹勾踢、转折、轻重、连断皆与笔草无异，亦不比市绣字迹板强可恨。他不仅仗此技获利，所以天下虽知，得者甚少，凡世宦富贵之家，无此物者甚多，当今便称为‘慧绣’。意有世俗射利者，近日仿其针迹，愚人获利。偏这慧娘命夭，十八岁便死了，如今意不能再得一件的了。凡所有之家，纵有一两件，皆珍藏不用。有那一干翰林方魔先生们，因深惜‘慧绣’之佳，便说这‘绣’字不能尽其妙，这样笔迹说一‘绣’字反似乎唐突了，便大家商议了，将‘绣’字便隐去，换了一个‘纹’字，所以如今都称这‘慧纹’。若有一件真‘慧纹’之物，价则无限。贾府之荣，也只有再三件，上年将那两件已进了上，目下只剩这一副璎珞，一花十四扇，贾母爱如珍宝，不入在请客各色陈设之内，只留在自己这边，高兴摆酒时赏玩。(见庚辰本、列本;程本缺)

　　——“皆仿的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这说明故事中的人物必是在明代末期之后了。又薛蟠有“唐寅”、“庚黄”的笑话，说明故事的现实历史必在明代唐寅(伯虎)时期之后，还有《牡丹亭》、林四娘、鼻烟壶、西洋镜等等典故，说明《红楼梦》故事的创作，必在此年代之后。

　　四、《红楼梦》第78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姽婳词》的故事应出自《聊斋志异》卷四的《林四娘》或《池北偶谈》中有关林四娘的叙述，这是因为《姽婳词》中的人名、地名与上述两小说相同。从成书年代看，在作者的生活年代，《聊斋》与《池北偶谈》，产生于清初，已在社会上以抄本形式流传。著名红学家启功先生考证，此中的“恒王(衡王)”和“青州”，都是明代才有真实的衡王王爵封号和地名。《红楼梦》第78回“老学士闲征词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贾政乃道：“当日曾有一位王爵，封曰恒王，出镇青州。(程本)

　　贾政乃道：“当日曾有一位王，封曰恒王，出镇青州。(庚辰本)

　　贾政道：“不过如此。他们那里已有原序。昨日内又奉恩旨，着察核前代以来应加褒奖而遗落未经奏请各项人等，无论僧、尼、乞丐、女妇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汇送履历至礼部，备请恩奖。” (庚辰本、程本均同)

　　——其中有“前代以来”，如果说“恒王”在明朝代，那么说故事者当然是在明代后的清朝了。可见，前80回的作者也是隐指红楼背景为清朝了。

　　附一：《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1640～1715)清代小说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淄川(今山东淄博)人。今人搜集编定为《蒲松龄集》。

　　附二：《池北偶谈》作者：王士祯(1678--1711)，字子真，因钦慕唐代司空图隐居于禛贻溪的事迹，又字贻上，号阮亭，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

　　附三：青州是中国古九州之一，位于山东半岛中部，胶济铁路中段，东接风筝之都潍坊。在七千年的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这里留下了众多的“北辛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遗址，被史学家称为“东夷文化”的发祥地。青州名胜古迹众多，云门山摩崖巨“寿”名扬天下，(这个巨大的“寿”字刻于明代嘉靖30年，公元1560年，是明宗室衡王为自己祝寿时请人镌刻的。)驼山北周佛教石窟造像为华东之最，玲珑山北魏郑道昭书法题刻饮誉海内外，龙兴寺遗址窖藏佛像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此系列的细节物证和“征候”，充分显示了《红楼梦》作者的时代烙印和时代气息。因此，把《红楼梦》时间背景确定在明末到乾隆年间来考察，应该是可靠的。这是立论前，考察时间界定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