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二钗》暗示着什么？-经典文学作品网

　　“金钗十二”与《金陵十二钗》

　　红学研究

　　有学者断言：几百年来，《红楼梦》的考据、研究，发掘，能发现的资料都已发现。初听，似乎如此：大凡文献中出现钗、黛、芹、红楼、朱楼等字眼时，人们便会出现“红楼梦条件反射”。但是，这种“反射”大都建立在“乾隆朝，曹芹溪创作《红楼梦》”这一颇具争议的“结论”之上，一二百年的发掘、筛分，可能是所剩无几。土默热先生提出“洪升说”，虽有巨篇考据，比起“芹溪说”百年考据，无论时间、广度，深度诸方面，都相差甚远，因而“惹得纷纷口舌多”是情理中事;相比之下，曹寅则“幸运”得多，但他也不过是被作为所谓“曹雪芹(曹芹溪)”的社会关系来加以考证、发掘的;由于曹寅的资料档案、著作，传世比较多，即便其中发现“红楼梦”的蛛丝马迹，统统记在他的孙子曹芹溪名下，解释为：曹芹溪受其祖父的影响或取之于祖父的某篇作品，云云。这也不过是合情合理的“可能性”而已，未必就是事实;曹寅不也同样具备创作《红楼梦》的可能性吗?孰是孰非，时至今日，就连《靖藏本石头记》这样重要的版本，出而复失，红楼之谜，寄希望于国家档案或正史得到“肯定的答案”可能性很小;否则《脂批》真的成为“俯骨之疽”，甚至多余。本文试图通过《金陵十二钗》的取名，求解《红楼梦》之作者。近读《聊斋志异·邵九娘》篇，说的是：

　　柴某，妻金氏，不育，柴百金买妾，金暴遇之，经岁而死。一日，金似有悔意，曰：后请纳金钗十二，妾不予瑕疵也。

　　康熙时代在蒲松龄笔下，一位普通妇女，口语中带出“金钗十二”，其涵义无疑是(允许她的老公)“姬妾成群”。受上述“条件反射”的驱使，查找，原来“红学家”早已将“金钗十二”翻腾过了。康熙时曹寅的著名文人朋友如：朱彝尊、孔尚任包括曹寅自己，在其传世作品中均用过“金钗十二”一典。查 “金钗十二”作为成语：【出处】：南朝梁武帝《河中之水歌》：“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释义】：金钗十二行本用以形容美女头上金钗之多，后以十二金钗喻指众多的妃嫔或姬妾。《全唐诗》中白居易《酬思黯戏赠同用狂字》诗：

　　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

　　慰老资歌笑，销愁仰酒浆。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须狂。

　　【白氏自注】：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颇多。

　　《全唐诗》长孙佐辅的《古宫怨》有：

　　三千玉貌休自夸，十二金钗独相向。

　　此首诗中的“十二金钗”，显然是喻指“六宫粉黛”、成群嫔妃。元·郑德辉《王粲登楼》第一折有：

　　你看为官的列金钗十二行(妻妾成群)。

　　是否白氏或长孙氏首先将梁武帝的“金钗十二”原意，引伸为“歌舞之妓颇多”或“成群嫔妃”，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典在什麽情况下，喻指嫔妃成群、姬妾颇多?清康熙时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

　　赵采姬字今燕，名冠北里。时曲中有刘、董、罗、葛、段、赵、何、蒋、王、杨、马、褚，先后齐名，所称十二钗也。(青楼十二钗)

　　清康熙时孔尚任《舞灯行留赠流香阁》一诗，有句云：

　　久久帘动一灯来，一灯一灯陆续吐。十二金钗廿四灯，灯光人面添媚妩。(歌舞之妓)

　　清康熙时曹寅《续琵琶》第三十一出《台宴》中有词云：

　　正是，门迎珠履三千客，户列金钗十二行。(姬妾成群)

　　汉语中，“钗”、“金钗”、“裙钗”早已是女性的代称。然而，唯独在“钗”、“金钗”之前或后加上“十二”，即“十二钗”、“金钗十二”便不是众多女性的通称;而是特指某些特殊身份的女性群体——宫中嫔妃们、达官贵人的姬妾们、歌舞之妓们。自唐至清，已成古典。因此，《红楼梦》曾被“曹雪芹”题名《金陵十二钗》便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儿。暂时先不去计较是曹寅还是曹芹溪创作《红楼梦》。仅就这《金陵十二钗》的书名，便存在许多有悖常理和自相矛盾之处;然而，正是在这些表面看来似乎“有悖常理”及“自相矛盾”之处，恰恰隐藏着作者和批者的真实意图，其手法依然采用“真甄、假贾”的“书中之秘法”(脂批语)。《红楼梦·凡例》云：

　　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校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某某。及至红楼梦一回(疑为第五回之误)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其中“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实为一句做“掩护”的假话，但却被“自传说”理解为江宁(金陵)织造曹府的一群真实女子，即“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的那批女子。之所以说那句“假话”，正是为了掩护《红楼梦》小说真正的政治主题——藉历史上发生过的，王朝覆灭时的后宫粉黛，及王公贵族成群姬妾的悲惨遭遇，演说王朝兴衰之道，包括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在社会实践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偏、废、曲、直及其后果。所以，紧接着，在那句“假话”之后，作者马上予以改口：“然通部细校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自己刚刚说过“必系十二女子”接着就说“岂止十二人”;然后又是自问自答：“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凡例》作者为什么在此反反复复、出尔反尔，围绕着“十二”转悠;摆下迷魂阵，但却又不像是欲置死地于进入迷魂阵的读者!更奇怪的是，在这短短的八十余字的述说中，竟然又有“十二钗”、“十二女”、“十二人”、“十二个”、“十二支”，共计提到六次“十二”。此“十二”是否有玄机，玄机在哪里?这段文字，以书名《金陵十二钗》引发，最后扯到《红楼梦》第五回，太虚幻境存档的“金陵十二钗之簿籍”。这样一来作者的意图更进一步泄漏：原来，“金陵群钗”的簿籍不止一册，分《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每册记十二女子。由于人数过多而分册，无可非议。为什么偏偏又是“十二人”一册?若说作者“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不止十二，那么，小说可题名《金陵十三钗》(假定的实数)或《金陵廿四钗》(可附会为廿四节气)。《红楼梦》开篇有女娲氏炼石补天，在大荒山炼成巨石，高经十二丈【脂批总应十二钗】，方经二十四丈【脂批照应副十二钗】;两条脂批可见，当遇到“十二”(丈)尺寸数字时，说他是“总应十二钗”，也就是说无论有多少女子，总称“十二钗”。但遇到“二十四(丈)”时，又说他是“照应副十二钗”，即正、副两组“十二钗”;(假如巨石长三十六丈的话，那必定又是照应正、副、又副三组“十二钗”的了。)作者、批者为何在此细节、末梢上，不厌其烦，纠缠不休?竟将顽石的尺寸也与“十二钗”联系上。其目的只有一个：在“钗”字之前或之后，必须加上“十二”;加上其他任何数字，均与作者的《金陵十二钗》的写作初衷或创作主题相悖，至少不够确切!

　　《红楼梦》的正面，重点写的是荣宁二府及其有关的女性群体——钗。显然小说及脂批中，关于“十二”及“十二钗”的种种“假话”，只不过是在“明修栈道”而已;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暗渡陈仓”(第一回脂批语)，此“陈仓”便是唐诗中的“十二金钗”及南朝梁武帝的“金钗十二”原句及隐喻。自唐至清，千多年来，“金钗十二”既可直指“多枚金制头饰”，又多喻指嫔妃、妻妾、歌舞姬(复数)这类特殊的女性群体;而不是任何女性群体。这一点无论曹寅、曹俯、曹芹溪，在那个时代，必定是十分清楚的。也是文人墨客常常使用的一个重要典故，再看《红楼梦》中的女性角色：妃一级的只有元春一人;贾政只有王夫人、赵姨娘一妻一妾，贾赦只写一妻，贾琏妻妾最多，也不过王熙凤一妻，平儿、秋桐、尤二姐三妾，就连荒淫无耻的贾珍，小说中也只写一妻尤氏。小说中的主要角色黛玉、宝钗、湘云、晴雯、袭人及迎、探、惜三春等，当时还只是一群豆蔻年华的少女;将这群MM，用“十二金钗”喻指为嫔妃?妻妾?舞妓?从一般的文学作品的写作规律来看，这是不太可能的事。至于“歌舞之妓颇多”的隐喻，算上芳官、蕊官一干人，确是贾蔷从姑苏采买来的“十二个女孩子”作女伶(也可称十二钗);难道会因此取《金陵十二钗》的书名?何况这“十二钗”还是从苏州买来的，又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角色。

　　既然如此，“曹雪芹”将其“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分出章回”的长篇小说取名《金陵十二钗》，本来金陵的裙钗甚多，为什么作者独钟“十二”这个数字?作者既非有意错用、乱用“十二金钗”古典;也不是要为此典赋与一个新的寓意。从上文的分析看来，而是千方百计地将其笔下的“金陵群钗”，注册为“金钗十二”。这样一来，作者的写作初衷或企图，完全暴露了出来。这就是，小说正面故事，借贾(假)府的衰变，群钗的不幸及悲惨遭遇，用贾府的兴衰演说国朝的兴衰之道。至少“正册金陵群钗”含有“十二金钗”的“嫔妃众多”的喻指;“副册十二钗”当指“妻妾成群”(簿籍中举香菱为例);“又副册十二钗”当指地位更低的女子，簿籍中仅以晴雯、袭人为例;“歌舞之妓”的芳官等应排在更后。康熙时的洪升“尽删玉环秽事”创作出《长生殿》(朱彝尊曾作序)，其《弹词》一出，借老艺人李龟年之口：

　　“一从鼙鼓起渔阳，宫禁俄看蔓草荒。

　　留得白头遗老在，谱将残恨说兴亡。”

　　可见此传奇是借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演唱盛唐衰亡的惨痛教训。与洪升同时代的孔尚任，作传奇《桃花扇》，同样采用南明宫廷高官真实的历史人物、事实，痛说大明之亡。《长生殿》与《桃花扇》的创作初衷，既非“反唐”也非“复明”。同样都是对王朝“大厦将倾”、“大厦既倾”的深刻反思!但在清初“别有用心的人”看来，极易被联想到“反清、复明”的邪念上来，而节外生枝。本来是一部有很好的主题思想的名著，其结果“南洪北孔”都受到不应有的贬责。至于洪升晚年及《长生殿》的复出，另作别论(见《红楼梦的政治主题》)。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种误解和节外生枝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成心“找茬儿”，就像雍正时的“维民所止”可以将“维止”二字说成“斩首雍正”;任何一部小说，都能够牵强上别有用心者所需要的所谓“证据”。社会文化的发扬、进步，不能因噎废食。康熙皇帝欲建造一个强大的中华帝国，必不可少的要传承、发扬光大优秀的中华文化。康熙二十六年，发布“禁淫词小说并僧道邪教”。帝云：

　　淫词小说，人所乐观，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朕见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是不唯无益而且有害。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俱应严行禁止。

　　这仅仅是一段纲领性的谈话，主旨是正本清源、剔除糟粕，没有任何诋毁中华文化和敌视汉族文人的意思。至于如何界定“淫词”、“邪教”，涉及国朝的文化、宗教大政方针，应是上层文化大臣的事儿，一般文人难以定夺。综上所述，对以下几点的追踪，关系到《红楼梦》的创作，很值得注意的：

　　洪升《长生殿》及孔尚任《桃花扇》，历史的看，主题思想基本上是对的。但是直接采用历史上的亡国君臣真名、遗事，而且是以当时主宰政治主流的男人群体;作为演绎对象，反思、演说前朝兴衰之道。极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甚至因此而毁灭作者好的愿望。

　　演说国家兴衰，是文学作品一大的政治主题，用刘姥姥家的故事，难以全面引伸、写好这一主题。中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末世王朝，才是最好的反面教(素)材。从周幽王、唐玄宗、李后主，到宋徽宗、崇祯皇帝，他们的衰败过程，综合起来，才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典型性;而《长生殿》、《桃花扇》仅取其一，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淫词小说、僧道邪教的问题，必须有一个大致界线。《诗经》几百篇，歌男女之情的《关雎》列首;即便是封建礼教，对作品中的男女之情也并非全面否定、封杀。

　　宗教文化也是同样。不可否认，南明时期，有以宗教的名义集结反清势力，如同小说中马道婆与赵姨娘勾结为贾环夺位之类的“道家”。作品中的神、鬼、妖、怪描写是否涉嫌宣扬“邪教”、“糟粕”?

　　表面看，上述几点似乎与《金陵十二钗》风马牛，然而，在其深层，却有某种特殊、紧密的因果关系：

　　1.《金陵十二钗》仍然坚持写反思国朝兴衰的政治主题。但不是沿用某一具体朝代，及真实的男人政治群体的典型故事素材，来演绎这一主题;而是将历史上诸多末世王朝，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打破时间、人物、空间界限，混写、隐写在与那些与“男人政治群体”息息相关的嫔妃、姬妾女人群体(金钗十二)之中，且避免使用真名实姓;既完成了主题，又扩大了写作范围、更接近当时的现实生活及欣赏性。社会不同阶层的读者，各得其所。任你“索隐”而不易授人以柄，比起《长生殿》、《桃花扇》为完成这一主题所采用的手法，技高一筹!此为《金陵十二钗》为什么非要“注册”为“十二金钗”的主要原因之一。

　　2.《金陵十二钗》既然以“金钗十二”作为小说的主题角色群，则必须有与主要角色相应的活动空间和生活水平。于是，便营造了“宁国公(宫)”、“荣国公(宫)”，并按“帝宫九重”的皇家制度建造。贾(假)府内的起居、陈设等，包括大观园，无一不是最高规格的;甚至秦可卿死后用的樯木棺，也是皇家用料。此便是暗用皇家环境、起居烘托“金陵十二钗”的“金钗十二”的嫔妃身份。与常理相悖的是，小说中那些“隐敝的嫔妃”，竟是一群豆蔻年华的少女!与嫔妃角色在年龄、世故、阅历、乃至文化水平几乎不在同一数量级上;这是一个十分难以处理的问题。尽管一般读者看来似乎天衣无缝，还是被考据家发现黛玉的年龄忽高忽低;群钗的诗词水平，几乎在几天之内，便达到或超过历史上的著名才女：谢道韫、叶小鸾及唐玄宗的梅妃、南唐后主李煜的大小周后、蜀后主的花蕊夫人等末世后妃的水平。《金陵十二钗》的写作初衷，迫使作者必须兼顾“风月宝鉴”的正反两面。例如：贾元春“死时四十三岁”及“虎兕相逢大梦归”的判词，便是作者有意留下的破绽(脂批留的更多)，使读者透过破绽窥见历史。(见《贾元春之谜》)

　　3.《金陵十二钗》主要笔墨写的是女性群体，但不是“女儿国”。其中的“金钗十二”也并非深锁后宫，只受皇帝一人宠幸的“六宫粉黛”。《脂批》说：“宝玉是众钗之贯”(贯，穿铜钱的绳索。今本改为“冠”。不确。)，应指荣府的群钗故事是以宝玉为线索贯穿;宝玉不是“皇帝一人”而是“情种一个”。小说的正面，她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官宦之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或多或少有所接触和认识;她们有自己的爱情憧憬、追求，以及与当时的封建礼教打着“擦边球”。大观园里有宝玉这位情种及多情群钗，加上亲戚、买来的丫鬟、女伶，乃至女尼。作者创造的这种条件，大约天下所有的言情戏都可以在此上演，包括正常的和淫秽的。但是，作者笔下，在荣国府发生的男女之情的故事，基本上是正常的，包括贾瑞与王熙凤的故事、贾琏与多姑娘的故事。而宁国府则相反。贾珍与秦可卿的故事，作者原始稿本上如“遗簪”、“更衣”等情节写得过细，推测作者原意是界定“正常与淫秽”，用具体情节揭露贾珍的淫秽、丑恶面目，并非作品主题。后来的批书人“畸笏叟”看来，一方面过多损害了受害人秦氏，是不公正的(见《秦可卿之谜》);其二，为避免授人以“淫词小说”把柄，因命芹溪删去四五页(第十三回脂批)。贾珍、贾蓉、贾琏与尤二姐的故事，作者又非常明显的将贾珍父子与贾琏的行为，在“性质”上作以区分;对前者的行为以及以此为主题的作品当属康熙“淫词小说”范畴;而贾琏的“包二奶”，小说中，作者又同情了贾琏，这是那个时代封建礼教所允许的。不可与当今同日而语。

　　4.《金陵十二钗》中，云来雾往的一僧一道，手持风月宝鉴施法等，是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不是宗教文化;如同第十六回，秦钟临死前，魂魄离身，见许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脂批：作者故意借世俗愚谈愚论设譬，喝醒天下迷人】这里，作者采用《聊斋》笔法，脂批称其为“设譬”。康熙时的蒲松龄作《聊斋志异》写神鬼妖怪，早于《金陵十二钗》。关于秦钟鬼魂的这类描写，分析有两种可能意图：一，肯定、认同这种“设譬”的写作方法;二，不属“蛊惑人心，惑世诬民”(康熙禁邪教语)的宣扬邪教之流。《金陵十二钗》中的马道婆与赵姨娘联手加害宝玉，替贾环“夺权”，才是邪教、妖道;即便如此，文学作品中，采用《聊斋》之法，将马道婆的妖术“真实化”的表演一番，也是很精采的段子。小说中，道清观的张天师、芦雪庵的妙玉则是正当的宗教文化活动，而予以肯定。

　　从“曹雪芹”取《金陵十二钗》书名的初衷，到该书基本完成的百万言故事中，作者几乎写尽天下各色女性群体。各阶层的女性群体中，唯独“嫔妃群体”是一个特殊敏感的人群：她们与皇帝紧密相连;与王朝的兴衰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每当“大厦倾”时，她们又是最先和最无奈的受害者。杨贵妃在马嵬坡自尽，替唐玄宗“顶缸”(秦可卿在天香楼自尽，替贾珍顶缸;晴雯、黛玉、金钏之死，也是替宝玉顶缸);崇祯皇帝上煤山之前，安排其皇子避难，而赐死周皇后、袁贵妃，又杀死长公主及嫔妃数人。周皇后说的最后一句话：“妾跟从你十八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现在陛下命妾死，妾怎敢不死。(无可奈何)”此与《金陵十二钗》中宝玉出家，其妻妾、红颜知己的无可奈何的命运何等相似!小说的重头戏以及与主题扣得最紧的，即是“痴情司”中“金陵十二钗正册”的“正钗”，也就是“金钗十二”的隐喻之一，——嫔妃们。如果小说的初衷只是写一个大户人家的女人们，即便是妻妾成群、歌舞之妓颇多，也不必引进“金钗十二”的古典。不可否认的是，小说中的确出现一位元妃;贾政、贾琏的妻妾虽有而不能算多，也不见重要角色贾珍有妾;算上从苏州采买了芳官等“十二个女子”，符合“歌舞之妓颇多”的典故。但是，小说正面的嫔妃、妻妾、歌舞伎三者的人物、故事，在小说中既非主角，也不占主导地位;而是处于陪衬地位，服务于宝、钗、黛等所演绎的第一主题;同时也正面演绎了封建大家庭“盛宴必散”的道理(可称为第二主题)。但是，尽管那些处于陪衬地位的人物故事，如刘姥姥、晴雯家世、袭人家世，以及众多丫鬟、仆人的生活及遭遇等，由于作者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令今人读《红楼梦》时，仍可见到当时真实的底层社会。一部《红楼梦》唤起世人的反思、同情，大大地突破对杨玉环、李香君的反思的局限性。这是有着同样写兴衰主题的《长生殿》、《桃花扇》无可比拟的。世人对黛玉、宝钗、晴雯等的同情、反思乃至知名度远远超过杨玉环、李香君。正是由于前者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典型性。

　　从上述前四条和后四条的对照来看，《金陵十二钗》极象一纸“红头文件”。负责解释当时(清初)文化领域中的一些方针政策和策略性的问题：其一，当时上层文化领域，由于洪升“长生殿事件”及《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革职等，造成对汉族文人的震动和误解;肯定了他们的创作主题，而提出解决造成满、汉双方误解的“策略”，特别是涉及政治主题的作品，尽量避免直写前朝皇家及权势，(孔尚任在此时、此处犯了大忌)。这些问题如不妥善处理，恐怕今后汉族文人无敢重蹈洪、孔、赵(秋谷)覆辙者;何谈文化复兴?其二，康熙提出“禁淫词小说及僧道邪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需要具体界定。否则与洪、孔同时代的《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一样会受到指责;至于“淫词小说”，它是相对正常的言情小说而言;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它所涉及范围极广，这在《金陵十二钗》中，各式各样的爱情、婚姻故事情节，例如，作者同情恋爱自由，贬责包办婚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当时封建礼教的陈腐观念，这往往被认为《红楼梦》反封建的口实，(笔者认为，说此为理念上的进步较妥);小说中，凡是当时封建礼教所容纳的，如，贾琏包养尤二姐，这在“无后为大”的当时社会，加上家有雌老虎王熙凤，作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同情贾琏，在当时是合乎情理的;贾珍父子与秦可卿、尤氏姊妹的关系，贾珍父子才是“淫秽种子”，后者是受害者，这在具体情节的描写上，两者极难分开。《金陵十二钗》原稿中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应是原作者的小小失误，“淫丧”字眼不可加给秦氏，而批书人深知个中就里，改写了此回。《金陵十二钗》仿佛是一部对康熙时期文化、文人(特别是汉族文人)的方针、政策、策略，以及康熙圣谕中的某些方面如淫词、邪教的界线等，作以详细说明、解读的“文件、文书”。只不过该“文件”是采用小说的特殊形式(非官方文书或要人“讲话”)表达、沟通而已。若如此，这恐怕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范本”——用小说体裁写成的“创作指南”。显然，它又带有在某些文学创作指导意义上的“官方色彩”。因此，此范本小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概率极小，作者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苛刻条件：

　　主管文化领域的重要官员;甚至“奉旨”写作;

　　对中华历史、文化乃至文人有着至深的了解;

　　对历史上的王朝衰亡，有切身感受而反思;乃至某种政治需要;

　　本身具备文艺创作的极深功底;

　　具有相对完整、超前的文化、道德理念。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三位颇有争议的作者：洪升、曹寅、曹芹溪。

　　洪升的一曲《长生殿》标志他的创作已接近颠峰，成为戏剧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与同时代的《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时称“南洪北孔”，足见洪先生的文化功底;他在《长生殿》里，借李杨爱情故事，演说亡国之恨的主题，对末世王朝(至少是唐)有所反思，当在《金陵十二钗》之前。“演长生殿之祸”使他从此走上下坡路，甚至有出家为僧的念头。洪升是汉人，又是明末重臣后裔，在清初写亡国之恨的主题作品，即便不是反清，至少有“借唐怀明”的情绪，这是当时大部分满人所不容的。洪升被革籍回杭州之后，可能对“长生殿之祸”有所反思，但其主流情绪是消沉的。此时，再写一部“风月宝鉴之书”，及《石头记》戏曲，无论在时间、能力上，都是可能的，但不太可能具有重大的政治主题。从东鲁孔先生题名“风月宝鉴”的含义来看，应是“风月场上的警鉴”之义，可见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是“言情”;《脂批》说“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可知它是在《金陵十二钗》之前。洪升及《长生殿》的再度风光，洪升已是接近六十岁的老人，假如他有心写《金陵十二钗》，然而，就在六十岁这年，意外落水身亡，一切都结束了。叹叹!

　　再看曹寅，号雪樵。具有显官、著名文人双重身份。在康熙时代，他的诗词、传奇作品，备受文人推崇，主持刊刻的《全唐诗》著名至今。他的创作根基无需置疑;倒是他的另一面——显官身份，又是至关重要的。曹寅是旗籍汉人，祖上随清入关，应属亡明功臣，年幼时做康熙陪读，后为皇上侍卫，死于江宁织造任上，享年五十六。曹寅名为江宁织造及巡盐御使，实际上是康熙派驻江南的文化钦差大臣。用现代话讲，应是做明末文人的统战工作。处在此地位上的曹寅，有理由对诸如洪升、孔尚任等典型文人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做些职所必为的工作;当然是在康熙的大政方针之内，至少须“请示”皇上。只有像曹寅这种双重身份，方有可能对皇上的圣意作必要的注释。凭曹寅的身份，如果写末世王朝衰败主题的作品，决不会有“反清”的意图;只能是“谏清”，就连蔡元培先生所云“揭清之失”都不可能。而洪升则不然，难说洪升没有丝毫的“亡明之恨”?即便没有，在清初的政治气氛中，也难以不被误解;这是曹寅也无法直接解决的问题。《金陵十二钗》采用的写作方法，打破、打乱亡国君、妃的时间、空间序列，将这一政治主题隐写在贾府的一群红粉中。这一方法虽是“折衷方案”，但又妙不可言。就拿贾元妃来说，说她是唐玄宗梅妃的“化身”，但逐条索隐，又决非梅妃;然而这位在四十三岁时“虎兕相逢大梦归”的贾元春，确实又与梅妃丝毫不差。(见《贾元春之谜》)尽管作者有意留下诸如贾元春、甄士隐一类的历史破绽，但不影响小说正面所演绎的：荣、宁两个封建大家庭的衰败故事。一部《金陵十二钗》，正如第一回：“……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脂批：事则实事，然也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润，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歭，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正是这些高度技巧的“秘法”灵活运用，作者十年功夫，“一击两鸣”，用一支笔同时写出了正、背两部于一体，精巧、华丽的“双面绣”式的《金陵十二钗》!曹寅鼎力于中华文化的振兴，是清朝建国初期，康熙的政治需要。由此看来一部《金陵十二钗》的诞生，极有可能与康熙有直接关系。(待考)(见《红楼梦的政治主题》)

　　至于曹芹溪，说他是一位“超天才文学家”还不够，小说作者还应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文艺理论家。凭他的经历，远远不足以写成《金陵十二钗》。不赘述。再说《脂批》中，凡提及《金陵十二钗》、《风月宝鉴》时，均用“雪芹”二字，此外则用“芹溪”或“芹”字;都有着严格区分的。今人将“芹”完全等同“雪芹”，是最大的失误。(见另文)

　　这样一来，写《金陵十二钗》的“曹雪芹”非曹寅莫属。(《红楼梦》问世前，部分原稿失散，曹家后人做过少量修改、补充，若将此人也作为“作者”，勉强。另文已谈。) 再者，《红楼梦》的前名《金陵十二钗》，既然是由“十二金钗”的典故而来。孔尚任、朱彝尊，包括曹寅自己都用过此典。曹寅的《续琵琶》传奇，第三十一出《台宴》中有词云：正是：门迎珠履三千客，户列金钗十二行。特别是与曹家过从甚密的朱彝尊的“北里十二钗”，实指青楼的十二位名妓。既如此，曹寅乃至他的后人们，决不可能再用“十二钗”的名目，来写自家传记，《红楼梦》何以“自传说”?

　　刘一心二○○六年七月郑州，威海。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