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学”的废太子之女说与任何一种原型有什么共同之处？-经典文学作品网

　　秦可卿形象的诗意空间

　　红学研究

　　秦可卿形象的诗意空间——兼说守护《红楼梦》的文学家园(B)

　　上接A篇

　　四

　　“秦学”的倡言者说是在作“原型研究”，原型研究当然也属于文学研究的一种，只是“秦学”的废太子之女说与任何一种原型研究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与创作原理文艺美学都不相干。

　　行家已经指出，所谓原型，一是指从西方引进的原型批评理论，一是通常所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原型即“模特儿”。前者是继弗洛伊德之后，以荣格和弗莱为代表，将精神分析学扩展和应用于文艺领域。荣格创立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是指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世世代代普遍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与艺术家的集体无意识相联系的重要概念是原型即原始意象，比如大地母亲、智慧老人、英雄、魔鬼等原型在作品中屡屡出现，魅力无限。原型批评家一改往昔近距离直观作品的旧习，力图远距离审视、把握作品的宏观体貌，寻找作品与人类文化母体相联结的纽带。在红学研究中，也有学者作过这方面的尝试，比方从女娲神话起始，在“高唐系列”的传说和故事中追寻警幻仙姑及相关人物的原始意象等等。这不失为一种有学理依据和审美内涵的批评模式。然而“秦学”之倡显然与此无干。

　　那么，所谓秦可卿的“原型”是废太子之女，无疑是指生活中的“模特儿”了。现实中是否有这么一个人以及是否如“秦学”倡言者所“揭秘”那样，对此已经有许多学人和读者从史实到文献、从立论到方法进行了全面的、透彻的批驳和辨正。这里只是想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谈谈原型研究的意义，指出《红楼梦》的作者对待生活中曾经遭逢际遇的女性绝不会如同编制谜语密码一样纳入自己的作品。

　　关于“模特”，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可以“杂取种种人”，也可以单取某个人。像阿Q这样内涵深刻高度概括的艺术典型很难说取自哪一个或哪一类中国人，而忧愤深广的《狂人日记》之作倒可能与作家的医学背景或接触过某个精神病患者有关。不论是何种情况，重要的是作家本人真切的深刻的感受。这种感受自然也得自于生活，但又必定是独特的，烙有作家个人印记的，足以将生活素材熔炼、改造、整合、提升，使之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能够打动人甚至震撼人的文学艺术。作家忠实于自己的感受比忠实于生活原型更重要，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举一个人们熟悉的果戈里作品《外套》，是从一件官场逸闻加工改造成的。那个可怜的小公务员丢失的原是一枝猎枪而不是御寒的外套，而结局是由同事的好心资助重新买得一枝而不是悲惨地死去。对于原来那个故事，这样改动岂非完全失实了?人们常以原来那个故事不典型不能揭示生活的本质来解释，当然不错。其实，在创作中，直接的原因恐怕是它同作家的感情相抵牾。不是故事本身，而是那卑微的小人物丢失了他视为生活中唯一欢乐的猎枪所感到的痛苦，这才是果戈里要着力表现的东西。只有改成现在这样才能充分表现作家对这个小人物的深切同情，作品也因此获得了原型无法比拟的更高的真实性，获得了能够打动人的文学审美品性。如果原样照录，在感情上不真实，没有作家主观评价审美情感介入的实录，只能是非文学。

　　作家的感情是否真实、深挚，完全流露和充盈在作品之中，作不得假，更不能仿冒。《红楼梦》作者对于的女儿的深情关爱毋需作品以外的东西来证明，只要读过作品，谁都不能否认这一点。现在还回到秦可卿及其生活原型的问题上，这里不必去扯那个根本不着边际的废太子之女，只就真正可资参考的脂评和小说本身透露的痕迹而言，生活中可能有那么一个“淫丧”的青年女子确为秦氏的原型。面对这样的生活素材，不同的作家会有完全不同的处置，道学家会以主流社会的官方意识对她谴责、加罪，自然主义作家会加以陈列、暴露、猎奇、欣赏，而在具有博大心胸和深厚人文关怀的《红楼梦》作者那里，他有足够的精神空间来包容、超越现实的一切，他不止于言说现实的黑暗和卑污，而且蔑视这黑暗和卑污，看到在邪恶之下的人性的光华。他决不会将所谓淫邪的罪名归诸本来是无助无辜的女性身上，反而倍加珍惜她们本来赋有的美丽、聪颖、善良的秉性。作家以自身情感的深度介入，改造、整合了生活事件，包括强化和提升某些因素、弱化以至删除某些枝节，更以空灵幻化的笔触，将事件的主角超拔、升华为情爱的象征，给予人的审美感受虽则神秘缥渺，却醇美无比，令人陶醉。

　　当然，作家对于女性包括秦可卿的情感和态度也是来自于生活的或曰是生活所赐，但这种感情属于作家主体，是极其独特简直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即烙有作家个人的深刻印记的。之所以要写下这满纸荒唐言，创作一部小说，与其说是为了记述追怀种种生活阅历，不如说是为了倾注一把辛酸泪，宣泄表达郁结于心的人生感悟。像《红楼梦》这样的传世之作最能说明文学疆域的辽阔，最能验证上文一再提到的文学不止是反映，文学还是表现、是感悟。秦可卿这个人物即便有原型，也不一定是或不止是反映;还表现作者的某种意念和情愫，表达作者的某种人生感悟。这种情愫和感悟只要是属于审美范畴的，就是能打动人的，具有诗意的。生活并不等于诗，等于文学，但生活当中存在着诗意的因素，当作家的情感投射其中时才发现了诗意的因素，因而可以说审美就是情感的评价。当然文学中的情感评价是审美的高级形态，《红楼梦》中对女性的情感评价既有对体态形貌之美的叹赏，更有对气质品性之美的向往，前文扼要述及的“意淫”其实是对女儿的一种审美的态度，是本能欲望经由超越和升华而达到的。这一态度涵盖了小说中几乎所有年轻女性。作为读者，当我们平心静气地不带先入为主的成见阅读有关秦可卿的章节和文字时，并不给人以滥情轻佻之感，更无淫乱靡烂之迹，只觉她温和妥贴、敏感多虑，有一种莫可名状无可摆脱的厄运笼罩着她，死神在不远处等待着她，压得“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没了”。这个人物虽则朦胧却依然感人。

　　我们不能从文学的反映论那里强求解释，却可以从文学的表现论那里得到启示，它启示人们，秦可卿形象本身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和诗意空间。我们完全不必去拔高作者、曲意迴护，古代作家更不会懂得什么有关创作的主义和法则，但他必定忠实于自己的感受，细心体察寄寓于形象的作家的用意和感受，是我们应当做也可以做的。

　　五

　　在《红楼梦》整个形象体系之中，秦可卿并非主要人物，甚至也算不上是重要人物，然而却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角色。这个人物葆有引人探索的潜质主要是指其言外之意象外之旨，是灌注于形象本身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所生成的意象之美，而不必去揭秘猜谜、编造离奇曲折、耸人听闻的故事。

　　“秦学”自许已经破译解读了红楼奥秘，这里既涉及考证学范围，也关系文艺学领域。红学考证学固然门庭宽阔，而其准入的基石是坚实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不是任谁都可以轻言考据、妄下断语的。至于文艺学问题，对于具有作家身份的“秦学”倡导者而言，无论创作或批评，都属本行，遗憾的是在“秦学”之中，《红楼梦》这部大旨谈情包蕴深厚的文学巨著，被破译为一部充满政治角逐、权力争斗和阴谋色彩的宫廷秘史。这一现象令人惊诧，更有一种悲凉之感油然而生。惊诧的是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权力斗争真的深入到某些中国人和中国作家的骨髓里去了，它像幽灵一样在创作和评论中顽强地流露出来，令人回想起十年“文革”中那个阴谋“红学”当道、百姓们被“运动”起来全民评红的年代。悲凉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幽灵凭借“创新”独得、公众共享的名义，启动主流媒体，催动起群情汹涌和市场浪潮，以至完全淹没了《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失去了它作为文学作品最基本也是最崇高的精神品格——审美。

　　由于“破译”是从秦可卿入手的，着力最多，因而本文主要是谈这一人物的审美意蕴;其实对于其他人物以至整部作品的解读，“秦学”都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元春，本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秦可卿、却同样具有自身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小说描写元春的篇幅也十分有限，省亲一幕，我们不仅看到了她雍容华贵的气度、进退得宜的举止，更窥见了她孤寂悲苦的心境和复杂万端的感情。这樁旷世盛典的喜庆气氛和骨肉分离的悲剧内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理性告诉她必须独自啃啮骨肉分离的苦果，履行皇家的义务和仪节;感情又驱使她不能割舍亲子之爱天伦之乐的血缘纽带。既为人子又为人君，作家把人物置于一个极大的张力场中，触摸着人物的心灵，也拔动了读者感情的弦索。凡是生活中动人的东西就是富有诗意的，能引发人的想象、涤荡人的精神，唤醒人性中真善美的东西。假定元春如“秦学”破解那样，不过是贾府的一个政治筹码、而且是一个告密者，那么她还能令人同情、给人美感吗?这只能是对原著中元春形象的扭曲和败坏，使这一人物的审美价值一落千丈。小说中妙玉的“太高”和“过洁”显然包含着作者有意的净化，意在涤荡世俗文人泼向尼姑的污水。她美好的气质才华流溢于茶艺、棋艺、诗艺、令人赞叹。她不得已蹈身槛外，而对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未能勘破灭绝，诸如对红梅的色香、对品茶的雅趣、对作诗的兴会，当然还有对知音的向往，都还怀有深深的眷恋，即此亦可谓尘缘未断，情缘未尽。作者以广阔慈悲的胸怀塑造了这个遁入空门的女尼，更以精妙含蓄的笔触，点染这份未尽的情缘。情，当然可以包含恋情，还有性情、友情、才情、诗情，皆可结缘。《访妙玉乞红梅》一诗，既为写实，又以寄意，何尝不可视作彼此间之艺文因缘。总之，妙玉形象有其独特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韵味。“秦学”不顾艺术形象的审美意蕴，将空灵处坐实，把留白填满，驱使妙玉为了恋情而行侠仗义、舍己救人，实在令人有续貂之感，同当年《红楼梦》问世以后种种色色的续作实在也相差无几。

　　可卿、元春、妙玉三个女性的《之死》系列，既称“秦学”的“学术小说”，足见关涉考据学和文艺学两个领域。以后者论，其实是通过小说对原著进行解构、补构以至重构。“秦学”全部论著的揭秘破谜，都在建构游离于原著的另一套体系。人们发现，面对《红楼梦》，“秦学”完全无视其文学的存在，把原本是丰厚的、浑成的、蕴藉的、复杂的以至是多义的作品，解析为干枯的、单一的、表浅的、以至曲折离奇、匪夷所思的故事。这到底是在阐发闳扬原著的价值呢，还是贬损、扭曲原著，把人引入解读的歧途呢!

　　本文开头说过，文学，归根结蒂属于审美的领域，文学最根本的特质在于审美。文学可以写闺阁细事，个人阅历，当然也可以而且应当写政治风云包括宫廷争斗，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作家是否在描写对象中发现了诗意或曰审美的质素，作为主体的作家是否用审美的方式来把握，投注了充沛的审美情感。一部作品尤其是伟大作品当然会包含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以至宗教的、哲学的内容，但这一切必须溶化在它的美学内涵中，就像盐溶于水一样;也就是说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思想倾向、时代精神的表现。否则，它就只能是非文学，如历史记事、社会调查、哲学讲义等等;或者是快餐文化、通俗读物。当前，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意在迎合低级趣味满足感官刺激的东西泛滥而且畅销，也顶着小说或流行文学之名，可又有多少美学价值和艺术生命力呢!

　　八十年代初，笔者有感于学术的荒芜和自身的贫乏，面对《红楼梦》，曾写下“形象的丰满和批评的贫困”这样一个题目。时至今日，二十多年过去了，对于这部文学名著，我们的领悟体察、分析评论，长进了多少呢!事实是，大家都倾倒于她的魅力，感受到她的丰厚，却依旧觉得解味甚少，释真不易。如果有谁宣布独有他是曹雪芹唯一的知音，独得此中的真味，那倒不免教人疑惑;或者如“秦学”那样破译得确定无移、一览无余，演绎得头头是道，丝丝入扣，简直像推理小说、奇闻轶事，人们有理由发问，这难道还是《红楼梦》吗!

　　古今中外，凡是优秀的传世的文学作品都是难以传译、难以穷尽的。假如只是单纯的思想、单纯的故事，那是可以用言辞来表述、可以用观念来概括的。优秀作品当然有思想，而且是丰富的思想，当然有情节和细节;然而那思想和情节是饱和着情感的，是和情感熔为一体的。思想和情感的艺术性合一就是难以言传的了，往往意在言外、旨在象外，耐人寻味、引人遐思。《红楼梦》的“满纸荒唐言”是饱蘸着充满感情的汁液即“辛酸泪”的，所谓“谁解其中味”的“味”本是中国古代的基本审美范畴之一，它是充盈弥散在整个作品中的隽永含蓄之美，是作家灌注于作品的生命体验;它不是孤立的因素，而是作品整体关系所产生的审美效应。作为读者和和研究者，我们可以去体味它、接近它，却不可能还原它、拆卸它;可以去分析它、阐释它，但却不能穷尽它，取代它。

　　这样说，并非陷入不可知论。事实上，二十多年来在文艺学和美学领域内，学人辛勤耕耘、取精用宏，在总结中国传统文论和吸纳销熔海外新说的基础上，在建设现代的中国文艺学和美学体系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诸多基本问题如文学的审美特质，文学的典型、意境与意象，文学语言的深层特征，文学创作的精神价值取向等等，都有精到深入的论述。《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之作，自然是理论家的宝贵资源，翻转来，我们也应当努力运用经过校正的而不是片面的，经过更新的而不是陈旧的，富有生气的而不是僵化的理论来重新阅读、体察、理解这一杰作。“秦学”之所以模糊以至失落了《红楼梦》的本来面目，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忽略了“《红楼梦》是文学”、是作家的审美创造这一要义。

　　近年来红学界以至古代文学界似乎少有人关注发生在文艺理论界的一场与文学命运攸关的争论，这就是有关“文学终结”的热门话题。海内外都有学者认为在电子媒体迅猛发展、网络生存愈益普及的当今社会，人们的感知经验将会被“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多媒体现代手段所变异、更新，以至疏远和拒绝传统的文学阅读，从而导致文学的终结。在这场争论和对话中，笔者始终站在不相信文学终结这一边，赞同主张文学不会消亡的学者提出的理由，因为文学既然是人类感情的表现形式，只要人类有情感表现的需要，文学就永远不会消亡;尤其重要的是文学以语言文字所造就的审美场域是别种审美文化所无法取代的，作家和读者所创造的感知的是内心的形象，专家称之为“内视形象”或“心象”，它具有超越语言文字的功能，其丰富性、多义性、再生性是独一无二的。作为文学经典的《红楼梦》，其存在、流传、长盛不衰、常读常新。本身就是文学不会消亡的一个铁证。

　　文学作品中，《红楼梦》的被别种艺术样式移植、改编可谓蔚为大观。过去时代的绘画、曲艺不去说，单看当代运用声光电等视听手段的就有在电台长播的评书《红楼梦》，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越剧《红楼梦》和电影特别是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了。这里，不必说那些由原著派生的次生的包括据“秦学”“学术小说”拍成的《之死》系列影视剧，即便是完全忠实于原著的、态度严肃、水平上乘、观众欢迎的影视戏剧作品，也不可能取代原作。当然，它们在普及原作方面，功不可没，并且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里享有盛誉，如越剧《红楼梦》已成为保留剧目，《红楼梦》电视连续剧二十年来不断重播。作为视听综合艺术，自各有其优长，不遑多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唱腔如何优美，表演如何成熟，越剧《红楼梦》其实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红楼梦》了，它仅是爱情悲剧、社会悲剧。原著的深隐丰厚的意蕴不可避免地要被窄化、浅化，以至流失;电视连续剧有憾于此，扩大篇幅、拓宽背景，甚至亦步亦趋地袭用原著的对话……也难以传译原著的精神意蕴;即使今后重拍水平更高,手段更加现代化的影视剧,同样难以令人满意。这本来全不是改编者的问题,而在于《红楼梦》是文学，是凭借语言文字和超越语言文字而生成的心象作用于读者的。当我们阅读小说原著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贾宝玉、林黛玉和各色人物，都有自己构筑的大观园、荣宁府和各种场景，它们是那样鲜活逼真而有流动变幻;尤其微妙的是我们还被小说的一种氛围和节律所感染，说不清是惆怅还是眷恋，是失落还是寻获，仿佛是一种沧桑感、生命感，这大概就是所谓“味”，是文学语言所生成的整体审美效应，是别种艺术形式难以传译和表达的，所能给予人的审美愉悦和精神满足是别种审美文化不能替代的。

　　也许有人会担心，在生活节奏加快、大众传媒发达的现代社会，以传统习惯阅读书面文学包括《红楼梦》的读者是愈来愈少了。现实情况确乎如此。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文学不会消亡，对于《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经典的阅读和赏鉴也不可能被替代，至于红学热度的降温则正是我们期待的。人们看到，新时期以来，文学已经逐渐由中心地位移至边缘，文学包括红学的边缘化是一种回归、一种常态。试想过往以《红楼梦》批判掀起政治浪潮或者用全民评红来推动阶级斗争的年代，难道不是令人心悸的非常时期吗!在正常年代里，《红楼梦》不过是一部小说，如果有谁在那里大肆炒作，呼吁大家都来研究红学，弄到闹嚷嚷、气乎乎，这实在让人觉得异乎寻常，有某种不祥之感。总之红学太热并非吉兆，倒是清冷一些、平静一些，使之归位，回复其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对《红楼梦》艺术生命的真正珍爱和尊重。

　　回归本真不等于无足轻重，《红楼梦》文学文本所创造的诗意空间，能够激发人的想象、丰富人的情感、启迪人的智慧、提升人的精神。对于健全的人生而言，审美等精神需要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种植根于内心的、促进人性全面发展的需要。《红楼梦》是文学，这是常识，是必须守住的一条底线，也是艺术的生命线。守护文学的家园，也就是守护生命的灵性、守护审美的创造，这是不可以被漠视或忽略的。

　　附记：

　　去年(2005)岁末，笔者离京来美之际，正当“秦学”火爆的高潮，其时心中存想了这样一个题目，来美后时间精力有限，手边又无书籍资料，将及半年，方草成此文，大致说了自己想说的话。其间国内师友告知，“秦学”之风已刮到了美国，笔者僻居一隅，无从闻见。自信在寂静中守护文学的家园是一种职责，也是一种福分。

　　写于2006年春夏间

　　(本文发表在《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期)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