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考异》是一部史学评论的著作。清钱大昕撰。约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起,钱氏将多年考史所得,整理编纂,历15年之久,方成是书。嘉庆元年(1796),此书刊刻问世,称潜研堂本。光绪年间,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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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9
《廿二史考异》是一部史学评论的著作。清钱大昕撰。约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起,钱氏将多年考史所得,整理编纂,历15年之久,方成是书。嘉庆元年(1796),此书刊刻问世,称潜研堂本。光绪年间,有长
《廿二史考异》是一部史学评论的著作。清钱大昕撰。约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起,钱氏将多年考史所得,整理编纂,历15年之久,方成是书。嘉庆元年(1796),此书刊刻问世,称潜研堂本。光绪年间,有长沙龙氏刻本和广州书局刻本。1958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此书,增加了新式标点,为现今的通行本。
钱大昕 (1728—1804),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晚称潜研老人。清江苏嘉定 (今上海市嘉定县) 人。史学家,著名学者。钱氏于乾隆 十九年(1754)中进士后,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后历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职。曾奉旨参与《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和 《 一统志》等书的修撰。乾隆四十年(1775),丁忧归里,遂不复出,先后主讲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讲学著述不辍。钱大昕学问渊博,兼通众艺,尤精史学,考证详尽,为乾嘉史学的重要代表。一生著作宏富,除《廿二史考异》外,尚有《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唐学士年表》、《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 等行世。
《廿二史考异》100卷。全书所考上起 《史记》,下迄 《元史》,包括历代纪传体史书二十 二种(即从 二十四史中除去 《旧五代史》 和《明史》),其中以考 《唐书》、《宋史》、《元史》最为详尽。钱氏在书中对各史所考条目。仍按该史原各组成部分的先后次序依次编排。如对《史记》的考订,即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顺序编排条目。
清代通考历代正史的三大名著为钱大昕的 《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 《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 《廿二史札记》。尽管三书形式相类,内容却各有侧重。《廿二史考异》最详于文字校勘、名物训诂和典制考释,尤其对年代、官制、地理沿革以及辽金国语、蒙古世系等方面的考订,极为精审。钱大昕的学问渊博,阮元曾说过:“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见《十驾斋养新录序》)钱氏广泛运用自己在经学、小学、天文、舆地、金石、版本等各门学科中的厚实基础,旁征博采,反复考订,往往使千百年来史籍中未正之讹误,得以正。如他为了订正《宋史》,就前后引用了60余种书籍来和《宋史》对勘,考证极为精密。又如他从范晔避其家讳以及其他附带原因,考出《后汉书·郭太传》中有70余字实为章怀太子注引谢承《后汉书》的文字,令人信服。由于钱氏在考据时,不遗余力地访求善本,不涉虚诞,解释名物,纠正谬误,故其所考校,实事求是,使人读后涣然冰释。更值得一提的是钱大昕考订宋、辽、金、元四史, 用功均深,而治元史是其专门,他通蒙古文,又补撰了《元史艺文志》和《元史氏族表》,充分运用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故在本书中有关 《元史》 部分的考订,令人叹为观止。
《廿 二史考异》中还有 一类专题研究的条目。钱大昕于此集中了相当多的资料,通过综合研究,专门评述了某一问题。如在《汉书侯国考》中,考出了汉代侯国的大小、秩无尊卑、封邑所在以及始封者姓名等等;在《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书》中,提到裴氏注《 三国志》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家无涉者不在数内”; 在《补修唐书史臣表》、《宋奉使诸臣年表》等条目中,都已不是简单的文字校注和章句阐发,完全属于一种综合研究,涉及了历史文化,如脱离《廿二史考异》,亦可独立成文。
除了考异辨误,纠谬注释,《廿二史考异》还体现了钱大昕的史学思想。当时社会上的第一等学问是经学,史学是次要学问,“陋史而荣经”。他却激烈地批评“经正而史杂”的轻视史学的说法,提出“经与史岂有二学哉”,(见 《廿二史札记序》)将史学与经学列于同等地位,实际上也就提高了史学的地位,在撰写《廿二史考异》的实践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治学重点是史学,其他各种专门知识都是用来为治史服务的。在使经学的考据发展到史学的考据,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钱大昕的写作态度极其严谨踏实。一部《廿 二史考异》,倾注了他几十年乃至毕生的精力。在年轻时,他就沉溺于史著的研讨之中,“虽寒暑疾疢,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经年累月,岁有增益,卷帙滋多。从他着手整理编纂,到《廿二史考异》成书,就已花去了十五年时间。这种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以及考史方法,都值得后人借鉴。
由于所处的时代以及阶级局限性,在 《廿二史考异》中,作者对农民起义是反对的,为清廷服务的态度也是明确的,更没有明末清初史学家的那种民族意识。尽管我们可以不去苛求作者,但是,作为以考史为主的著作,在涉及史事评述、史学体例和编纂方法的探讨方面,《廿二史考异》却失于简略。钱大昕甚至认为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这一看法影响了他对史论类著作的评价,也给《廿二史考异》带来了不无遗憾的秕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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