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研究和注释著作。五十卷。清桂馥撰。成书年代约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前后,初刊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间。 桂馥,字冬卉,号未谷。生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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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研究和注释著作。五十卷。清桂馥撰。成书年代约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前后,初刊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间。 桂馥,字冬卉,号未谷。生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卒于
《说文解字》研究和注释著作。五十卷。清桂馥撰。成书年代约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前后,初刊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间。
桂馥,字冬卉,号未谷。生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卒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士,任云南永平县知县。桂馥与戴震等时贤交往,深受乾嘉学派思想影响。桂氏平生博阅群书,喜好金石篆刻,潜心于文字训诂之学,尤其精于“说文学”,是清代“说文学”四大家之一。桂馥从经童试成为生员起到进士及第,前后长达四十余年,“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清史列传》),撰成是著。还著有《说文谐声谱考证》(桂馥去世后,散失数卷),《说文统系图》。此外,还著有《札朴》十卷,《晚学集》十二卷,《缪篆分韵》五卷,《续三十五举》一卷。
《说文解字义证》的“义证”之名来源于《梁书·孔子祛传》“高祖撰《五经讲义》及《孔子正言》,专使子祛检阅群书,以为义证”中的“义证”,意思是研究《说文解字》,“取证于群书”(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附说》)。桂馥著作《说文解字义证》的目的在于通过字经互证来找出《说文解字》中许慎的文字说解与先举经籍用字的使用义(即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词义)二者在词义(义位)方面的同与异;并且通过按照一定的顺序排比字义训释(义位)的方式来找出它们之间在共时和历时上的联系,以此来证明《说文解字》中许慎的文字说解是有客观依据的,不是许慎主观编造出来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语系统和汉字系统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反映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汉语系统变异与汉字系统变异之间的某种共现关系。
《说文解字义证》不依《说文解字》原目分卷,是以篇幅分卷。《说文解字》正文十四篇,在《说文解字义证》中被分成四十八卷。另外许慎自叙、许冲上说文表、汉安帝敕等合为一卷。附录、附说等合为一卷。共五十卷。
在《说文解字义证》的正文部分,桂馥做了以下四项工作。首先,桂馥在对《说文解字》许慎的文字说解(义训部分)所进行的文字字义(词义)考据工作中,重视对汉语词义系统的研究。他在《说文解字》中的每一个正篆及其文字说解下面广泛地引证经籍中具体语言环境中的字义训释(义位),少则几条训释,多则几十条训释。这种作法充分地表现出他非常重视把《说文解字》许慎的文字说解与经籍具体语言环境中的字义(词义)相比较,并且已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把字义(词义)具体地区分为储存义(《说文解字》许慎的文字说解,其中包括词的实义和对汉字造字意图的描写)和使用义(经籍具体语言环境中的字义),关注它们之间的同与异,而更加重视它们之间的同与通。桂氏在《说文解字义证》中并不象类书那样,只是专胪古籍,兼收详载,为后代人研究《说文解字》提供详博的资料,而是为了证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文字说解与经籍中实际使用的字义在汉语言文字的历时发展变异中是“同条共贯”(陈庆镛《说文解字义证·序》)的。在《说文解字义证》中,桂氏用依次序列的文献文字字义考据材料来体现他自己的见解,体现字义(词义)的引申和发展,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区别,而着重于它们之间的联系。王筠称赞桂氏书“征引虽富,脉络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正之。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王筠《说文释例·自序》)。因此,《说文解字义证》读起来使人感到“虽繁而寻省易了” (张之洞《说文解字义证·叙》)。桂馥在《说文解字义证》正文部分所做的第二项工作是,他对《说文解字》中许慎的文字说解(义训以外的部分)所进行的文字考据工作,比较重视同源字的研究。桂氏的具体作法是案而不断,博证以求同源字之间(其中包括有派生关系的和无派生关系的)的字形相通、字音相通、字义相通,“辗转孳乳,触长无方,亦如王氏《广雅疏证》(张之洞《说文解字义证·叙》语),让读者循序渐进,自得其意。关于《说文解字义证》所征引文献的时限问题。有不少人认为《说文解字义证》的不足之处,是桂馥所征引的文献资料,其中有的时间界限后于《说文解字》的成书年代。但是,这种说法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只有把《说文解字》置放在动态的而非理想状态的汉语言文字发展史当中去,人们才能对它进行历史的(历时的)、具体的(共时的)、辩证的(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考察和研究,才能避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这样就必然要包括前《说文解字》汉语言文字史和后《说文解字》汉语言文字史。桂馥在《说文解字义证》正文部分所做的第三项工作,是用《玉篇》、《广韵》、商周鼎彝上的文字来校勘《说文解字》,订正大小徐本传写的讹误。桂馥在《说文解字义证》正文部分所做的第四项工作,是在大徐本《说文解字》每篇的末尾,根据经籍所引《说文解字》而搜补正篆遗文122个字。后代学者对桂氏这项工作颇有批评。有人认为,这些新增补的字,其中有的“颇未尽审”(张之洞《说文解字义证·叙》)。也有人批评桂馥这种增补《说文解字》正篆的作法(见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凡例》)。
《说文解字义证》第五十卷分为卷上和卷下。卷上是《说文解字附录》。桂馥以语录的形式汇集了他所搜集到的前人介绍许慎的情况、前人关于汉字的发生史和发展史的有关论述、前人研究《说文解字》的有关论述、前人关于文字训诂之学的有关论述,以此来显示他自己的语言文字观,并且为初学者阅读《说文解字》指示了读书的门径。卷下是《说文解字附说》。桂馥以“说文学概论”的形式介绍了《说文解字》研究工作中已取得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以此来直陈他自己的语言文字观,并且为后来研究《说文解字》的人指示了作学问的门径。
《说文解字义证》是桂馥脱稿未校之书,长期以稿本流传。后经印林师(许瀚)校雠,数年乃毕。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刊入杨墨林刻“连筠簃丛书”。此刻本流传极少。同治年间,张之洞根据杨本重新刊刻,此即湖北崇文书局刻本。其卷四十之第四十三叶缺,借丁艮善所藏写本补。《说文解字义证》今有三种重要的版本,现均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第一种,清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杨墨林刻连筠簃丛书本。陈介祺校订。第二种,清抄本。王筠、许瀚校注并跋,许瀚、陈东之、陈宗彝等校注。第三种,清抄本,冯志沂校。此外,还有湖北崇文书局刻本等。今有一九八七年齐鲁书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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