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著作。二卷。明王廷相撰。成书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撰者事迹参见《王氏家藏集》条) 《雅述》体例为论说式。主要论述了以下三个方面论题: 一、批判宋儒的理本原论,阐述自己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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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著作。二卷。明王廷相撰。成书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撰者事迹参见《王氏家藏集》条) 《雅述》体例为论说式。主要论述了以下三个方面论题: 一、批判宋儒的理本原论,阐述自己的一
哲学著作。二卷。明王廷相撰。成书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撰者事迹参见“《王氏家藏集》”条)
《雅述》体例为论说式。主要论述了以下三个方面论题:
一、批判宋儒的“理”本原论,阐述自己的一元论宇宙观。该书认为,“元气”是宇宙的本原:“天地之先,元气而已矣。元气之上无物,故元气为道之本。”宋儒把“理”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书中对此进行了批判:“老庄谓‘道生天地’,宋儒谓‘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此乃改易面目立论耳,与老庄之旨何殊!愚谓天地未生,只有元气,元气具则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雅述》认为,宋儒把理作为万物的本原与老庄把道作为万物之本原是同出一辙的。不论是“理”还是“道”,都是精神性的东西,把精神性的“理”和“道”作为自然界的本原与客观事实不合。“理”“道”不能脱离物质性的元气而单独存在,毋宁说它们是寓于元气之中的。书中还说:“天地之间,一气生生,而常有变,万有不齐,故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世儒专言理一而遗理万,偏矣。天有天之理,地有地之理,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理,幽有幽之理,明有明之理,各各差别。统而言之,皆气之化,‘大德敦厚’,本始一源也;分而言之,气有百昌,‘小德川流’各正性命也。”这说明,万物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不同的事物所受的元气不同,而后者又决定了不同的事物具有不相同的理。不能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相颠倒。所以说,元气产生了天地、万物,而不是理产生天地、万物。其产生过程为:“天地未形,惟有太空,空即太虚,冲然元气。气不离虚,虚不离气,天地日月万形之种皆备于内,一氤氲萌孽而万有成质矣。是气也者,乃太虚固有之物,无所有而来,无所从而去。”
二、《雅述》中的认识论思想。《雅述》把人的认识看成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体。它说:“心者,栖神之舍;神者,知识之本;思者,神识之妙用也。自圣人以下,必徒此而后知。故神者,在内之灵;见闻者,在外之资。”说明认识是“神”的作用。“神”指的是意识,是心的一种作用,而“心”则是物质性的东西。认识的起点是人的感觉经验,即所谓见闻之知。人的认识对象是“物理”,“物理”是在外的,如果没有“见闻”这一环节,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对于“物理”的把握的。书中还说:“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不能索而知之。使婴儿孩提之时,即闭之幽室,不接物焉,长而出之,则日用之物不能辨矣;而况天地之高远,鬼神之幽冥,天下古今事变,杳无端倪,可得而知乎?”这说明不接触事物,是无法认识和把握它的。但仅仅停留在见闻之知还是不够的,应该由见闻之知向理性知识过渡:“夫神性虽灵,必籍见闻思虑而知,积知之久,以类贯通,而上天、下地,入于至细至精而无不达矣,虽至圣莫不由此。……夫圣贤之所以为知者,不过思与见闻之合而已。”即将“见闻”与“思虑”相合,长期积累,就能把知识扩展至“上天下地”的广度,推进到“至细至精”的深度。
三、关于“人性论”的论述。《雅述》讲到:“人具形气而后性出焉,今曰‘性与气合’,是性别是一物,不从气出。人有生之后,各相来附合耳,此理然乎?人有生气则性存,无生气则性灭矣。一贯之道,不可离而论者也,如耳之能听,目之能见,心之能思,皆耳、目、心之固有者,无耳、目、无心,则视听与思尚能存乎?’这说明性与气不是分开的,而是合而为一的。宋儒把性与气分开,在理论上是谬的,犹如把视听与目耳相分之可笑。在这一基础上,该书认为,“性”有善、恶之分,圣人之性为善,众人之性为不善。原因是“以圣人之形气纯粹,故其性无不善耳;众人形气驳杂,故其性多不善耳”。
《雅述》所阐述的宇宙论、认识论、人性论思想为明清思想家批判、总结前人的哲学成果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因此该书成为宋明、明清之际哲学史上承先启后的环节。
《雅述》一书后收在《王氏家藏书》中。又见《王廷相哲学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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