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符经》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阴符经》是道家道教的经典著作。旧托黄帝撰,《新唐书·艺文志》始著录。关于此书的出世年代,有多种推测:北宋程颐认为非出商末即出周末。邵雍以为战国时书。明胡应麟说即《战国策·秦策》载苏秦所读之《阴符》,出战国以前。近人梁启超说成书于战国末年,今人李养正亦持此说。清姚际垣断为北魏道士寇谦之所作,盖据唐末道士杜光庭《神仙感遇传》所载神仙传说,其说唐玄宗时人李鉴于嵩山虎口岩得此书,题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之名山,用传同好。”近人余嘉锡推测为东晋道士杨羲所作。宋黄庭坚、朱熹则又说是李鉴所为。今人王明推测此书约成于531—580年之间,理由是:题称“大魏”云云,在531年改魏为大魏之后,唐初褚遂良有写《阴符经》帖传世,欧阳询《艺文类聚》亦引其文。则《阴符经》为隋唐以前著作无疑。此文主要有两种传本,亦即最早的两种注本。皆出唐玄宗朝,一为李鉴注本,一为张果注本。李鉴注本300字,得之嵩山。张果注本《叙》称“偶于道经藏中得《阴符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果《阴符经太无传》一卷”,按太无先生乃张果道号,可知张果注本中“传曰”云云为原注,注中以太公、诸葛亮、李鉴等人注为是非得失则为后人标识误入注中,是太公等伪托之注出张果之后,此本较李鉴注本多112字左右。此书以为天地自然的运行之道,可以认识、可以掌握,使行为暗合天道,故名“阴符”。自传世以来,为此书作注疏者甚多,《道藏》收有解注或集注20余种,数十家,自李鉴、张果外,有朱熹、夏元鼎、沈亚夫、袁淑真、俞琰、刘处玄、侯善渊、王玠等人。明清时唐顺之、吕坤、焦竑、李光地、徐大椿、董德宁等人亦有注本传世。

　　该文或300字或400余字,言精简而理深弘。首句“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与300字本末句“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相呼应,为该文大纲,亦其立言之前提。“天之道”即自然之道,是蕴含在自然运动和社会变化中的规律。对规律的观察和运用,具体表现为对时物文理,亦即对时机与条件及其变化必然性的掌握上。自然运行的规律该文概括为“五贼”,说:“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乎心,施行在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五贼即五行,汉化学术重五行相生,该文则重五行相克,如说“火生于木,祸发必克”,“沉水入火,自取灭亡”。处于运动变化中的万事万物,具有此五种属性,其中包含着矛盾与对立,这五种属性决定了自然的循序运行与变化,反映出自然运动固有的阶段和过程。五行相克亦即“阴阳相胜”,如说:“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阴阳相胜和五行相克所决定的事物运动过程及阶段性,既微妙,不同于四季循环,所以律历不能反映出来;又非常显著,比现象世界纷繁复杂的变化更清晰。天地自然是运动着的,运动中有规律可循可执,规律则可以概括为“阴阳相胜”和“五贼”即五行之相生克,这是该文的基本理论。

　　其次,该文论述了由天地人构成的宇宙系统中的矛盾。如说:“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 ,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变定基。”“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方既安。”“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自然和社会的运动变化,都必由渐变而突变,所谓“杀机”,即突变的矛盾激发点,这个激发点兆启于天地或兆启于人,都会打破原来的平衡。由天地人构成的宇宙系统,是以适宜的盗夺,亦即渐变中的矛盾维持平衡状态的。在自然和社会的运动变化将要发生突变时,如能抓住“杀机”或“盗机”,因应自然和社会突变的矛盾激发点而起而作,便能底定天下,是曰君子,反之则为小人。

　　最后,该文论述了运用其理论的一些具体方法,如说:“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窃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擒之制在气”。等等。并认为运用其理论在于以不神而神,即不落于形迹之神秘而得常见常事中之神妙。另外,该文还论述了①矛盾转化的观点:如说:“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②内在矛盾导致物自体毁灭的观点:如说:“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③认识论观点:如说:“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等等。

　　后代注家发挥该文义旨,主要有兵家和道教内丹二派,沈亚夫、袁淑真属兵家,道士解注则从内丹修炼出发。该文自传世以来,即被视为道教经典,其“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等理论观点,对内丹道理论的最终形成,曾起到了确立理性至上而否定神灵至上的作用,内丹家多以其说与《周易参同契》丹道流变中“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的观点相印证,又以五行颠倒的所谓“逆则成丹”发挥其“五贼”之义。近代以来,学者更关注该文在哲学理论上的建树,梁启超说该文“思想与二书(指《易 ·系辞》和《老子》)相近”。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评该文“是南北朝时期最高水平的认识论哲学论文”,“是南北朝道家哲学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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